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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

2021年03月27日 09:21  |  來源:中國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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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jié)篇

母體的回歸

一體與多元的概念,曾糾葛于上世紀中國兩大學者。

第一個是顧頡剛。新文化運動造就了一批剛猛的激進者,顧頡剛算一號。1923年,這位30歲的蘇州青年,猛烈抨擊三皇五帝,認為上古史是儒家一層層“壘造”而成96。他主張用實證的方法審查一切,誰要想證明夏、商、周的存在,就必須拿出夏、商、周三代的證據(jù)。他用社會學、考古學方法在古籍間相互對照,“敢于打倒‘經(jīng)’和‘傳’‘記’中的一切偶像”97。這個運動發(fā)展到極致,就是“夏禹是條蟲”。胡適對此大加贊揚,“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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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

運用這種方法,顧頡剛提出要否定“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來一統(tǒng)”。他認為,古代“只是認定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始祖,并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嘗要求統(tǒng)一”!98“疑古論”一出,思想界地動山搖,瓦解了歷史,就瓦解了“中國認同”。但顧頡剛不以為意。在他的眼里,只有這樣一種全新的方法,才能將腐朽的2000年知識譜系予以再造。他和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人物們一樣,都奮力于創(chuàng)造一個嶄新的中國。

然而,最早質(zhì)疑中國上古史的,不是顧頡剛,是二戰(zhàn)前的日本東洋史學家們99。20世紀初,這些史家們以東方民族的眼光敘述東亞文明的興衰、民族間的此消彼長與邦國興亡。其代表人物白鳥庫吉用實證史學方法提出,堯舜禹并不真正存在,不過是后世儒家杜撰出的“偶像”。本來就受乾嘉考據(jù)精神影響的顧頡剛深深服膺白鳥庫吉,也高喊“打倒上古史”。

但這批所謂的東洋史大師一面搞學術(shù)創(chuàng)新,一面卻發(fā)展出一套完整的“以種族解構(gòu)中國”的理論,如“漢地十八省”論、“長城以北非中國”論、“滿蒙藏回非中國”論,“中國無國境論”、“清朝非國家論”、“異民族征服乃幸福論”等。這成為今天美國“新清史”觀的前身,也是李登輝等獨派們的依據(jù)。東洋史大師們還認為,魏晉南北朝以后,“古漢人”已然衰敗,而滿蒙民族又有妄自尊大的“夷狄病”。只有日本,集合了北方民族勇武精神與南方漢人精致文化的優(yōu)點,是拯救東亞文明之弊的“文明終點”。而日本文化是在中國文化刺激下成長起來的子系統(tǒng),具有承接中華文明的資格,中華文明的中心將轉(zhuǎn)移到日本。

顧頡剛們警醒了。面對“九一八”的戰(zhàn)火硝煙,曾經(jīng)傾心于東洋史學的他,終于明白了學術(shù)與政治的關(guān)系。

1938年,他目睹日本在西南繼續(xù)挑動泰語和緬語族的獨立,又受到傅斯年的精神撼動100,終于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論。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扶杖到桌案前寫下了《中華民族是一個》101。他反對使用“民族”來界定國內(nèi)各族群,建議改用“文化團體”,因為“自古以來的中國人本只有文化的觀念而沒有種族的觀念”。實際上,顧頡剛在這里提出了“國族”的概念,即“同屬一個政府統(tǒng)治下的人民”屬于同一的國族,即中華民族。

他拿自己的出身舉例,“我姓顧,是江南的舊族,想來總沒有人不承認我是中國人或漢人的了;但我家在周秦時還是斷發(fā)文身的百越之一,那時住在閩浙的海邊,不與中國通,實在算不得中國人。自從我們的祖先東甌王心向漢朝,請求漢武帝把他的人民遷到江淮之間……我們再不能說我們是‘越民族’而不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了”。

一貫認為“三代續(xù)統(tǒng)”是后儒編造的顧頡剛,開始論證商周之轉(zhuǎn)化,“連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說,‘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了。他并不想說‘你們是周民族,我們是商民族,我們應(yīng)當記著周公東征的舊恨’;他卻愛慕周公到極度,常常夢見周公。”“試想這都是何等的氣度,那里存著絲毫窄隘的種族觀念”102!

《中華民族是一個》發(fā)表后,引起了一場著名討論,質(zhì)疑者是一個更年輕的人類學與民族學學者費孝通。他時年29歲,和顧頡剛是蘇州老鄉(xiāng),剛從英國留學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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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

費孝通認為“民族”是根據(jù)文化、語言、體質(zhì)的分歧而形成的團體,是科學概念。中國國內(nèi)確存在不同的民族,這是客觀事實,不必為了謀求政治上的統(tǒng)一而刻意去消除各族的界限,不用擔心敵人使用“民族”概念與喊出“民族自決”來分化中國。他強調(diào),“文化、語言、體質(zhì)相同的人民不必是屬于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都不必是一個文化、語言團體”103,因為民國的現(xiàn)實正是多政治中心,中國歷史上也有多個政權(quán)分立的時期。

聽到這些,顧頡剛雖纏綿病榻,卻如“骨鯁在喉”,又爬起來寫了《續(xù)論中華民族是一個》,反駁說,中華民族的“國族性”是足夠強大的,“分化”是“不自然的局面”。只要分裂的武力稍弱一點,人民就會自發(fā)結(jié)束分化局面。如果“長久分立”有天然的安定性,則中國早就支離破碎而不成為一個民族了104。他在文末甚至怒吼道——“等著罷,到日軍退出中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見一見東北四省和其他淪陷區(qū)的人民是怎樣的給我們一個好例子了”105!

對于前輩的病怒,費孝通沉默了,沒有再做回答。“中華民族到底是一個還是多個”,成為一樁沒有結(jié)論的公案。

41年后,顧頡剛?cè)ナ?1980年),時年87歲。又過了8年(1988年),78歲的費孝通發(fā)表了題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長篇演講。他承認存在“中華民族”這樣一個自在實體。他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xiàn)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jīng)過接觸、混雜、聯(lián)結(jié)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tǒng)一體”106。

又過了5年,費孝通回到蘇州老家參加顧頡剛紀念會,第一次對60多年前的公案做出回應(yīng)——“后來我明白了顧先生是基于愛國熱情,針對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成立‘滿洲國’,又在內(nèi)蒙古煽動分裂,所以義憤填胸,極力反對利用‘民族’來分裂我國的侵略行為。他的政治立場我是完全擁護的”107。

有批評者認為,費孝通的“多元一體”理論不過是在“一個”與“多個”之間找了一種折衷的、彌合的“政治性說法”。但費孝通認為,根本問題在于,用西方的民族概念是無法來描述“中國的民族”的?!拔覀儾粦?yīng)該簡單地抄襲西方現(xiàn)存的概念來講中國的事實。民族是屬于歷史范疇的概念。中國民族的實質(zhì)取決于中國悠久的歷史,如果硬套西方有關(guān)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圓其說”108。

費孝通還對自己晚年的轉(zhuǎn)變解釋說,“我在曲阜孔林兜圈時,突然意識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體這個秩序嗎?而他在中國成功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華民族。中國為什么沒有出現(xiàn)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蘇聯(lián)那種分裂局面,是因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心態(tài)。”

顧頡剛與費孝通的糾結(jié),反映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路——既渴望用西方概念來改造中國的知識傳統(tǒng),卻發(fā)現(xiàn)西方經(jīng)驗無法概括自身文明;既渴望獨立于政治的西方學術(shù),又發(fā)現(xiàn)西方的學術(shù)從來離不開政治。最后,他們都回歸到中華文明母體。

他人的視角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喪失了政治與文化話語權(quán),“歷史中國”都是由西洋和東洋來書寫。兄弟手足對彼此的認知,都是由外來學術(shù)框架去塑造。

比如,有大漢族主義觀點認為“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有狹隘民族主義觀點則認為“滿蒙回藏非中國”。這都是當年“東洋史”的遺毒。

比如,有些史家試圖用“意識形態(tài)”來對標西洋史。當西方說“大一統(tǒng)”是專制原罪時,他們就將“專制”歸罪于元清兩朝。說漢唐宋本來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開明專制”,離西方不算遠,結(jié)果被游牧民族的“主奴觀念”改造成了“野蠻專制”,明朝的高度集權(quán)是元朝軍事制度的殘余,中國沒產(chǎn)生資本主義是因為被清朝斷了萌芽。得出如此結(jié)論,是因為他們沒深入研究中國未能誕生資本主義的內(nèi)在邏輯。

比如,當西方認為中國因缺少“自由傳統(tǒng)”沒有發(fā)展出所謂的民主制度時,有些史家就開始論證,“農(nóng)耕文明”代表專制,“游牧文明”代表自由。如果元朝不被明朝推翻,那中國早在13世紀就有了一個商業(yè)與律法之上的社會形態(tài)。他們沒弄清,所謂“自由精神”的殊榮只屬于西方的哥特與日耳曼人,從不屬于東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在孟德斯鳩筆下,同樣是征服,哥特人傳播的是“自由”,而韃靼(蒙古)人傳播的是“專制”(《論法的精神》)109。在黑格爾筆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臘羅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體東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歷史哲學》)110。

這些紛爭與攻訐,都來自于我們總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維的益處,卻也經(jīng)常受制于國際政治的裹挾。過去如此,未來亦是如此。

中華文明并非沒有過“種族”觀念,但另有一股更強大的“天下”精神將其超越。隋朝大隱士王通,教出了初唐幾乎整個將相集團。他身為漢人,卻說中國之正統(tǒng),不在漢人之南朝,而在鮮卑之孝文帝111。因為孝文帝“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112。此為真正的天下精神。

其他族群亦如此。

藏族與蒙古族信奉佛教,無論藏傳漢傳,都有“消除分別心”的教義113。中國穆斯林“伊儒匯通”傳統(tǒng)中也有“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國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說,綱常倫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114 之訓(xùn)導(dǎo)。這種打破族群壁壘的天下精神,是中華文明的底色。一部中華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歷史。

中華民族融合中還充滿著深沉情感。寫于晚明的蒙古《黃金史》中說,永樂皇帝是元順帝的遺腹子,通過靖難之役讓明朝皇統(tǒng)又秘密回到了元朝,直到滿人入關(guān)才結(jié)束“元的天命”;寫于明初的《漢藏史集》中說,元朝是“蒙古人執(zhí)掌了漢地大唐之朝政”115,宋末帝(蠻子合尊)并沒有在崖山投海,而是前往西藏修習佛法,成為薩思迦派的高僧,最后轉(zhuǎn)世為一位漢僧叫朱元璋,奪取了蒙古皇位,還生了一個面貌酷似蒙古人的兒子叫朱棣。用“輪回”與“因果”把宋元明三朝編排成“互為前生后世”,這不是正史,而是宗教野史傳說,是當時的人們對大中華你我互有的樸素共識,是不同族群表達“命運共同體”情感的不同方式。這些情感,是僅憑外來理論描述中國的人難以理解的。

深沉的情感才能產(chǎn)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實的構(gòu)建。最終,中華民族的故事還要由我們自己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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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東曲阜的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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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南洛陽的北魏孝文帝長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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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拉薩的民俗——泥塑“金猴獻桃”

自己的故事

中國東晉南北朝300年的故事,政權(quán)、人物、事件太多太雜,一看就亂,一亂就煩,是一段最難寫清的歷史。而中華民族重新塑造與中華文明轉(zhuǎn)型升級的密碼,恰恰蘊藏在這300年中。如果沒耐心走進去看看、轉(zhuǎn)轉(zhuǎn)、站站,就難以找到自己的出處。

拿“三國演義”作例。這部書幾百年來被人說爛了編爛了,無數(shù)版本無數(shù)遺跡。不愛史的年輕人以為,中國歷史就這一部區(qū)區(qū)“三國”。實則“三國”也就60年,且是中國歷史最落后的時段。中國人口在明朝晚期玉米土豆沒引進來之前,一直是2000萬到6000萬間,可三國時人口竟降到1000萬,書中那些動輒幾十萬大軍之戰(zhàn)全是演義。除了曹氏父子文治武功外,三國豈能與之后300年壯闊史詩相提并論。在那300年中,出現(xiàn)過好幾次更大規(guī)模的“三國鼎立”。其中的政治局面之復(fù)雜,君臣將帥之智勇,兵員規(guī)模之宏大,歷史影響之劇烈,更非“三國演義”能比擬。

一是東晉據(jù)江南,與匈奴劉氏漢趙、羯人石氏后趙三國鼎立;二是東晉與鮮卑慕容前燕、氐人前秦三國鼎立;三是東晉與羌人姚氏后秦、鮮卑慕容后燕三國鼎立;四是劉宋據(jù)江南,與匈奴赫連大夏、鮮卑拓跋北魏三國鼎立;五是齊梁據(jù)江南,與東魏、西魏三國鼎立;六是陳朝據(jù)江南,與高氏北齊、宇文氏北周三國鼎立。這里面改變歷史的英雄故事數(shù)不勝數(shù)。有聞雞起舞、中流擊楫的劉琨與祖逖;有石勒與漢人軍師張賓的“鄴城對”;有前燕、前秦與東晉北伐爭雄的幾場大戰(zhàn);有王猛作為“苻堅之管仲”、慕容恪作為“前燕之霍光”、劉裕作為“司馬德宗之曹操”116 等幾大英雄之大智大勇;有苻堅率百萬大軍渡江的氣勢(中國古代百萬規(guī)模渡江唯此一例)及被殺前的從容;有崔浩如此功勛而被冤殺時幾十個衛(wèi)兵向他撒尿的慘景117。最具戲劇性的風云際會,是26歲的宇文泰扮做使臣,偷窺37歲正值巔峰的高歡那一幕。此時高歡霸業(yè)已成大半,宇文泰暗自思量,如高歡是真英雄就束手歸降,如與我不分伯仲就再打到底。朝堂上,一邊是宇文泰審視高歡半天后決意不降而飛速西返,一邊是高歡看這使臣“小兒眼目異”而心有所感,發(fā)兵狂追不及。這一幕決定了歷史118。高歡成北齊之祖,宇文泰成北周之祖,雙方10年5場大戰(zhàn),涌現(xiàn)出一大批名將,如高敖曹、竇泰、王思政、韋孝寬等。跟著宇文泰的那批關(guān)隴將帥中,楊忠的兒子楊堅成了隋朝開國皇帝,李虎的孫子李淵成了唐朝開國皇帝,獨孤信長女是北周明帝皇后,七女是隋帝皇后與楊廣之母,四女是李淵之母李世民之祖母。而高歡這邊的大將在他生前皆已凋謝,死后剩下一個只服他而不服其子的跛子侯景,僅帶殘兵八千南下,竟將少年英武老年佞佛的梁武帝活活餓死,傾覆了梁朝。

除了“帝王將相”的故事,還有“文人墨客”的故事。南朝的《子夜歌》,北朝的《木蘭辭》,鮑照的邊塞詩,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共同孕育出唐詩。江淹的恨別二賦被李白反復(fù)摹寫,庾信的《哀江南賦》被杜甫終生吟誦。王國維把“六朝之駢語”視為楚辭漢賦與唐詩宋詞之間的“一代文學”。119 更不用說蕭統(tǒng)的《昭明文選》是中國最早的詩文總集,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理論集大成,鐘嶸的《詩品》是中國第一部詩學專著。

還有戰(zhàn)火頻仍中的佛教中國化故事。五胡入華大亂之際,西域胡僧佛圖澄被石勒、石虎奉為國師,他用異能方術(shù)與因果學說不斷勸二石效“王者”行“德化”120。后趙滅亡后,佛圖澄弟子道安一路弘法南下襄陽,首次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打破“沙門不敬王者”的教條121。苻堅為了迎取道安而出兵攻占襄陽,道安到長安后向苻堅推薦從未謀面的龜茲高僧鳩摩羅什。苻堅為鳩摩羅什打下西域,但大軍剛將他接到半路,前秦滅亡,16年后后秦將他迎到長安當國師時,推薦他的道安早已圓寂。鳩摩羅什不忘東行初心,譯經(jīng)數(shù)百卷,為大乘中觀佛學與中國古典哲學相通奠定基礎(chǔ)。南北政權(quán)隔江分治,但南北佛教交流從未中斷,道安的大弟子慧遠南下廬山東林寺傳法,慧遠弟子道生又北上長安向鳩摩羅什求學。與此同時,建康的幾大名僧亦很活躍。其中,法顯從北朝長安越蔥嶺到印度取經(jīng),再經(jīng)南洋海路回歸南朝建康,歷30國15年,一部佛國游記竟成南亞諸國史料的考據(jù)。不僅南北,自苻堅打通西域后,中印僧人你來我往,達摩也因此將禪宗帶到中國。佛教各大學派主要在這300年中創(chuàng)立,經(jīng)過多番曲折,他們初步理順了佛教與政權(quán)的關(guān)系,從此確立了“政主教從”;初步理順了佛教與父母的關(guān)系,從此因果與孝悌沒有矛盾;初步理順了佛學與中國哲學的關(guān)系,為日后禪學與理學的發(fā)展開啟先聲。

300年中的故事很多,最重要的故事還是中華民族胡漢一家的故事。我們是誰?是漢族人是蒙古族人是藏族人是維吾爾族人還是滿族人?看了這300年就明白了什么叫中華民族,什么叫中華文明,什么是自己的身份認同與精神世界。希望中國年輕人多看看,希望文化人多看看,也希望西方人多看看。300年里的故事時而驚心動魄毛發(fā)俱張,時而凝神深思激越蒼涼。

有一首歌叫“敕勒歌”。大家都聽過哼過。有誰知道它竟誕生于一片刀山血海的戰(zhàn)場之中?高歡與宇文泰打了10年,敗多勝少,最后一戰(zhàn)在河?xùn)|玉壁城下。546年深秋,黃河嗚咽,霜風肅殺。高歡20萬大軍連攻50日,死傷枕藉仍未奏功。一生智算無敵的高歡眼見得此生再也滅不了宇文泰,再也統(tǒng)不了天下,只能下令撤軍。走時匆促,7萬陣亡將士尸體來不及安葬,只好聚填在一個大坑中。返回晉陽后,他強撐病體穩(wěn)定軍心,命將軍斛律金領(lǐng)唱“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鮮卑語的唱詞繞梁不絕,周圍將帥臣僚全體合唱。想著10年間戰(zhàn)死的數(shù)十萬將士,看著自己一頭白發(fā)萬里河川,高歡潸然淚下。此歌由此流傳。122 與此同時,西邊的宇文泰恢復(fù)了周禮所載的黃鐘大呂與雅樂正音,還依周禮設(shè)置了六官與六學。30年后,北周滅了北齊,開出了隋唐。

高歡是鮮卑化的漢人,宇文泰是漢化的匈奴人,他們都是這300年中華民族融合史中典型的中國人,他們打仗都不是為了族群利益而是為了統(tǒng)一天下。對這些,如果中國年輕人不去體悟堅守,如果西方年輕人不去了解理會,中西方文明就總隔著一層紙而說不透。如同那首敕勒歌,誰關(guān)心它的來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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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安徽淮南的淝水古戰(zhàn)場遺址

編輯:周佳佳

關(guān)鍵詞:羅馬 參見 中國 族群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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