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蒼南縣公安局抓獲一名“乞討團伙”女性成員。蒼南警方供圖

溫州蒼南“乞討團伙”覆滅記

“乞討團伙”有固定成員11人，以討要錢財為生，目前3人因尋釁滋事罪被判有期徒刑

任國明在手機上看到自己名字時，很氣憤，也很不屑。

媒體的報道中，他的頭銜是“乞討團伙幫主”。任國明否認自己是幫主，他對新京報記者說，“我跟這些人關系都不好，他們誰聽我的？都是因為利益才在一起。”

任國明目前處于監(jiān)視居住階段。2016年2月27日，任國明、陳宇輝、楊紀蘭、張曉翠、王清濱等人，在浙江溫州蒼南縣龍港鎮(zhèn)泰安大酒店前，使用“拉紅線”的方式，向辦喜事的蔡金樹討要人民幣150元，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

2018年4月18日，蒼南縣人民法院審理“乞討團伙”以強行乞討方式尋釁滋事案，該組織的3名成員楊紀蘭、張曉翠、王清濱因尋釁滋事罪分別被判有期徒刑7個月、有期徒刑7個月緩刑1年、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任國明另案處理。

隨著任國明被抓，這個在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龍港鎮(zhèn)紅白喜事上乞討多年的“乞討團伙”徹底覆滅。新京報記者從蒼南縣人民檢察院獲悉，除上述3名已判決成員外，“乞討團伙”剩余的8名骨干成員，1人死亡，2人取保候審，2人監(jiān)視居住，另有3人在逃。

“都是因為利益才在一起”

2018年5月，任國明在手機上看到當地媒體對“乞討團伙”的報道。他對媒體報道中稱其為“幫主”表示不屑，“我跟這些人關系都不好，他們誰聽我的？都是因為利益才在一起。”

乞討團伙在當地知名度很高。本地一位市民告訴新京報記者，2016年以前，在龍港本地的婚禮中，遇不到乞討反倒很少見，有時一場婚禮能遇到三四撥人。在當地一家彩票店，提起“乞討團伙”，在座的5位市民均稱，其在親友的婚禮中均見識過“乞討團伙”討要紅包。

2016年2月27日，任國明、陳宇輝等人，在浙江溫州蒼南縣龍港鎮(zhèn)泰安大酒店前乞討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任國明落網，“乞討團伙”覆滅的消息被當地媒體報道，幫主“任我行”浮出水面。蒼南縣法院告訴記者，“乞討團伙”成立于2011年前后，以任國明為首，有固定成員11人。一審法官許明舉透露，“乞討團伙”成員中，包括年齡偏大、缺乏職業(yè)技能或身有疾病、殘疾人員。

任國明及另一組織成員陳宇輝證實，在乞討團伙形成前期，以“前幫主”李方辰為代表的本地派擁有絕對“權威”，其“手下人多、名氣旺、熟悉風俗”。任國明回憶，在前期的乞討活動中，他多跟隨本地幫學習討要手法。

任國明、陳宇輝等人均為外地人員，在“乞討團伙”形成過程中，乞討團伙中外地派與本地派的融合經歷了長達數年的過程。

陳宇輝說，前幫主李方辰眼部、腿部皆有殘疾，病逝后，本地派與外地派一定程度上實現合流，形成今天的“乞討團伙”，任國明順理成章成為“幫主”。蒼南法院介紹，任國明成為“幫主”后擁有諸多“權力”。如有新人要加入乞討團伙，需要任國明的同意；討要的香煙，必須全部給任國明；討要紅包的數額，由任國明定，所有成員不可擅自更改。

雖然任國明對以上說法一一否認，但陳宇輝則證實，任國明在后期作為組織領導的說法毫無疑問，但并不擁有絕對權威。“有的人聽他的，有的人也不理他。”

要得太“過火”

本地幫和外地幫沒有融合之前，由于討要紅包“過火”，乞討團伙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機。任國明說，當時乞討人員派系林立，相互之間沒有默契，常會出現一場婚事“走馬燈”式輪番上陣，討要金額也有漫天要價的情況，連他都覺得要得太“過火”。

據都市快報報道，2012年5月2日，龍港一位市民在婚禮上先后遭遇6撥“乞討團伙”成員乞討后，憤而報警。此后，多位受害人將遭遇發(fā)布到微博上，引起大量受害人共鳴。時任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作出批示，要求公安和當地政府對這一惡意乞討行為堅決打擊，還百姓以安寧。

當年5月9日，在舊歷屬于“黃道吉日”，蒼南警方根據日期特點，預判“乞討團伙”會大規(guī)模出動。當天，蒼南警方出動上百名警力，共抓獲50多名“乞討團伙”成員。這些人被處以治安處罰或警告。任國明因在家搭棚子躲過一劫。

本地幫和外地幫融合，讓乞討方式統(tǒng)一起來。辦案民警透露，乞討團伙組織化以后，雖然當地仍存其他乞討團體，但都較為零散，無法與“乞討團伙”相提并論。

2016年1月21日，蒼南本地人楊益光在距龍港鎮(zhèn)6公里的家中掛起氣球、貼上喜字，準備迎接次日兒子的婚事。中午時分，一張10厘米見方的紅紙，貼在了楊益光家一樓的門框上。

這張紅紙附有手機號碼。隨紅紙而來的，便是任國明。一審判決書顯示，“乞討團伙”成員任國明在蒼南縣宜山鎮(zhèn)環(huán)城南路，向楊益光強行討要人民幣102元。楊益光回憶，任國明徑直走到他家一樓的樓梯口，“我要是不攔著，他直接就上樓了。”

紅紙就像“圣旨”，只要他貼了，別人看到就不會再要紅包。辦案民警說，紅紙起到“立威”的作用，相當于行規(guī)：我要過了別人不可以再要，實際上是立山頭、劃地盤。

多年來，雖屢遭警方打擊，乞討團伙仍頑強生長。蒼南警方透露，自2012年開始，當地警方多次組織對乞討團伙進行打擊，但因單個案值微小、當事人不配合、取證難等原因，一直無法對其成員進行刑事處罰。

幫主“任我行”

監(jiān)視居住階段，任國明仍住在龍港——一頂200多塊錢買來的帆布棚子里。年逾6旬的任國明牙齒幾乎全部脫落，雙手不知因何疾病一直腫脹、顫抖，嘴角在說話時會流下口水，需要用手不停擦拭。放棄乞討后，他做過很多職業(yè)，收廢品、抬重物、在白事里做護工，甚至還撈過尸體。

“街坊都跟我說，你這下可厲害了，都上了新聞了。”任國明討厭“乞討團伙”這個稱呼，“乞討團伙這個名稱很難聽。在人們眼里，乞丐就是討飯的，一來討飯別人都厭惡，都要走。”

蒼南縣法院提供的資料顯示，任國明今年57歲，安徽蒙城人，江湖人稱“任我行”。因其在龍港已超過二十年時間，在乞討團伙中有一定影響，被一致推選為“幫主”。

對于“幫主”之稱，任國明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一口否認：“你看我像幫主嗎？”但他承認，“任我行”這一綽號確實為自己所起，其目的是增加知名度，也方便在乞討中隱藏自己的真實姓名。

任國明說，1998年，他花5塊錢扒火車來到杭州，后因尋找同鄉(xiāng)來到龍港。任國明稱，至龍港初期，他曾在龍港供電所打過零工，因不能干重活，靠看守雜物掙一些零錢，但微薄的收入“連吃飯都困難”。當時，龍港婚禮上要紅包的習俗已存在，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學著本地乞丐前去乞討，逐漸成為“乞討團伙”的一員。

乞討套路

民警透露，“乞討團伙”具體的發(fā)展脈絡已很難考證，根據警方掌握的情況，乞討團伙成員一開始發(fā)現婚禮討紅包有利可圖，然后把老鄉(xiāng)帶進來，團隊內部多為以老帶新，延續(xù)下來。“在團隊發(fā)展上，可能并沒有主觀意識去推動組織的發(fā)展壯大，只是人多了好要，他們就多吸收一些人，如果人太多阻礙了分贓，就會控制人數。”

蒼南法院提供的材料顯示，“乞討團伙”每逢吉日，各成員在蒼南縣龍港鎮(zhèn)等地尋找辦紅白喜事的家庭，分組進行乞討，并規(guī)定不管紅白喜事，紅包一律開口要220元加兩包中華香煙。如果不聽安排，甚至可能遭到開除。每天所得紅包會平均分配給成員。

遇到好日子，任國明會提前打電話通知其他成員，他們會在龍港街頭逛，看到誰家門口掛氣球，即可判斷有婚事。或者在花店蹲守，看結婚用的氣球送到哪里，確定好地點后，提前一天上門討紅包。此外，撿廢品的人和三輪車夫也會提供線索，如果提供的主家線索沒有被乞討過，就可以領取10元獎金。

多位成員向新京報記者表示，雖然分組討要避免了“大幫哄”的風險，但分組討要中，常出現部分成員隱匿金額不上交的情況，這會立即遭到“幫規(guī)”的懲罰。任國明回憶，有一次他單獨討要來紅包后未和其他成員分享，曾遭李方辰辱罵、毆打，“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兩天。”

除分組乞討，乞討團伙在討要手法與討要金額上也有講究。辦案民警稱，220元的紅包金額是乞討團伙經過長期總結得出的安全數值，既降低風險，又保留還價空間。

一審判決書稱，討要紅包的方式為攔婚車、糾纏被害人、口頭威脅。對此，任國明、陳宇輝一致稱，乞討團伙討要紅包從不采取強制手段。任國明說，“我多年來要紅包從來未曾強迫別人，別人給我就拿著，不給我就走。”

雖然任國明一口否認，但陳宇輝曾親眼見過任國明用拉紅線的方式阻攔婚車，具體方法為，在婚車前拉一根紅線，婚車即不敢通過。在當地習俗中，婚車如不加理會直接通過，則被視為“闖紅線”，是十分不吉利的做法。在這種情況下，討要紅包多半會成功。

主審法官許明舉表示，雖然主要成員均否認“強行討要”，并將之歸結為本地風俗，但“乞討團伙”的行為早已超出這一界限。在“乞討團伙”案件中，乞討團伙成員主動討要、明碼標價的行為，均已超出傳統(tǒng)風俗的界限，對公序良俗是一種損害。

任國明至今未婚，他偶爾和侄子在微信上聊天，侄子擔心大伯即將面臨的審判，“他跟我說，(勸我)這次進去要好好改造。”

(文中人物除許明舉外，其余均為化名)

采寫/新京報記者 盧通 發(fā)自浙江溫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