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二十四史中的第一本，便是他撰寫的《史記》。其實，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約前165—前110年)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其辭世時曾對司馬遷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從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駶h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即叮囑司馬遷繼承他的事業(yè)，寫好史書。

雖未能完成一部史書，但作為史官，司馬談接觸了官府大量文獻，積累了大量資料，為《史記》的撰寫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史記》中《刺客列傳》《酈生陸賈列傳》等篇的贊語，也由司馬談所作。

司馬談的學術(shù)淵源

論及司馬談，人們說得最多的還是他那篇《論六家要旨》。這篇文章只有千字左右，但在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上有著重要意義?？梢哉f，司馬談能寫出這篇文字，一是因為他的學識，二是淵源有自。

就前者而言，司馬談年輕時曾隨當時著名天文學家唐都學習天文歷法知識，又從大學者楊何學《易》，并對黃老之學進行過深入研究。作為太史令，他掌記錄、搜集、保存典籍文獻之職，這使他博學而多識，較之他人更多地了解歷史上各家各派的來龍去脈。

就后者而言，對前人的思想學說進行梳理、總結(jié)，在當時也是一種傳統(tǒng)。比如戰(zhàn)國時荀子在《非十二子》《解蔽》等篇中，莊子在《天下》篇中，對當時的一些思想學說都有評論，并借以闡釋自身思想。司馬談在這一基礎上有所創(chuàng)新：

第一，司馬談考鏡源流，更自覺地對過去的思想學說發(fā)展做整體考察和梳理?！绊獙W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即提醒時人切忌因混淆源流而學錯悟錯。因此，他根據(jù)自己的梳理，把思想學說分為“六家”。在此之前，荀子、莊子等只是直接對某一個或某幾個人的學說進行評論。而司馬談根據(jù)“要旨”來分“家”、概括不同思想學說，開啟了后世學術(shù)分類的重要方法。

第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具體目的也與荀子、莊子等不同。荀子評論他人的思想時總是說其“有所明”“有所蔽”，在這一點上司馬談與之類似，但荀子特別強調(diào)“一家得周道，萬世不易吾言”，這個“一家”就是儒家，可以窮盡、囊括所有真理，且不會改變。莊子批評“道術(shù)為天下裂”，對當時的世情和學術(shù)都抱著失望態(tài)度。司馬談當然也有自己崇信的學說，就是通常所說的“黃老之學”，但就他對其他各家的取舍來看，其中又熔鑄了他所認可的各家之長處。這樣一個綜合性的特點是適應漢武帝時期“海內(nèi)一統(tǒng)”的狀況的。因此，開篇便引《易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之說。雖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但從此后兩千年的歷史來看，其中所肯定的那些觀點和主張，仍在影響著歷史發(fā)展，而不是某個孤立的學派在發(fā)揮作用。就此而言，可以說司馬談目光如炬，令人嘆服。

《論六家要旨》對六家的評判

評判得有標準，這是思想學術(shù)自覺的表現(xiàn)。司馬談評判“六家”的標準是什么？他認為：“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币皇侵赋龈骷冶厥恰皠諡橹握摺?，是為了平治天下的；二是強調(diào)區(qū)分“省”與“不省”，即簡約易行還是繁縟難行。對前一點，今人少有注意，但在筆者看來，這卻是中國思想學說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特點?！肚f子》中論及，戰(zhàn)國各家都“思以其道易天下”，但這只是現(xiàn)象性的描述。司馬談明確把“務為治”作為衡量一個思想學說有無價值的首要標準。此前的學說或不止“六家”，但因“務為治”而有價值者，其他無足論也；此后中國幾千年的思想學說不知凡幾，流傳下來影響世道人心者，大都是“務為治”而有所見者。實際上，有所成就的思想家也是自覺把“務為治”、經(jīng)世致用作為立言宗旨的，所以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至今仍被人傳頌。

“務為治”不是空口說說，而要落實在簡便易行上。這才有了“省”與“不省”的問題，也就有了對“六家”的具體評價。下面稍加羅列，不具體申述，大致可以了解這“六家”的思想“要旨”。

對道家之外的五家，他作了如下肯定：陰陽家“序四時之大順”，表現(xiàn)為遵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規(guī)律；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反復申明倫理等級不可變易；墨家“強本節(jié)用”，客觀效果是“人給家足”；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強調(diào)“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維護等級制度；名家“正名實”，可以幫助人主“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對五家肯定的具體內(nèi)容并不相同，但都是他認可的精練要約、簡單易行的符合“省”的內(nèi)容。

而他對五家的批評是：陰陽家“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六藝》經(jīng)傳以千萬數(shù)，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墨家“儉而難遵”，包括“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等；名家“儉而善失真”，“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法家“嚴而少恩”，“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除法家外，各家短處雖有不同，但共性是繁瑣復雜，難以遵行。

總之，司馬談所肯定的那些思想和主張，是中國此后兩千年中統(tǒng)治者治理國家大致所遵循的，滿足了農(nóng)耕社會和宗法制度的需要。值得關(guān)注的是，他沒有批評道家，相反有不少表揚，并把所肯定的那些思想和主張安置在老子所說的“無為而無不為”基礎上。他指出，道家之說“其辭難言”，而做起來卻較容易，強調(diào)因事而制宜。由此也可看出，在司馬談那里，“務治”才是根本目的。

余論

《論六家要旨》揭示了中國思想學術(shù)的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即“務為治”。要特別指出的是，對“務為治”不宜作狹隘、僵死的理解。司馬談所理解的“治”是適合他所處社會的，遵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規(guī)律，講究“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他批評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側(cè)面表明了統(tǒng)治者“控名責實”的需要。且經(jīng)過春秋戰(zhàn)國之亂，希望穩(wěn)定的黎民百姓也不喜歡那些貌似詭辯的言辭。司馬談的觀點無疑反映了時人心態(tài)，也帶給后人一些思考。事實上，名家還涉及邏輯學諸多問題，比如“雞三足”命題，看起來是詭辯，其實涉及概念的相對獨立性問題。人的認識本身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概念系統(tǒng)，有其自身規(guī)律性。比如地圖中的經(jīng)緯線、等高線等，是人們創(chuàng)造出來以更好認識地球的輔助工具，它們當然不能脫離地球的實際樣子，但我們也不能說這些工具完全無用，事實上，今天我們認識世界時也在創(chuàng)造、借助著各種概念系統(tǒng)。因此，名家的觀點不一定都對，但研究這些問題本身并沒有錯，不能只看到其“苛察繳繞”對現(xiàn)實政治的消解作用。漢代以后名家銷聲匿跡，可能便與司馬談那個時代的認識有關(guān)。中國傳統(tǒng)思想學術(shù)博大精深，各家學派學說，各有側(cè)重優(yōu)長，要有分析，有辨別，有綜合，有發(fā)展，“時變是守”，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這也是《論六家要旨》樹立的一個好傳統(tǒng)。

(作者：余新華，系中國歷史研究院黨委副書記、《歷史評論》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