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從新的視角，對精準扶貧進行新的思考。

從現在到2020年，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zhàn)，要保證現行標準下的脫貧質量，“既不降低標準，也不吊高胃口”，要瞄準特定貧困群眾精準幫扶，向深度貧困地區(qū)聚焦發(fā)力，激發(fā)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加強考核監(jiān)督。當前，經濟社會轉型增加了貧困縣居民收入的估算難度，因此，深入探討貧困縣居民收入與消費結構，對實現精準脫貧目標具有現實意義。

精準扶貧的“六個精準”中，首先是必須“精準”地找到扶貧對象。通過抽樣問卷、實地訪談等方式，我們對山西省的42個貧困縣、5000余戶貧困戶進行了調研。結果發(fā)現，有超過90％的山西省貧困縣居民恩格爾系數低于50％。根據聯合國對世界各國生活水平的劃分標準，恩格爾系數處于40％至50％之間被視為“小康”。若按此標準，這些貧困縣的居民當不在貧困之列。現實與標準之間為何會有如此偏差？究其原因有兩個：一是存在一定的自給自足率導致其食品支出不高，二是教育、醫(yī)療等剛需支出占比較大導致恩格爾系數失靈。引入“教育”和“醫(yī)療”兩個因素對恩格爾系數進行修正，仍然無法準確反映山西省貧困縣居民的貧困狀態(tài)。因此，憑借恩格爾系數衡量貧困問題在山西存在一定偏差。

“精準”地找到扶貧對象，必須了解貧困的多維度概念。我國的貧困類型大致分為兩類，“收入型貧困”是指居民人均年純收入低于國家貧困標準的絕對生活貧困；“支出型貧困”指因醫(yī)療、子女教育、意外災難性事件等原因導致剛需支出巨大，造成家庭入不敷出，處于社會救助的“夾心層”。通過實地調研和數據分析，我們發(fā)現，山西省多數貧困縣居民收入不高，而教育、醫(yī)療等剛需支出卻較高，導致其陷入了一種貧困新常態(tài)，相對“支出型貧困”是一種長期的貧困狀態(tài)。于是，我們結合國家兩類貧困的概念，將這種家庭收支不平衡的新常態(tài)貧困命名為“準支出型貧困”，從而突破了我國目前單一以年人均純收入劃分貧困與否的標準局限。

如何“精準”解決新時代下的貧困問題？政府一般實行開源政策，通過增加貧困地區(qū)居民收入進行扶貧，但是開源項目扶貧資金投入存在風險，行政監(jiān)督成本較高。“準支出型貧困”居民的特點是收入不高，教育、醫(yī)療等剛需支出較高，減少教育和醫(yī)療支出對不同收入水平的貧困居民會產生不同的扶貧效用。建議可從節(jié)流的角度，加大基礎設施的投入，在宏觀調控之下對貧困居民實行教育和醫(yī)療補貼，即縮減貧困居民教育和醫(yī)療方面的支出，增加貧困地區(qū)居民的理論可支配收入。這樣，居民可以進行儲蓄或者生產性投資，從而激發(fā)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有效解決貧困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貧困居民減少的教育和醫(yī)療支出即為政府對貧困居民的隱性轉移性收入。

針對不同貧困類型人口，政府財政扶貧資金“開源”與“節(jié)流”存在最優(yōu)配比，找到并掌握這個最優(yōu)配比，即可以使精準扶貧取得最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