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畫作（選自汪朗《刁嘴》，三聯(lián)書店2014年1月版）

　　《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閑錄》

　　汪曾祺先生有本書叫《蒲橋集》，是取其當時居處蒲黃榆一座橋的名字。那座橋并不美，附近環(huán)境也差，不了解情況的讀者或許會以為是很幽靜的地方。我讀過那本書，很是佩服。心想他在無趣的地方，卻寫了那么豐富的性靈之作，真是于紅塵中得大自在、逍遙閑游的智者。偶和他接觸，忘不了的是他的目光，以及他講話的聲調(diào)，是有劉勰所說的情采在的。印象里，這些和他的文字一樣有趣。他曾給我編的副刊寫過文章，字跡清晰漂亮，一氣呵成，出神入化。明清文人的小品和“五四”學人的風骨都有一些，自己又獨創(chuàng)一路，卓絕于藝林，現(xiàn)在這樣的老人已難見到了。

　　汪曾祺去世十年后，我策劃了他的生平展覽，把汪家珍藏的大量手稿和書籍借來，令人大飽眼福。汪先生的手稿保存得不太多，像《受戒》那樣的名篇的底稿，早就不知哪里去了。但留下來的幾十篇手稿讓我了解了先生修改作品的思路、其間的趣事，可以想象他的為文與為人之道。他的手稿分為兩部分，一是“文革”期間的樣板戲作品，二是新時期創(chuàng)作的小說、散文。讀到那些熟悉的文字，似乎又見到了那位可愛的老人。

　　汪曾祺改作品，細致得驚人。比如《沙家浜》的劇本，就幾易其稿，透出“文革”時期寫作的背景與心態(tài)。汪家保存的《沙家浜》底稿有兩冊。一是一九六五年的版本，一是一九六九年的修改本。后者修改了三百多處，遣詞造句，分外小心。

　　看前輩修改作品，每每生出一種敬意。汪曾祺的身上有舊文人習氣，精神則是現(xiàn)代的。生活上可以馬馬虎虎，而審美的過程絕對講求純凈。這意識似乎太古板，但汪曾祺的成功，也就在這個層面上。瀏覽先生的遺墨，看其修改文章的過程，大致有以下的特點：多余的話刪，露骨的話刪，刺人的話刪，忌諱的話刪。這樣的結(jié)果是樸素、自然，將難言之語隱去，有時不免過軟，似乎逃逸著什么，其實也在求索著什么。作品仿佛出水的芙蓉，清麗脫俗。你毫不覺得作品是雕琢出來的。他的刪改文字，力求呈自然之態(tài)，沖淡里見深思，和知堂、沈從文的風格略微接近，又多了《夢溪筆談》、《容齋隨筆》式的筆意，雜以現(xiàn)代詩的空幻婉轉(zhuǎn)，遂成奇調(diào)。形似古風，又勝似古風。

　　汪曾祺的手稿很美，干干凈凈，有古人的儒雅。他的文章一般一稿而成，偶有修改，不破壞整體美感。他的字很好，是清儒的那一路，內(nèi)涵講究。沈從文的字也好，但章法不及汪曾祺，字在紙張上漲得太滿，有擁擠的感覺。汪曾祺手稿的段落大小、字距等方面都有講究，無意間是多氣象的。我對照他們師徒間的差異，覺得大概和汪曾祺是個畫家有關(guān)。沈從文的審美氣是自然流出的東西，汪曾祺乃穿過了唐宋墨跡的才子字，透出更為美麗的氣息，讀起來很是舒服。

　　現(xiàn)代作家的手稿，有迷人氣息者多多。他們中許多人的學識今人只能仰望，流傳于世間的多為正史，面目都很純正，有的像是被供起來的樣子，不敢讓人親近。但你如果看這些手札與書影，背后的故事則可使人有讀野史般的快慰。我看那些作家的手稿時，不禁胡亂猜想：茅盾的字秀雅清美，可他寫出了史詩般的《子夜》，那就沒有江南才子的婉約，反倒似北方漢子的氣魄了；郁達夫的字有點像周作人，古拙得很，但又少了周氏的含蓄，好像直露的東西多。字與人是統(tǒng)一的。周作人的書卷氣與隱逸氣，郁達夫就沒有，所以他不會走周作人的路，也可由此找出蛛絲馬跡的。這都是胡亂的猜想，可想起來實在也有趣味。老舍的書法，很滑稽，像是微笑的樣子，有時讓人想起孩子的臉，但又多了一種幽默搞笑的痕跡，你自然能讀到他內(nèi)心的大愛吧。朱光潛的手稿，能看出文雅與寧靜之氣，聯(lián)想到他文章的沖淡凝重，不與俗調(diào)為鄰的生活，真是契合無間。讀作家的書，知道他們的精神色調(diào)如何，而手稿則讓我窺見其性格與氣質(zhì)。也許懂書法的人能看出更多的門道，我這樣的外行怎能亂說！記得一位前輩看到古人的書法，曾告我：這是生病時的字。我大為驚異，后來查那人的年譜，果然如此。

　　我們看文人的手札，是能夠嗅出其間的氣息的。中國的漢字，乃一門藝術(shù)。總覺得漢字應是手寫的，而非電腦生成的。因為是手書的藝術(shù)，便有繪畫的功能，是一種美。所以文學的寫作，也有美的因素，書法與詩意雙疊，妙則妙矣。汪曾祺生前喜歡品評文人的字畫，對書法的興趣很濃。他談書法時，眼光很毒，一下子就能發(fā)現(xiàn)其中的內(nèi)蘊，優(yōu)劣一目了然。比如他在《談題畫》一文中說：

　　字要有法，有體。黃癭瓢題畫用狂草，但結(jié)體皆有依據(jù)，不是亂寫一氣。鄭板橋稱自己的字是“六分半書”，他參照一些北碑筆意，但是長撇大捺，底子仍是黃山谷。金冬心的漆書和方塊字是自己創(chuàng)出來的，但是不習漢隸，不會寫得那樣均。

　　在許多文章里，汪曾祺談到了文人的字和學問的關(guān)系。在《文人與書法》一文里，他寫道：

　　自古以來很多文人的字是寫得很好的。

　　李白的《上陽臺詩》是不是真跡還有爭議，但杜牧的《張好好詩》沒問題。宋四家都是文學家兼書法家。有人認為中國的書法一壞于顏真卿，再壞于宋四家，未免偏頗。宋人是很懂書法之美的。蘇東坡自己說得很明確：“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他本人確實懂字。他的字很多，我覺得不如蔡京的，蔡京字好人不好，但不能因人廢書。

　　也有文人的字寫得不好。我見過司馬光的一件作品，字不好。

　　四川樂山有他一塊碑，寫得還可以。他不算書法家，但他的字很有味，是大學問家寫的字。大學問家字寫得不好的還有不少，如龔定庵。他一生沒當過翰林，就是因為書法不行。他中過進士，但沒點翰林。他的字雖然不好，但很有味。這種文人書法的“味”，常常不是職業(yè)書法家所能達到的。

　　這是真懂字的人的獨抒之見，不是隨意的亂說。我讀過他許多議論文人與書法的話，都是肺腑之言，非我們這些俗人能通曉的道理，他都講出來。我暗想，汪曾祺的文章好，大概也因為他通書法，那些筆墨間的閑情，我們何能得到？而這些，都融化到他的血液里了。

　　八十年代，有人說他是最后一個士大夫，有一點夸大，但也并非沒有道理。因為那時候有他這樣的修養(yǎng)的人，的確不易見到了。而在汪曾祺之前的作家里，那樣通曉筆墨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呢。

　　當代的作家，字寫得漂亮的不多，總覺得他們的文字缺少了什么，那就是古人的筆墨功夫吧。

　　（摘自孫郁著《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閑錄》，題目由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