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15日，魯迅使用王仁治所繪兩箋給許廣平寫的信。

枇杷箋題：“無憂扇底墜金丸，一味瓊瑤沁齒寒。黃珍似梅甜似橘，北人曾作荔枝看。”

蓮蓬箋題：“并頭曾憶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個中儂自解，西湖風月味還多。”

可以見新婚不久、已有身孕的許廣平，看到這兩張花箋，能夠體味到魯迅精心挑選信箋的意義，以及平實文字中所感受到的夫妻溫情。

從1911年7月到1936年10月，魯迅現(xiàn)存手稿約1400多封，使用箋紙書信約400封。其中色彩艷麗的信箋數(shù)量之豐，令人震撼。其中多數(shù)是魯迅自身漫步于琉璃廠時挑選的箋紙，還有一些是鄭振鐸等友人的收集贈予。這些箋紙，大約有170種銘牌，總計數(shù)量高達560張。

在長達25年的時間里，魯迅不間斷地使用箋紙，體現(xiàn)了魯迅對箋紙的鐘情，以及民國大家的文人意趣與文化涵養(yǎng)。魯迅使用的民國文人畫箋以陳師曾、王仁治、王詔、吳待秋為最。

▌陳師曾畫箋

《魯迅手稿》中可見最早使用民國文人畫箋的就是陳師曾畫虎符箋。

陳師曾早在青年時代就與魯迅同為南京礦路學堂同窗，后共赴日本留學，魯迅在東京籌辦《新生》雜志，陳師曾也是積極的支持者和贊助者。1912年秋，陳師曾歸國后，二人又同在教育部共事，還常一起逛小市，看畫帖，交換碑拓。自1914年1月起，陳師曾便成為經(jīng)常妝點《魯迅日記》的常客，占據(jù)非常重要的位置。

不論是對魯迅，還是對陳師曾來說，二人共事，不僅是南京、東京時代以來知己的重逢，更包含了懷抱著相同理想的藝術(shù)家、知識分子在達成共識、互相理解的基礎(chǔ)上構(gòu)筑起來的友誼。《魯迅日記》中記載的陳師曾小幅畫作大多收藏于魯迅博物館。魯迅珍藏的印章中有諸方為陳師曾篆刻。

魯迅在1931年用陳師曾畫虎符箋給李霽野書信，具有一定深意。李霽野為未名社的核心成員，在北京負責輔助魯迅《朝花夕拾》等書的出版事宜。從魯迅與李霽野來往的7封信中，可以看到魯迅想從陳師曾畫箋中挑出備選做《朝花夕拾》的封面，但最后似乎也不盡人意。

1928年1月31日致李霽野信中寫道：“《朝花夕拾》上的插圖？？但是書面我想不再請人畫。琉璃廠淳菁閣似乎有陳師曾畫的信箋，望便中給我買幾張（要花樣不同的）寄來。我想選一張，自己寫一個書名，就作為書面。”

2月26日致李霽野又寫道：“昨天將陳師曾畫的信紙看了一遍，無可用。我以為他有花卉，不料并無。只得另設(shè)法。”最后出版時用陶元慶的畫做了《朝花夕拾》封面。1931年寫到這一決斷時，或許虎符箋恰好發(fā)揮效用。虎符箋圖案極其簡明，直截了當?shù)仫@示出書信的功用。

魯迅在1933年2月5日寫給鄭振鐸的信中稱：“去歲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諸箋？？”

魯迅在《北平箋譜》序言中又講：“中華民國立，義寧陳君師曾入北京，初為鐫銅者作墨合、鎮(zhèn)紙、畫稿，俾其雕鏤；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復廓其技于箋紙，才華蓬勃，筆簡意饒，且又顧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詩箋乃開一新境。”

可見魯迅認為陳師曾對其時畫箋設(shè)計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同時，這篇富有啟發(fā)性的文章，囊括了解讀詩箋與雕刻，以及更早的金屬鏤刻等發(fā)展趨勢的重點。

刻鏤墨盒的技術(shù)是怎樣轉(zhuǎn)化為箋紙設(shè)計服務(wù)的呢？陳師曾作為走在時代前沿的畫家，到了北京后，在墨盒的刻稿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借助雕鏤手工匠人的力量，通過刻工的技術(shù)完美地呈現(xiàn)出畫稿的效果。

同時，藝術(shù)界還出現(xiàn)了嘗試給墨盒、鎮(zhèn)尺等文房進行墨拓，以拓本進行欣賞的風氣。為了打造出更加精致的墨拓作品，產(chǎn)生出一種方便雕刻、用線較少、具有韻味的描線手法。而這種為專門墨盒設(shè)計出的描線手法，逐漸被應用到箋紙的設(shè)計中。更有甚者，通過減少運刀的程序，創(chuàng)造出具有更高藝術(shù)效果的描線。

魯迅從陳師曾等畫家身上看到了，由鐫銅而墨拓，由墨拓而刻箋版，這種藝術(shù)轉(zhuǎn)換所呈現(xiàn)出的獨特魅力。

虎符箋正是陳師曾探索出新的手法而創(chuàng)作出的“陳師曾式箋紙”。因此魯迅認為在裝幀《朝花夕拾》時，能夠用上陳師曾的箋紙。此后魯迅給妻子許廣平寫信還用陳師曾的“蓮花水草”箋、山水箋等。

在《北平箋譜》編輯中，更是采用多至32張的陳師曾畫箋。箋譜中十分之一都是陳師曾的作品，可見魯迅對其的信任程度非同一般。8張淳菁閣制小幅的單色梅竹箋，其后為淳菁閣制的8張花果箋，后續(xù)松華齋制的8張花果箋。色彩艷麗的花果鋪滿了整張箋紙。最后8張為灰色單色印制的山水箋，富有雅趣。上面有寫給收信人的文章內(nèi)容，還有杜工部的詩文用作裝飾，同陳師曾的畫稿相映成趣。

▌齊白石畫箋

《北平箋譜》所占比重最多的作品，除與魯迅、鄭振鐸二人熟識的陳師曾畫箋，就是齊白石畫箋占22張之多。魯迅與鄭振鐸兩位編者對這位藝術(shù)家的重視程度不言而喻。

魯迅一生雖未曾與齊白石謀面，但他對齊白石畫箋藝術(shù)評價很高，并在與鄭振鐸編書通信中多次提到齊白石。同時，魯迅在《北平箋譜》序言中也對齊白石所畫的箋紙十分贊賞：“稍后有齊白石、吳待秋、陳半丁、王夢白諸君，皆畫箋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

同時齊白石也對魯迅、鄭振鐸選其箋譜大為肯定，以為知己。在《齊白石辭典·師友及其他》中，專設(shè)“魯迅”條目，說他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與鄭振鐸編印《北平箋譜》，第五冊內(nèi)收有齊白石畫作二十頁。其中榮寶齋所印十二頁為花果，李振華刻；松華齋所印四頁為花果，張東山刻；靜文齋四頁為人物，李華庭刻。齊白石稱‘選錄者極有眼力’，引為知己”。

魯迅在書信中曾使用齊白石畫箋兩封。一封為1933年2月23日寫給時任《申報·自由談》主編的黎烈文，信中探討是否可向黎烈文借蕭伯納專籍和郁達夫文章閱覽一事，所用箋紙為榮寶齋所制齊白石豆莢箋。另一封為1935年11月25日魯迅寫給自己母親的一封信，所用箋譜為松華齋制花果箋，題有“齊白石翁為松華齋制”，兩箋都選入《北平箋譜》中。

▌王仁治畫箋

魯迅使用的信箋中最多的是王仁治畫箋，共用畫箋23枚。

王仁治，字潛樓（多署名為），或潛孫，號冷公。光緒年間推薦到京師國子監(jiān)學習。因擅書畫刻印，被宮廷延為內(nèi)廷供奉，曾為慈禧代筆，畫上鈐印“鳳凰池上客”。他于民國十四年（1925），在杭州創(chuàng)辦西泠書畫社，并任社長一職。其山水、花鳥、走獸、人物皆有所涉獵，臨摹的任渭長女俠畫很受歡迎。魯迅多用王仁治所繪動物箋和花卉箋，也用過王仁治臨摹的任渭長紅線女俠箋。

在將王仁治繪枇杷箋、蓮蓬箋帶到北平大約一個月前，魯迅曾使用過其動物箋系列，如1929年4月7日寄給韋素園的兩張。其一“受天百祿”箋為黃版單色，箋上畫與“祿”同音鹿，以寓意吉祥。另一“駿馬脫重銜”箋為茶色印刷，畫一匹束縛奔馳的駿馬。

魯迅在信中圍繞盧納察爾斯基的藝術(shù)論，以及同期出版相關(guān)的翻譯問題展開激烈的論述，隨即筆鋒一轉(zhuǎn)，笑著預言道，創(chuàng)造社的革命文學是小資產(chǎn)階級觀念產(chǎn)物，不久就將轉(zhuǎn)向戀愛文學。魯迅尖銳筆觸，配合脫韁駿馬圖案的回首之姿，無比巧妙。

此外，還有1929年4月20日寄給李霽野的信用了一張“風生虎嘯空林”箋，為一幅懸崖邊大樹下的虎嘯圖。信上寫道“上海的出版界墮落了，凈是印些吊膀子小說來騙人錢財”，這不容分說的駁斥文字的前方，“迅”字的署名完美地被老虎銜在嘴里，應為有意之舉。

▌吳待秋畫箋

魯迅對“海上畫派”吳待秋畫箋也是非常推崇的。

吳徵（1878—1949年），字待秋，號春暉外史、鷺鷥?yōu)橙恕⒈Ь邮康龋憬绲氯恕谴锷卯嬅苊罚认伯嫛拔迳贰焙汀棒髅贰薄?906年，吳待秋赴北京就任京兆伊后，曾受榮寶齋之邀，畫有雪梅、紅梅、白梅、綠梅、赭梅及五色梅等每種6張信箋。

《北平箋譜》將這些梅花箋悉收入冊，共收錄17張之多。梅花箋取金農(nóng)、羅聘之法，融于自身的寫生畫中，落筆輕盈，揮灑自如。魯迅稱其為“畫箋高手”，確非過譽之詞。

魯迅手稿中使用九華堂制吳待秋畫箋12張。魯迅寫給鄭振鐸的信，揭開《北平箋譜》印制序幕的第一封就是吳待秋畫梅花箋。信中講道：“因思倘有人自備佳紙，向各紙鋪擇尤（對于各派）各印數(shù)十至一百幅，紙為書葉形，采色亦須更加濃厚，上加序目，訂成一書，或先約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實不獨為文房清玩，亦中國木刻史上之一大紀念耳。”

此箋選取由吳待秋原以橫向構(gòu)圖所畫的兩枝金木犀，畫上題有“云外天香”四字，并有鷺鷥?yōu)橙说氖鹈约翱逃小按伞倍值闹煊　＝鹉鞠瑡赡鄣幕ǘ渑c題字、署名為橙色，葉片為淺青色，其飛白的效果，甚是美麗。

第二張印紅梅綻放于挺勁有力的枝干上，題有“冷艷”二字，署名為“待秋”，印章為“岱秋”。原本魯迅質(zhì)樸而灑脫的書法，與詩書畫印構(gòu)成的信箋相得益彰，寫信人靜謐的思緒躍然于方寸之上。

這兩箋也是魯迅為了催促鄭振鐸加快編纂箋樣簿而拿給他看的樣箋，并在編輯《北平箋譜》時被收錄在第六冊之中。

魯迅應該極偏愛梅花箋，除吳待秋梅花箋，《北平箋譜》第三冊還收錄了吳觀岱所作梅花箋系列的四種銘牌箋。魯迅在1929年至1930年間也都集中使用此梅花箋。收件人為許廣平、郁達夫、川島，僅限于非常有限的交際圈子。

一位是一直留在上海的懷孕的妻子；其次是日本留學時代以來的知己，在上海時期被年輕的進步作家視為反動而遭到疏遠，唯有魯迅執(zhí)拗地繼續(xù)與其交往；還有一位是衷心敬仰魯迅的作家、身處杭州的川島，曾住過魯迅家，幫助魯迅新婚旅行的籌備。

以上三位，可以說是自家人，不論是在內(nèi)心生活激蕩不安，還是在工作中面臨挫折時，他們是能夠傾訴私人情感的對象。梅花，“歲寒三友”之一，在這一特殊時期與魯迅并肩作戰(zhàn)的友人、親人他才會使用梅花箋。因此梅花箋于魯迅而言，還有一種特殊的慰藉。

在魯迅同左右兩翼文藝領(lǐng)域的論戰(zhàn)時，為了存亡救國這一中華民族的共同目標，決心求同存異的魯迅，在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結(jié)成時，還支持將梅花視為其統(tǒng)一的象征與旗號。對此，魯迅自身還曾經(jīng)在梅花箋上書文，講述了自己當時的心境：“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會朽的腐草”。

此外在1934年編輯《北平箋譜》時，魯迅與鄭振鐸1月29日通信時談到，箋譜樣本中漏了一張梅花箋。因不知所漏哪一張，就附藏梅花箋清單一頁，清單上共有19位民國文人畫梅花箋，可見魯迅藏品之豐。

在魯迅去世前的兩年，他還大量使用過各色彩印的中國古代仕女箋11種、西洋跳芭蕾舞女孩箋9種、芥子園畫蘭箋8種、十竹齋博古箋7種，精細挑選給朋友書信。

書信箋紙的選擇上具有一定的特殊含義，有的是表達對妻子的思念，有的是符合心境信手拈來而用，有的是托物以言志，有的是因新發(fā)現(xiàn)了箋紙與眾分享，或是編輯《北平箋譜》的樣箋。據(jù)魯迅兒子周海英回憶也有一些是他玩鬧時，挑選出自己喜歡的箋紙讓父親用于寫信。

不論如何，在魯迅生命的最后階段，胸部染有舊疴的他，在悶熱的上海租界地，依然筆耕不輟地戰(zhàn)斗著。他與知音好友、年輕藝術(shù)家之間的交流、溝通，構(gòu)成了他生命最后的絕響。而這些信箋也能夠讓他得以放下論戰(zhàn)之筆，舒緩一下劍拔弩張的感情。那案頭的詩箋、花箋，是溝通心與心之間的工具，此時也促進作家新的神思，啟發(fā)新的工作，賦予其戰(zhàn)斗的勇氣。

魯迅講：“譬如哪怕是極其簡單地收集幾枚畫有舊式圖案的箋紙，我們或許也能夠從中觀察到其所在時代的風氣、習慣以及社會的真實面貌。”魯迅藏箋讓我們看到一位偉大戰(zhàn)士的藝術(shù)收藏，這一封封信箋，勾勒出魯迅的藝術(shù)修養(yǎng)，發(fā)人深省。

備注：此文節(jié)錄自北京畫院理論研究部張楠的《玉箋佳句敏驚鴻——魯迅藏箋情愫》，原文發(fā)表于《收藏》雜志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