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國” 怎樣了？

二里頭遺址揭示的人類活動歷史，晚于良渚，又早于殷墟，是研究中國早期國家和文明形態(tài)的重要對象，被學者們譽為“華夏第一王都”“最早的中國”。

伴隨著殷墟和良渚已先后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二里頭遺址在中華文明和中國上古歷史中的地位及其相關研究成果，越發(fā)引人矚目。

在許多資料和專著上，都能看到“杜金鵬”這個名字。

1982年至1995年，杜金鵬在偃師二里頭遺址從事考古工作，親歷鑄銅作坊遺址、制骨作坊遺址和祭祀遺址的發(fā)掘；隨后又奉調進入偃師商城考古隊。可以說他人生的大半歲月都是在洛陽與鄭州之間的洛河沿岸度過的，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遺址宮殿建筑、祭祀遺跡、文化分期、文化屬性、文化傳播和遺產價值等方面。

二里頭遺址，寄托了許多中國人對自我認知的需求與期待。中國獨有的、持續(xù)數千年的歷史記載，使得中國式考古發(fā)掘形成了獨有的實史互證方法，有著成熟的理論體系——殷墟和甲骨文的發(fā)現與辨識結果，充分證明了中國歷史記載“所言不虛”；但接下來的情況是，中國考古學者又發(fā)現了二里頭遺址，那么這個“最早中國”，是不是“夏商周”中的“夏”呢？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尚在持續(xù)的爭論對“最早中國”產生了影響嗎？公眾應該如何理解二里頭遺址的考古成就？人民日報海外版“世界遺產”版記者為此采訪了杜金鵬(以下簡稱“杜”)。

記者：如果讓您用一句話，簡單明確地總結對二里頭遺址的判斷，怎么表達？

杜：二里頭遺址是最早的中國，“最早中國”姓“夏”！

記者：這個“最早中國”，規(guī)模有多大？

杜：60年來，二里頭遺址累計發(fā)掘面積達4萬余平方米，但這只占總面積1.75%。經過持續(xù)的發(fā)掘與研究，目前對二里頭遺址的范圍、布局、內涵、年代等已有基本認識，對其王朝屬性也有大致共識。

記者：最新的考古工作，有沒有令人驚喜的發(fā)現？

杜：有啊。近20年的發(fā)掘面積，合計約1.3萬平方米。新的學術理念與方法開始應用，宮城、井字形城市干道和工城的發(fā)現意義重大。同時對周邊聚落群和歷史環(huán)境調查，也進一步凸顯了二里頭遺址的重要地位。目前正在持續(xù)進行的宮殿區(qū)建筑基址的發(fā)掘，極大豐富了關于宮殿建筑布局、年代、演變之認識，也為深入研究二里頭遺址性質，提供了新材料。

記者：“良渚”申遺成功后，“二里頭”越來越受到關注。當地民眾預計會從文化價值中受益嗎？比如會出現目前很火的“國家公園”嗎？

杜：這會是一個逐步相互促進的過程。為了保護二里頭遺址，當地居民付出甚多，理應得到回報。二里頭遺址考古成果非常豐富，有很多的展示利用潛力與前景。尤其是宮殿區(qū)、祭祀區(qū)和手工業(yè)作坊區(qū)的諸多文化遺跡遺物，具有重要的文化、科學價值，也有極好的展示利用條件。因此，即將開放的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和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將向人們全面展示二里頭遺址文化內涵和價值，也將為當地民生改善和社會發(fā)展做出貢獻。

記者：關于二里頭文化是否為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是否是夏都遺址，至今在學術界還存在爭議，而且公眾也都參與了進來，甚至分成了“陣營”？

杜：哪有那么夸張。確實存在不同意見，但學術討論是好事。我要再次表述一下自己的判斷：即現有考古發(fā)現表明，與史傳夏王國最為符合的考古學文化，就是新砦·二里頭文化——更確切地說新砦文化可能是早期夏文化，二里頭文化可能是晚期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應該是夏都故墟，是最早被叫做“中國”的國家對象。

即便其他一些更早的考古學文化被認為進入國家文明階段，也不宜稱為“最早中國”。

記者：除您之外，還有多少考古學者也持這個觀點？

杜：據我所知，支持這個觀點的“肯定方”占大多數，“存疑方”為少數。這是“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來的學術現狀。當然，學術問題的爭議不能簡單地以人數多寡論是非。但我自己是堅定的“肯定派”。《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和拙著《夏商周考古學研究》皆可為證。

記者：到底在爭什么呢？是對“最早中國”有爭議嗎？

杜：不是。考古發(fā)現和研究表明，二里頭文化已是比較成熟的國家文明。遺址的規(guī)模、內涵證明它是一代王都遺址。因此，二里頭文化是現知商王國文化之前代王國文化——這是中國考古界的共識。

目前大家爭論的焦點是證據。“肯定方”認為從歷史年代、都邑地望、文化內涵等方面，推論二里頭文化可能為史傳夏王國之文化遺存、二里頭遺址是史傳夏王國都邑遺墟。而“存疑方”則認為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遺址尚未發(fā)現可自證為夏王國遺存的文字證據——殷墟發(fā)現了記載商王名號的甲骨文，成為殷墟是商王國都邑遺墟的最有利證據——因此不宜輕易將現有考古學文化、遺址與文獻記載中的夏王國直接對號入座。

記者：如果運氣不好，始終沒有發(fā)現文字證據，會影響“最早的中國就是夏都”的判讀嗎？

杜：不會。考古不是算命，除了文字，還需要許多證據來支撐。多重證據相加，現在已經非常靠近肯定的結論了。

記者：如果二里頭遺址不姓“夏”，那她姓什么呢？

杜：很多人把這場學術討論理解為完全對立的兩種學術觀點的辯論，這是不對的。這場關于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遺址歷史文化屬性的討論，實際上并不是“夏”與“非夏”的爭議，而只是關于現階段對相關問題如何表述更加科學、合適之商榷。因為，在下述問題上，雙方是完全一致的：二里頭文化是進入國家文明的文化遺存，是時間上位列商王國文明之前的王國文明；二里頭遺址是王國都邑遺墟，其時間位列商王國最早都邑之前。正因如此，“存疑方”才大力倡導二里頭遺址“最早中國”說，并認為如果一定要追問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遺址的歷史文化屬性，那么最有可能是夏王國文化、夏王國都邑——只是缺乏文字實證。

記者：圍繞“最早中國”是不是夏都的爭論，其實是東西方不同的考古方法論之爭？

杜：是的，爭論的背后，都是對方法論的質疑。比如，考古學文化與歷史學人物事件的對證關聯，是否科學？一些歐美學者強調考古學純潔性、主張就物論物；而大部分中國學者主張透物見人，把考古學納入歷史學范疇。看起來前者似乎更客觀、審慎而科學，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國情不同、學術背景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學術理念——由于缺乏必要的歷史文獻記載，許多國家的考古發(fā)現是無法與當地古史相聯系、印證的。而中國在這方面則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再比如，考古學文化與歷史學人物事件的對證關聯，需要多少、多硬的證據？所謂的“自證”證據——本身的文字證據，在考古學上其實是可遇不可求的。

現在，“肯定方”給出的是“推論”；“存疑方”追求的卻是“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