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5歲這年，常俊峰一年出入健身房的次數(shù)超過了以往10年來的總和。只有他自己明白，這突如其來的“愛好”背后，是二孩點燃了他對健康的渴望。

“在石家莊這樣一個二線城市，就算月收入過萬，要養(yǎng)大兩個孩子也非易事，怎么敢生病。”常俊峰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他一度勸誡身邊同事和朋友放棄要二孩的想法，“畢竟壓力太大了”。

常俊峰并非孤例，曾被冠以“中國最愛生孩子省份”的山東，其生育意愿也在大幅下降，尤其二孩數(shù)量下降最為明顯。2018年1-11月，山東青島全市戶籍出生81112人，出生人口同比減少21737人，降幅達21.1%，其中二孩出生減少高達29.0%。

不僅是二孩，全國都在面臨出生人口減少的情況。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8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為10.94‰，出生人口1523萬人，較上年減少了約200萬，人口出生數(shù)也創(chuàng)下了自196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通過對27個已發(fā)布2018年人口數(shù)據(jù)的省份統(tǒng)計梳理發(fā)現(xiàn)，去年有廣東、山東、河南3個省份的出生人口超過了100萬大關，廣東出生人口首次躍居榜首，山東出生人口量下滑明顯。從出生率來看，西部邊疆省份、華南、山東出生率較高，遼寧的自然增長率為負數(shù)。

廣東超山東成“最能生”省份

廣東去年已取代山東，成為“最能生”省份。

數(shù)據(jù)顯示，盡管廣東省在2018年出生人數(shù)比上一年度少了7.65萬人，但仍保持了143.98萬人的高位增長。反觀“二胎”大省山東，其2018年出生人口相比2017年少了42萬人，出生人口為132.95萬人。

山東、廣東、河南作為傳統(tǒng)的人口大省，其出生人口一直保持高位增長。2018年，3個省份的出生人口均超過了100萬大關。但從近七年的出生人口增長走勢看，山東受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影響最為明顯。

在2012年和2013年，山東出生人口保持在110多萬的水平。2014年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當年山東出生人口達到了139.3萬人，比上一年增加了28.5萬人。

盡管2015年山東出生人口回落到123.58萬人。但2016年全面二孩實施后，2016年全年山東出生人口177.06萬人，相當于全國的十分之一，比上年多出生53.48萬人。其中，二孩出生占比超過六成，達到63.3％，遠超一孩。根據(jù)山東省統(tǒng)計年鑒，2016年人口出生率已經達到了1991年以來最高。

為何山東人最敢生？

山東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崔樹義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這與山東省長期累積的生育意愿集中釋放有關。由于山東對生育的限制比較嚴厲，而人們的生育意愿相對比較強，因而在放開二孩政策之后會出現(xiàn)明顯的反彈趨勢。

在崔樹義看來，縣域經濟發(fā)達的山東，城市發(fā)展以中小城市為主，房價相比北上廣以及江浙等地都要平穩(wěn)很多，較低的養(yǎng)育成本也讓人們更敢于生育。但是，這一情況在2018年出現(xiàn)了“拐點”。隨著補償性生育基本消化掉，在反彈達到峰值之后，山東出生人口也出現(xiàn)了下降趨勢，這也是山東2018年出生人口出現(xiàn)明顯下降的主要原因。

與山東不同，河南和廣東受二孩政策的影響相對較小。

戶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2012年和2013年出生人口分別是125萬和130萬，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的2014年和2015年，微增到136萬左右，全面二孩實施后的2016年和2017年微增到140萬左右。到2018年二胎效應減弱后，下滑到127萬人，相當于回到2012年、2013年時期的水平。

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的生育率一直比較高，其中潮汕地區(qū)一直都是我國生育率最高的地區(qū)之一，粵西地區(qū)的生育率同樣比較高。

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廣東出生率高有多個方面的因素，其中之一是相比東北、山東等地，廣東原有的國有經濟占比較少，體制外的人比較多。大量的青壯年人口流入到廣東，這部分群體也是生育的主力。此外，受氣候溫暖以及傳統(tǒng)生育文化的影響，廣東很多農村地區(qū)的生育率一直都比較高。

京滬津出生率偏低，遼寧墊底

從出生率上看，我國2018年的人口出生率僅為10.94‰，上一年度的出生率為12.43‰。從總體上看，各地的出生率均有所下滑。

山東2017年出生率是17.54‰，2018年只有13.26‰。福建2018年出生率為13.2‰，2017年為15‰。甘肅、河北2018年出生率分別為11.07‰、11.26‰，2017年分別為12.54‰、13.2‰。

北京、上海以及天津的出生率在全國排名較為靠后，分列倒數(shù)第4至第2名。2018年，北京的出生率僅為8.24‰，上海、天津的更低，分別為7.2‰與6.67‰，只有排名靠前的海南、青海、廣西等地的出生率的約一半。

在崔樹義看來，發(fā)達地區(qū)的城鎮(zhèn)化水平提高，提高了居民在城市生活與子女受教育的整體成本。

蘇寧金融研究院曾做過一項調查，如果將養(yǎng)育一個孩子作為投資，從出生到18歲高中畢業(yè)，總花費要超過21萬元，北上廣等城市更甚。

整體成本的高企，加劇了人口出生減少的趨勢。以擁有1559.6人口的天津與僅有688.11萬人口的寧夏比，兩地2018年出生人口規(guī)模相當（天津為10.38萬人，寧夏為9.08萬人）。

遼寧省2018年的出生率在全國墊底，僅有6.39‰。盡管東三省目前僅有遼寧的人口數(shù)據(jù)揭曉，但遼寧可謂是東北地區(qū)的典型。2018年遼寧出生人口為27.9萬，自然增長率為-1.00‰，減少了4.37萬人。加之外流的人口，去年遼寧常住人口減少了9.6萬人。

遼寧人口出生率如此之低，與當?shù)氐墓I(yè)化和城鎮(zhèn)化較早、獨生子女比例較大有關。胡剛分析，這跟近年來東北部分人口青壯年人口外流有關。東三省經濟放緩，工作機會少，青壯年人口外流，人口老齡化加劇，出生率就會進一步降低。

崔樹義分析，這與人口出生慣性也存在一定關系。計劃生育較早的地區(qū)往往容易接受計劃生育的理念，生育觀念和養(yǎng)育模式也會因此發(fā)生轉變。

以江蘇為例，作為類似廣東同樣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其2018年的出生率也并不高，僅為10‰。這與江蘇計劃生育政策執(zhí)行較早、較嚴格有很大關系。

一位來自江蘇“計生紅旗縣”如東的受訪對象表示，如東的計劃生育比全國要提早十年，開始于1960年代初，1970年代就走上正軌，實現(xiàn)了低生育水平。計劃生育政策對當?shù)氐纳^念影響非常大，尤其是獨生子女夫妻因要同時負擔多位老人，如果再生兩個孩子就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