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課程中心副主任 王凱

近日,教育部會同國家教育統(tǒng)一考試工作部際聯(lián)席會議成員單位召開了電視電話會議,陳寶生部長在講話中強調(diào)“要全力以赴實現(xiàn)平安高考。嚴禁宣傳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一旦發(fā)現(xiàn)嚴肅處理”。筆者認為,首次明確將禁止宣傳狀元、升學率納入了高考總體安全框架,有著重要意義。年初,教育部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提出的十項禁令,就包括“嚴禁初高中學校對學生進行中高考成績排名、宣傳中高考狀元和升學率,教育行政部門也不得對學校中高考情況進行排名,以及向學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成績數(shù)據(jù)”。可見,教育部門糾正炒作“狀元”、升學率等行為的迫切之情。

盡管多年前教育部就明確要求禁止炒作“高考狀元”,各高校禁止對新生成績進行排名,但每到高考高招期間,“高考狀元”總會成為最引人關注的話題,各種高考成績排行榜層出不窮,并且其炒作有愈演愈烈之勢,這種炒作已經(jīng)影響甚至是誤導了公眾的教育價值觀,強化了應試之風,惡化了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社會環(huán)境。

狀元的炒作在中國古代亦有,古人曾用“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書中自有黃金屋”來激勵讀書人奮發(fā)讀書以出人頭地、改變命運。狀元郎騎高頭馬、著狀元袍、躊躇滿志、榮歸故里,何等榮耀。但與古人側重于激勵學子不同,當今的“狀元”炒作已經(jīng)嚴重異化,形成了隱在“狀元”背后、錯綜復雜的利益鏈條。一是“狀元”的炒作提高了“狀元”所在學校所謂的社會知名度,為日后爭奪優(yōu)質生源提供便利;二是炒作直接帶給“狀元”經(jīng)濟效益和各種榮譽,讓這些還未真正走入社會的單純學子開始關注甚至是崇拜虛名和功利;三是各種培訓機構、企業(yè)不遺余力的宣傳、代言,賺得盆滿缽滿;四是進一步強化了以升學率為導向的考試評價體系,使學校背上無法擺脫的沉重的升學包袱。

逐漸的,各種炒作影響了公眾的教育價值判斷,形成以“得”為主的教育價值觀,教育中更為重要的“善”“美”被放逐。“得”屬于經(jīng)濟學價值范疇,“善”屬于倫理學價值范疇,“美”屬于美學價值范疇,將“得”置于首位明確了教育的功利取向,首先強調(diào)的是教育的效率和效用,在實際運行中很容易成為不同群體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而進行博弈的、赤裸裸的工具。比如無休止的補課、考試、訓練,學校希望借此提高升學率,家長希望借此孩子能升入好的大學,教育管理部門希望借此提高“政績”。當教育純粹為功利驅動時,教育本身就變?yōu)榱斯ぞ?人們追尋的只能是教育以外的利益。被物化和利益化的教育不再關注育人的根本目的,不再關心人的心靈世界,不再企盼精神的解放與崇高。

要引導教育擺脫過分功利的束縛,回歸育人的本質,需要把握好此次將嚴禁炒作“高考狀元”、升學率納入高考總體安全框架的契機,重塑公眾教育價值觀。一是要明確教育的首要價值。教育的首要價值取向應該是求善,求善有三層含義:首先,教育是人的教育,人的教育首先是人心靈的教育,求善無疑是心靈成長的正途;其次,求善實際上是精選人類歷史上的人文精神并轉化為學生現(xiàn)實的生氣勃勃的精神過程;再其次,社會的發(fā)展需要高尚道德的引領,高尚道德的養(yǎng)成離不開教育的求善。二是要引導教育回歸生活。要引導公眾跳出冰冷的知識世界和分數(shù)王國,轉而關注現(xiàn)實生活中鮮活的學生,因為,學生自主精神的喚起,生命靈動性的釋放,生命活力的展現(xiàn)以及生命意義的表征都根植于現(xiàn)實的生活中?，F(xiàn)實生活強調(diào)“活”與“動”,前者是對人的存在的強調(diào),后者是對人的實踐的指引。因此,也只有生活才具有“存在”與“實踐”的雙重意義。

只有公眾和教育者都能堅守教育的精神和原則,抵抗各種相對落后的教育價值觀,使科學理性的教育價值秩序占據(jù)主導地位,才能使教育回歸常態(tài),獲得應有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