前次在山尊同志追思會上，我曾說：“山尊是排‘大戲’的人。”所謂“大戲”，不是指大型的劇本，多大的舞臺空間，是指他導演的戲，有一種很大的氣勢，很大的內(nèi)涵表達。

　　我們經(jīng)常會提到他導演的《帶槍的人》，這部蘇聯(lián)戲早在延安就上演過，是一出革命的戲劇。1957年，山尊選排了這個戲，我們沒有看到過蘇聯(lián)哪個劇院演的這部舞臺劇，但看了蘇聯(lián)拍攝的同名電影，可以說，山尊導演的北京人藝演出的《帶槍的人》，比那部電影更精彩。

　　《帶槍的人》這個戲并不容易演。可是論演員，刁光覃完全不遜于我們敬佩的蘇聯(lián)演員，既有鮮明生動的人物外部特征，又有“從自我出發(fā)”而產(chǎn)生的藝術(shù)真實感；田沖則比這部電影里的雪特林更勝一籌，堪稱極具“演員天性”的表演境界。

　　山尊的導演處理是值得稱道的，譬如那斯莫爾尼宮，他第一次使用了首都劇場的轉(zhuǎn)臺，山尊不保守，喜歡新的“嘗試”，“有轉(zhuǎn)臺干嗎不用？”但他不是玩形式，臺上這一轉(zhuǎn)，把“十月革命”的緊張、忙碌、充滿激情的革命氣勢呈現(xiàn)得那么充分，并且使列寧的出場、列寧和帶槍的人雪特林的相見，表達得印象深刻到極致。

　　《帶槍的人》是北京人藝的一部大戲，是山尊有代表性的，氣場、革命氣勢很大的一部作品。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廠當時用一期新聞周報，記錄下來這部戲的重要片段，現(xiàn)在北京人藝應該有這份資料。

　　山尊的另一部導演代表作《日出》，這是他在蘇聯(lián)專家主持的導訓班進修的畢業(yè)論文，《日出》導演計劃集文成書。1956年，山尊把它實地制作成一部人藝優(yōu)秀保留劇目。《日出》是曹禺院長很難排的一部戲，曹禺先生說：“我喜歡寫人。”他年輕時把社會各階層的人物寫得那么淋漓盡致，它不靠離奇曲折的故事，而是由“活生生的人物”組成的眾生相，凝結(jié)為“活生生的社會生活”，有腐朽的金錢堆砌的所謂“上流社會”，三教九流，不乏人渣、寄生蟲，還有掙扎在最底層的小人物！

　　它的深刻性，仿佛是以形象解讀《資本論》，但它又是最難演繹的劇本。弄不好就可能流入“低俗”，舞臺上最忌展覽丑陋。

　　但是就我所見過的《日出》，山尊導演的這一部，有眾多才華的演員刻畫的人物是入木三分，鮮明鮮活———胡四，一個俗的那么容易讓人犯嘔的人物，讓董行佶演繹到極致，這是很有文化品位的一出藝術(shù)創(chuàng)造，葉子大姐把一個翠喜演活了，這充分體現(xiàn)了人物帶有一顆“金子般的心”，這都是至今難以超越的。還有其他人物，一部眾生相的群戲。

　　不但是大戲，山尊把握“大魚吃小魚”、帶血的“資本”，鉤心斗角、掙扎……的社會背景。人藝這臺《日出》的價值在于，他把這樣一出三教九流、世俗生活的戲演繹得那樣形象、鮮明、生動，站在高文化品位的角度呈現(xiàn)在舞臺上，他不是取悅觀眾，而是有很強的震撼力，啟人思考。

　　應該說，北京人藝演劇風格的形成，有山尊一份功勞。大氣、高文化品位，是人藝風格的重要因素。

　　不只是大型劇目，山尊導演過一出獨幕劇———丁西林的喜劇《群猴》，那是很難排的，過去常以鬧劇（Farse)形式演出，山尊導演的處理是充分“鬧”而不俗的，是一出很大氣的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