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辦詐騙案成濫用職權罪 無罪后當事人申請國家賠償

盡管已經離開看守所兩年多，回憶起當年的案件細節(jié)，劉延波突然變得口吃，他來回念叨，“這案子一看就知道誰是正義的，太明白也太簡單了。”

這名昔日的河北省邯鄲縣公安局刑警機動中隊中隊長，在偵辦一宗詐騙案后，命運陡轉：嫌犯被異地政法部門釋放，作為辦案人的他和另一名刑警孫盟盟反而失去了自由，分別被指控涉嫌濫用職權罪，以及涉嫌濫用職權罪、挪用公款罪。

從2013年到2018年，河北省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曾兩次裁定將該案發(fā)回重審。

在被關押兩年零五個月年后，兩名刑警被取保候審。直至2018年10月19日，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劉延波無罪，孫盟盟犯挪用公款罪。

2019年1月7日，已是邯鄲市邯山區(qū)公安分局南堡刑警隊一名普通民警的劉延波，向賠償義務機關張家口市橋東區(qū)人民法院提出了國家賠償的請求。

偵辦詐騙案反成被告人

事情源起于2008年的一樁詐騙案。據邯鄲縣人民檢察院2013年6月30日的起訴書顯示，2008年6月，被告人杜某某、孫某某經人介紹認識了邯鄲的一名趙姓商人，二人向其謊稱能運作購買海南海鋼集團全部貧礦石項目，趙姓商人被誘騙同意投資該項目。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獲取的一份起訴書認定，杜某某、孫某某陸續(xù)向趙姓商人索要了526萬元。在新成立的公司開始運作后，趙姓商人聽說項目與原先的計劃相差甚遠，2011年9月3日，向邯鄲縣公安局報案，稱二人涉嫌詐騙。2013年3月16日，邯鄲縣公安局對孫某某執(zhí)行逮捕。幾經輾轉，另案處理的杜某某同樣被羈押于看守所。（詳見中國青年報2016年6月27日8版《邯鄲兩刑警偵辦詐騙案反成被告人》）

然而，2013年11月10日，河北省委政法委向邯鄲市委政法委、張家口市委政法委、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河北省公安廳下達了一封協調、督辦通知，稱經河北省公安廳指定，杜某某案由張家口市公安局宣化區(qū)分局管轄；經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指定，孫某某案由宣化區(qū)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管轄。

通知要求，前述單位要協調、督導有關政法部門于2013年11月12日前完成案件移交工作。留給各方的協調時間只有兩天。

此后，據了解內情的河北政法系統(tǒng)人士及參與案件移交的民警說法，11月12日，宣化公安在邯鄲把杜某某放了，辦了取保候審手續(xù)；孫某某則在次日被釋放，《看守所釋放證明書》載明釋放原因是“取保候審”。

案件移交到宣化區(qū)之后，孫某某、杜某某先后徹底擺脫了刑事訴訟程序。對于孫某某案，2014年4月15日，宣化區(qū)人民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稱經該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認為邯鄲縣公安局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杜某某案則在當年5月5日被張家口市公安局宣化分局決定撤銷案件。

在這兩名犯罪嫌疑人走出看守所的一個月后，偵辦該案件的兩名刑警劉延波、孫盟盟卻失去了自由。

2013年12月5日、6日，張家口市橋東區(qū)檢察院先后對二人指定居所監(jiān)視居住。2014年3月27日，該院向張家口市橋東區(qū)人民法院指控稱，劉延波涉嫌濫用職權罪，孫盟盟涉嫌濫用職權罪、挪用公款罪。

被指控濫用職權，曾兩次發(fā)回重審

兩名民警被指控濫用職權罪的原因之一，系檢方認定邯鄲警方對孫某某、杜某某案無管轄權，且在偵查期間未按照《河北省公安廳關于正確使用執(zhí)法辦案系統(tǒng)的要求》將案件網上流轉。

辯護律師認為，邯鄲縣公安局有權管轄前述詐騙案，“給杜某某、孫某某轉賬的時候，趙姓商人之妻分3筆通過中間人將500萬元打給了杜某某，其中，有350萬元是通過位于邯鄲縣的銀行轉賬的，所以在邯鄲縣公安局報了案”，符合相關規(guī)定。

盡管如此，2014年9月，張家口市橋東區(qū)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劉延波犯濫用職權罪、孫盟盟犯挪用公款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6年。當年12月，張家口市中院在第一次二審中撤銷了一審判決，裁定發(fā)回重審，理由是“原審法院審判程序違法”。

2015年9月，張家口市橋東區(qū)人民法院第二次一審判決劉延波犯濫用職權罪、孫盟盟犯挪用公款罪，分別判刑3年、5年。次年2月，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再次裁定撤銷判決、發(fā)回重審。6月26日，兩名民警走出了看守所。他們已失去自由兩年零五個月。

2016年12月5日，張家口市橋東區(qū)人民法院作出第三次一審判決，維持了第二次一審判決的結果。

按照判決書的說法，在孫某某被監(jiān)視居住期間，劉延波多次對其暗示、威脅，并帶著趙姓商人的代表進入監(jiān)視居住場所，與其商談與案件無關的經濟糾紛。2011年12月29日，孫與趙在監(jiān)視居住地簽訂了協議，約定孫償還公司1700萬元、將18%股份無償轉讓給趙姓商人等事項。

劉延波告訴記者，孫某某后期定居海南，之前凍結的銀行存款位于海南某銀行。判決稱，2012年1月19日，劉延波、孫盟盟等人帶孫某某和趙姓商人前往海南，解凍了孫的490萬元定期存單。

按照2013年6月30日的邯鄲縣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中認定，被告人孫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伙同他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他人財務104萬元。這490萬元被孫某某分為兩部分，他將涉案的104萬元當場匯入孫盟盟的個人賬戶；又按照約定，將396萬元匯給了趙姓商人。兩個月后，孫某某與趙姓商人辦理了股權轉讓手續(xù)。

在判決書中，396萬元與18%的股權成為劉延波濫用職權給孫某某造成的損失。孫、趙的協議，也被指系孫在公安人員在場、受脅迫的情況下為換取人身自由而簽訂的。

劉延波堅稱，孫與趙簽訂協議系孫被關押后主動提出，自己作為辦案刑警，幫助孫與趙姓商人的代表聯絡屬職務行為，但從未干預二人的對話。

2018年10月19日，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根據現有證據尚不能確定劉延波的濫用職權行為已給孫某某造成了396萬元的經濟損失，故認定劉延波犯濫用職權罪證據不足，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不應認定其構成犯罪。

孫盟盟在海南匯入自己個人銀行賬戶的104萬元，則成為他被指控挪用公款罪的導火索。邯鄲縣公安局分管刑偵的副局長表示，按照局里規(guī)定，收繳贓款應交到縣預算外資金管理局，局里沒有專門賬戶。劉延波也稱，彼時正值春節(jié)前后，因聯系不上單位財務，故將104萬先交由孫盟盟保管。

按照判決書的說法，后來，2012年2月至6月，孫盟盟將其中103萬元多次購買理財產品，盈利10597.05元。2012年11月，孫盟盟把104萬元案款上交至邯鄲縣預算外資金管理局專戶。判決稱，孫盟盟擔心其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實敗露，2013年10月14日將理財盈利及存款利息上交。

“孫不具有挪用公款的主觀故意，本金、利息一分錢都沒使用。”孫盟盟的律師說，資金的多次操作系銀行工作人員在利用孫盟盟不懂理財、頻繁操作以完成銀行儲蓄任務進行的。

2018年10月19日的判決認定，孫盟盟犯挪用公款罪，對其免予刑事處罰，違法所得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申請國家賠償，期待詐騙案不要爛尾

出事之前，作為邯鄲縣公安局刑警機動中隊中隊長，每次涉黑案任務派到頭上，劉延波基本都能超額完成抓捕，“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劉延波算了算：光是2004年，他抓的殺人犯就有20多個。

劉延波從小就想當警察。小時候，每次玩到“警察抓小偷”的游戲，他也只愿意當“警察”。

在看守所里，他從不敢說自己是警察，怕被身邊人報復，也因為從刑警變成犯罪嫌疑人的巨大落差。“別人問什么罪，只能跟他瞎編。”

“我從來沒給他們造成過損失。”劉延波堅定地說，在他看來，“時間越長越能證明咱沒罪。我依照法律辦案，肯定會受到法律的保護。”

恢復自由之后的劉延波成了邯鄲市邯山區(qū)公安分局南堡刑警隊的一名普通民警。春節(jié)前，他參與抓捕了一個犯故意傷害罪的農民工。抓捕時，他想起自己失去自由那一天的情景。

“陰影肯定會有。我不知道我要恢復多久，但會越來越好吧。”他說。

劉延波的生活在逐漸回歸正軌，但曾經的詐騙案已爛尾。實際上，有河北政法人士稱，當年那樁略顯特殊的案件移交，依靠的是時任河北省委政法委主要領導的協調。彼時擔任該省政法委書記的張越，如今已落馬。

2018年7月12日，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經審理查明：2008年至2016年，張越利用擔任中共河北省公安廳黨委書記、河北省公安廳廳長、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土地開發(fā)、工程承攬、案件處理及職務晉升等事項上謀取利益，直接或者通過特定關系人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569億余元。張越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詐騙案是否還有重啟的可能？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咨詢了于歡案的辯護人、北京羅斯律師事務所律師殷清利。他認為，重啟的條件主要依靠原詐騙案的證據，需要關注在領導干預后，是否有民警非法取證，是否有證人做出偽證影響了案件的走向。

1月7日，劉延波向賠償義務機關張家口市橋東區(qū)人民法院提出了國家賠償的請求。

他提出賠償指定居所監(jiān)視居住56天，錯誤逮捕二年三個月而造成賠償請求人被限制人身自由損失249432元；張家口市橋東區(qū)人民法院以及錯案責任人向賠償請求人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償賠償請求人精神撫慰金100萬元；依法追究張家口市橋東區(qū)人民法院錯案責任人的刑事、行政責任。

結果還需要等待。除了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劉延波最希望的，就是有關部門能處理曾經的杜某某、孫某某詐騙案，定個說法。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王景爍 實習生 郭曉陽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