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在2月1日與觀眾正式見面的廣州博物館全新主體陳列《城標·城史——廣州歷史陳列》是近十年來廣州地區(qū)考古挖掘及資料研究工作智慧結晶的集中展示，也是近十年來廣州博物館文物征集成果的一次匯展。這些年，廣州博物館征集到了哪些“寶貝”?博物館的專家們說，從海外征集的多批近千件清代廣州外銷紋章瓷精品不可不看。這批新藏品，讓廣州博物館無論在紋章瓷收藏還是展示研究方面均走在全國前列。

記者在現(xiàn)場看到，展覽以倉儲式陳列形式展出了精選出的40余件紋章瓷精品，重現(xiàn)了瑰麗多姿的紋章瓷裝飾藝術，再現(xiàn)了十八、十九世紀中西陶瓷貿易的盛況及其所帶來的對中西生活方式和審美情趣的深遠影響。

精美的紋章瓷

清乾隆時期廣州工匠制作并進獻宮廷的琺瑯金鼎

人物紋銅胎琺瑯大碗

紋章瓷需要提前一個貿易季節(jié)預定

要弄清楚紋章瓷的來龍去脈，可能要先熟悉一下清代廣州外貿的歷史。清廷設立粵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廣州一度成為對西洋航海國家的唯一貿易口岸。因“一口通商”政策之利，廣州成為嶺南的商業(yè)中心，也是世界貿易的樞紐。清代廣州中外商人齊聚，中西文明交匯，各行各業(yè)蓬勃發(fā)展，由此帶來了朱樓畫榭連綿不絕、“銀錢堆滿十三行”的盛況。

清朝廣州航線擴展到北美洲、澳大利亞和西歐等地，形成全球貿易網絡，黃埔港停泊的各國商船日益增多。中國的茶葉、絲綢、陶瓷、土布、中藥、外銷藝術品等從廣州出口，海外的洋參、皮毛、香料、珠寶、鐘表、棉紗等經此進口。此時的廣州也是一個文化交流的窗口，西人帶來了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并把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傳播到西方。中國的商品和文化曾在歐美國家掀起“中國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規(guī)定廣州對西洋海路“一口通商”至光緒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期間，黃埔港成為中國最繁忙的港口。據《粵海關志》統(tǒng)計，1758年到1837年的80年中，經粵海關入華貿易的外國商船共計5107艘，足見廣州對外貿易的繁榮與興盛。

當時的黃埔港水面開闊，水深適宜。各國商船按周期性季風變化開展貿易，逐漸形成了固定的貿易線路和通商模式。每年夏初，西南季風吹起之時，歐洲各國商船在經過五到七個月的航行之后，陸續(xù)抵達黃埔港停泊。黃埔港是遠洋船只能達到的離廣州城最近的地方，從這里開始，水域變淺，大型船只無法前行。所有的歐洲商船在這里停留大約三到六個月，卸貨、裝貨。外商需在這里轉乘舢板，沿珠江上溯前往廣州城外的十三行商館區(qū)，和行商們談生意，以便在冬季東北風盛行時返航。

每年夏季，外國商船云集廣州之時，也是廣州行商們與外商商討生意的季節(jié)。一般來說，東印度公司等采購的大宗瓷器，當季便可備齊，裝船離港。但要求特殊的定燒瓷，則需提前預定，到下一個貿易季節(jié)交易清算。紋章瓷訂單由船長和大班們親自督辦，并作為船員被允許攜帶的私人貿易物品經東印度公司商船運返歐洲各地。紋章瓷的燒制，從下訂單到送達歐洲買家手中，長則需兩到三年，短的也需一年有余。由于紋章瓷屬于特殊定制瓷器，耗工費時，成本高昂，大多成套定制，每套數(shù)量不下200件。

在清廷宣布廣州為一口通商口岸前，外商在廣州定制紋章瓷的做法已經蔚然成風。成千上萬的中國紋章瓷在廣州裝船，漂洋過海，前往歐洲。

廣州“刀仔”和英國“托爾”跨越大洋的緣分

1791年1月24日，英國陸軍中校約翰·查德威克定制的一批紋章瓷在廣州裝船，遠赴英倫。他來自斯塔福德郡一個古老的家族，這個家族曾在18世紀從外族繼承了多處物產。紋章瓷分為兩批定制，一批繪四等分紋章，一批繪六等分紋章。1800年查德威克逝世后，這批紋章瓷由他的孫子繼承。

廣州城內供應瓷器的商人，除了十三行商人外，還有一些“外圍商人”，即中間商。其中一位最著名者被稱作“Syngchong”(鑫行)。這家瓷商提供給歐洲客戶的樣板瓷盤，現(xiàn)在仍保存在倫敦以收藏世界各國工藝品著稱的V&A博物館中。“中國皇后”號運回國內的首批瓷器中，也有他的供貨。

還有一位中文署名為“刀仔”的廣州瓷商或中間商，將自己的名字永遠留在了一張英國送到廣州的訂單和樣板上。根據該訂單繪制的紋章瓷依然存世，并成為目前發(fā)現(xiàn)的唯一中英文原始訂單仍然留存的紋章瓷套件。這套紋章瓷是1728年英國克里斯托弗·托爾或他的兄弟托馬斯·托爾定制的。兩人均為英國下院議員、皇家稅務總署的審計員，托馬斯還曾擔任喬治亞殖民地的理事。紋章使用了塔樓的圖案，是托爾家族姓氏“Tower”的雙關語式表現(xiàn)。他們將自己的紋章繪制在一張牛皮紙上送到廣州。

在語言不通、信息和交通不發(fā)達的時代，將相隔數(shù)千里的西方客戶的需求與中國瓷匠的技藝結合在一起，生產出令人滿意的紋章瓷作品，是一個漫長而又充滿變數(shù)的過程。就紋章樣板來說，專門的彩繪當然是首選。印章、藏書券也常被用作紋章的繪制樣板。比如，1770年左右，東印度公司艦隊司令約翰·沃特森定制的配菜碟即根據藏書券繪制。這位出身于愛爾蘭的海軍將領家族紋章的原始授予狀至今仍保存在都柏林城堡內。根據這些樣板繪制，有時也會發(fā)生小小的錯誤，如將本不是紋章一部分的備注文字繪在紋章中。但總體來看，這種失誤的比例非常小。

數(shù)千套紋章瓷從廣州遠赴世界各地

紋章在歐洲的使用大概可以追溯到12世紀，在13、14世紀達到繁榮。它本是一種廣泛印制在盾牌、馬衣、罩袍和旗幟等之上，用于區(qū)分戰(zhàn)場和競技場中戰(zhàn)斗人員的標識。為了達到準確記錄和便于識別區(qū)分的功能，紋章從中世紀歐洲世襲性質的個人識別體系，逐漸發(fā)展成為一門獨特語言體系的學科。在15世紀以后，隨著火器的逐漸推廣，作為近距離識別標記的紋章原始意義逐漸褪去，但作為代表個人或機構最為美觀、明確的形式，轉化為血統(tǒng)、婚姻和社會地位的標志，仍然在廣泛運用。如今，去歐洲旅行的游客，不難在建筑、藝術作品、服飾中看到它們的影子。

在中國瓷器尚未大規(guī)模進入歐洲之前，歐洲貴族常使用的銀質器皿上就經常飾以紋章，但直到18世紀中國紋章瓷的出現(xiàn)，才令紋章餐具盛極一時。

從目前所知的材料看，16世紀上半葉的葡萄牙王室是中國紋章瓷最早的訂戶。但在1630年以前，中國外銷紋章瓷主要都是青花瓷，并且制作很快陷入了停滯，直到1690年左右才得以復蘇，并在18世紀達到鼎盛。紋章瓷的鼎盛得益于中國瓷器彩繪技術的成熟，以及新航路開辟帶來的海上貿易的繁榮。這讓根據客戶需求大規(guī)模、快速生產成為可能。

中國紋章瓷的出現(xiàn)，迎合了歐洲社會中希望彰顯血統(tǒng)、聯(lián)盟和凸顯身份來維系和發(fā)展社會關系的需求。繪有個人紋章圖案的成套餐具、茶具、咖啡具及各種裝飾用品，無論在正式還是私人的場合，都具有難以比擬的作用。在一些特殊的喜慶日子，如結婚、晉升等，一套專門定制的紋章瓷，是當時西方社會潮流人士最為喜愛的錦上添花之物。

紋章瓷的裝飾風格、紋樣非常繁多，且變化萬端?！皻W洲風”和“中國風”交替引領風騷，代表著不同時代的審美趣味和藝術潮流。19世紀20年代，一種被稱為“廣州玫瑰”的樣式開始興起，并在19世紀80年代盛行一時。這類紋飾一般色彩濃烈，構圖飽滿，繪制繁復，根據紋飾和布局的不同可以分為“玫瑰團花紋”(廣彩人物花鳥紋)和“玫瑰滿大人紋”(廣彩人物紋)。

在每套數(shù)量不少于200件的平均規(guī)模之下，英國和講英語的地區(qū)定制了超過5000套中國紋章瓷，荷蘭定制600~700套，瑞典定制了300余套，葡萄牙定制了200余套，法國和瑞士合計也有300余套，后期加入的美國則占據了19世紀的大部分外銷瓷器的市場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