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歷新年與賀年片

當然，賀年片在中國的流行，并不是一句如廣告語的“中西合璧”或“洋為中用”可以簡單概括的。賀年片之所以在上個世紀初悄然“舶來”之后，一二十年間竟迅猛發(fā)展，成為中國都市風尚，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社會自身的重大變革。

晚清官員集體賀年片，將圣誕節(jié)、新年元旦與春節(jié)之賀詞合并，為新式時尚。

眾所周知，中國春節(jié)是按中國農(nóng)歷計時的傳統(tǒng)佳節(jié)，中國人所說的“過年”，皆是指過農(nóng)歷新年、過農(nóng)歷春節(jié)。然而，時至100年前，當“新文化運動”席卷中國大地之際，以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為代表的，眾多信奉“新文化”的“新青年”涌現(xiàn)出來，他們熱衷于新風尚與新生活，倡導“廢舊立新”，認為過農(nóng)歷新年是守舊俗、不進步的體現(xiàn)。他們提倡按照國際歷法來過陽歷新年，要求廢除農(nóng)歷春節(jié)的傳統(tǒng)習俗。

他們的這一主張，并非全然的憑空臆想，并非一時的心血來潮，實際上也是秉承“辛亥革命”之后的主流文化趨向的。須知，“辛亥革命”之后，剛剛推翻了封建王朝統(tǒng)治的民國政府，極力主張社會改革與文化革新，政府機關(guān)內(nèi)外通令皆必須按照“陽歷新歷”來慶祝與安排作息，甚至一度稱農(nóng)歷為“廢歷”，特別強調(diào)“廢舊立新”之意。然而，普通民眾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改革舉措并不認同，也不遵從，一直是官方例行過“陽歷新年”，民間照舊過農(nóng)歷春節(jié)，這兩種過年方式并行共存。

北伐之后，民國政府曾于1930年開始強制推行過“陽歷新年”的政令，將每年元旦認定為新年之始（或稱“陽歷春節(jié)”），并將農(nóng)歷春節(jié)廢除，各大報刊則將這一被官方廢止的傳統(tǒng)佳節(jié)稱之為“廢歷春節(jié)”。為強力推行禁令，在各大城市還出動過大批軍警，一遇農(nóng)歷新年燃放鞭炮、大肆慶祝者即嚴加取締、厲行懲處，希望以此來“易風易俗”，確立“陽歷新年”的唯一合法地位。

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中西合璧”或“洋為中用”的賀年片，成為中國賀年活動的重要載體，成為間接表現(xiàn)這一歷史情態(tài)的流行用品。自上個世紀20年代以來，每逢陽歷新年，南北各地都市親友互送賀年片的風尚，從逐漸傳播、開始流行，再到風靡一時，乃是時代與社會的發(fā)展趨勢使然，誰也無法阻攔。賀年風俗在都市風尚的裹挾之下，也漸生衍變而豐富多彩，互送賀年片的慣習，也只是其中一環(huán)而已。

另一方面，在發(fā)售數(shù)量逐年遞增的情形之下，也應當看到，賀年片流行初期的設計與樣式還乏善可陳，遠不及國外印制者。即便在時尚之都——上海，至上個世紀30年代初，最受青睞與歡迎的賀年片，也還是國外印制的。1934年1月創(chuàng)刊的《美術(shù)》雜志，對當時的上海市面上流行的賀年片樣式做過一次小小的調(diào)查，刊發(fā)過一篇圖文并茂的《一九三三年上海所見賀年片一般》，文中這樣介紹稱：

在這里介紹一些一九三三年上海所見到的外國賀年片，它們式樣都很精致，色彩大多金碧燦爛，但缺少一種時代的美趣。可是每到了歲末，市上看得到的中國賀年片美妙的更少。我們很希望能夠在這些年尾創(chuàng)制一些比它還美的東西出來！

不難發(fā)現(xiàn)，《美術(shù)》雜志方面，確實看到了國內(nèi)賀年片流行趨勢中的一大問題，即“舶來品”始終還未完成“本地化”，即趕時髦的中國人遲早都還會需要在美術(shù)風格上更“中國化”的賀年片。與《美術(shù)》雜志的意見相映證的是，當時中國都市民眾對賀年片的需求，除了在數(shù)量與質(zhì)量上每年均有大幅度的提升之外，確實還出現(xiàn)了個性化需求，以及商家應時而動、因人而異的私人定制服務。

譬如，當時的電影明星，蘇州人王漢倫女士，就曾委托上海良友公司，為其印制帶有其肖像照片的特制賀年片。1926年2月，《良友》雜志創(chuàng)刊，這一特制賀年片也刊登在雜志創(chuàng)刊號上，隨之傳入萬千讀者手中。謹就筆者所見，包括梅蘭芳、黃柳霜、黎莉莉、胡蝶等文藝明星，均曾印制過帶有個人肖像的特制賀年片。這些私人定制的特制賀年片，開始為賀年片的“本地化”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除了影壇與文藝界，中國文壇與學界，也多有個人設計與印制的專用賀年片，同樣為賀年片的花樣翻新與“本地化”有過一些助力。譬如，早在上個世紀之初，后來歸國榮任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就曾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期間（1910—1914），自行印制過帶有個人肖像的賀年明信片。只不過，這一特制賀年片，僅限于極小范圍內(nèi)的親友間贈予，外界知者無多。另一個例子，則由私人空間走向了公眾視野。那就是袁寒云以仕女圖配以英文印制的賀年片，曾手書賀詞贈予過蘇州名作家周瘦鵑，因其印制精美絕倫，更兼為名士相贈之物，即刻被一些報刊翻印為隨贈讀者之畫片，遂為大眾所知，并可資效仿。又如，許地山夫婦曾以唐代壁畫上的仕女捧酒瓶畫像為主圖，印制賀年片，其中贈予作家端木蕻良的一枚，也被翻印在了1941年的《時代文學》雜志（第1卷第3期）之上———時值許氏病逝不久，這枚賀年片被視作重要紀念物之一，被這一印量可觀的文學雜志翻印出來，以廣流傳追思。

應當說，賀年片的流行風尚在出現(xiàn)了個性化需求與私人定制服務之后，已達到了相當熱度。有一定經(jīng)濟實力，又有較大社交需求的都市人群，也開始追隨并參與到這一新的時尚潮流中。為迎合這一潮流、抓住商機，一些商家又適時推出組裝式的，可粘貼個人肖像與圖像的新式賀年片。

譬如，《柯達》雜志于1934年就推出了所謂“只有閣下可用的賀年片(有趣而實用的攝影娛樂之一)”，以圖文并茂的方式，詳細介紹了這一組裝自助式的新式賀年片及其使用方法。不難想象，類似《柯達》雜志所介紹這類新式賀年片，在上個世紀30年代的中國都市里，應當也曾流行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