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母親哭了，他也哭了，母親說，“我一定要多活幾年，可以幫你收一下尸”。

七年的時光，鐘嘯偉用“等死”兩個字來概括。

他沒什么時間概念，窩在客廳的沙發(fā)上，累了，瞇一會兒，驚醒，再繼續(xù)睡。實在餓得不行，摸去廚房隨便整點吃的，一天就這么打發(fā)了。

“那種滋味，比蹲監(jiān)獄難受多了，只有癌癥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么感覺”。

有些時候，他甚至羨慕蹲監(jiān)獄的人，“我蹲監(jiān)獄，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天天活得有盼頭，這是多幸福的事情”。

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瘋了？

一年年過去，鐘嘯偉也納悶，“也沒好好吃藥，怎么還沒死”。

他只有小學文化，對官方機構給出的檢測報告深信不疑。

在疾控中心的宣傳貼畫上，他看到過艾滋病患者會有的一些基本癥狀，比如淋巴結腫大、肌肉疼痛、周期性低燒等，便先入為主，產生聯想：有些感冒發(fā)燒，就告訴自己，開始低燒了，發(fā)病了，天氣冷了關節(jié)疼痛，便覺得自己是肌肉疼痛，快進入晚期了。

事實上，鐘嘯偉有很多機會，可以早點知道自己并未患上艾滋病。

《艾滋病防治條例》規(guī)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應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進行醫(yī)學隨訪。

2008年至2015年期間，鐘嘯偉在成都市金牛區(qū)疾控中心共進行了13次醫(yī)學隨訪，遺憾的是，由于長期注射毒品，導致血管萎縮，金牛區(qū)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七年來都沒能成功采集鐘嘯偉的血樣，這七年來，他一次CD4細胞檢測都沒做過。

CD4細胞是艾滋病病毒的主要攻擊對象，正常成人的CD4細胞為每立方毫米500-1600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細胞可能會出現進行性或不規(guī)則性下降，通過觀察CD4細胞檢測結果，可以很快判斷出被檢測者是否患有艾滋病。

因為規(guī)定只有CD4檢測證明是艾滋病才能吃低保，所以鐘嘯偉每次醫(yī)學隨訪都去了，金牛區(qū)疾控中心的醫(yī)生在他手臂上抽不出血，也未發(fā)現什么異常，但還是給他開了低保需要的證明。

而這個艾滋感染證明，他也一次次地給自己心理暗示，“每年都檢查，哪還能弄錯”。

但他還是心里起了嘀咕。2015年圣誕節(jié)，鐘嘯偉早早起來，去了四川大學華西醫(yī)院抽血化驗，那里的醫(yī)生也是抽的手臂的血，在手臂靠近內側的位置，扎下去，血嘩地一下就流出來了。

第二天，他去拿檢測報告，結果顯示，HIV抗原體復合檢測為陰性，他走到吊燈下面，仔仔細細又看了兩遍，還是“陰性”。

這個52歲的中年男人感覺腦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醫(yī)生，你是不是搞錯了？我得艾滋病七年了！”

那位姓鄧的醫(yī)生也樂了，哪有人沒病說自己有病，回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瘋了？”

鐘嘯偉不知道應該相信誰。在他的認知里，疾控中心和華西醫(yī)院，都是“權威的、大單位”，他們開具的報告，怎么能不一樣呢。

他把那張薄薄的A4紙小心折起來，放進上衣口袋，出了醫(yī)院門，連公交都忘了坐，滿腦子想著，“是不是搞錯了，是不是搞錯了”，暴走了兩個多小時，走到了家門口。

到底是哪個環(huán)節(jié)出了錯誤

鐘嘯偉怎么想都想不通，跑去金牛區(qū)疾控中心咨詢，接待他的工作人員也不信，“我在這工作這么多年了，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

2016年1月22日，金牛區(qū)疾控中心按照華西醫(yī)院的抽血位置，對鐘嘯偉進行抽血送檢，采血成功了，結果顯示，HIV抗體仍為陰性。

至此，鐘嘯偉徹底相信，自己沒有患艾滋病。他想知道當年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是誰把自己的血搞錯了，讓自己的命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他找出2008年那張HIV抗體確認檢測報告單，上面的送檢單位寫的是成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確認單位寫的是四川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鐘嘯偉找到四川省疾控中心，他們對樣本庫中鐘嘯偉2008年的血樣進行了復查，檢測結果仍為陽性。

對這個檢驗結果，成都市疾控中心不愿意接受采訪，相關人員表示，一切都將通過法律程序解決。

此前，成都市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曾接受過澎湃新聞的采訪，他們給出的解釋是，“由于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鐘嘯偉血樣檢測結果依然為陽性，所以目前能肯定2008年送檢的血樣不是鐘嘯偉本人的，這和信息登記存在漏洞有關”。

至于具體是哪個環(huán)節(jié)導致了送檢血樣不是鐘嘯偉本人的，市疾控中心表示，需要等到案件開庭后才能有答案。

一些醫(yī)療界人士建議，疾控中心有必要對鐘嘯偉2008年送檢的血樣做一份DNA鑒定，事情會更加明朗，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那份血樣到底是誰的，以及是哪個環(huán)節(jié)出了錯誤。

鐘嘯偉感覺憤怒，他猜想：“如果是我的血樣和別人的血樣搞錯了，那是不是存在這樣的情況：有一個艾滋病患者拿了我的檢測結果，以為自己沒有患艾滋病，沒有及時接受治療，還傳染了很多人”。

“討個說法”

從2016年年初至今，鐘嘯偉都在為自己失去的七年“討個說法”。

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給他一個道歉。他告訴記者，事情過去一年多，他一句安慰的話都沒有收到，“有一句安慰的話我都巴適(成都方言，舒服的意思)些”。

他找過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員表示，這件事不屬于法律援助的范圍，“不屬于醫(yī)療事故”。去得多了，有律師私下和他說，“你讓我給你代理這件事，不過你要給我付費，先拿出一萬塊錢來，我?guī)湍愦蚬偎尽薄?/p>

他沒有錢，唯一能幫襯他的母親也拿不出一萬塊錢。一次，母親在四川電視臺看到有求助熱線，記下來，讓他打電話試試。

今年2月，四川電視臺《黃金三十分》欄目播放了鐘嘯偉的事情，他盼了很久，等疾控中心的人來找他，卻也沒了下文。

王素珍覺得，鐘嘯偉現在的模樣，像極了小時候，“我下班回來，看他佝著脖子，把頭埋進衣領里，縮在那里，問他怎么了他也不說，我就知道，肯定是在外面受欺負了”。

12月初，許多媒體注意到了鐘嘯偉，事情開始有了轉機。

四川英濟律師事務所律師歐陽九、佘勇決定免費為他提供法律援助。

按照鐘嘯偉的意愿，他們提起了民事訴訟，將成都市疾控中心列為第一被告，四川省疾控中心列為第二被告。

在起訴書里，鐘嘯偉想要的“說法”主要包括3個方面，第一，在艾滋病檢測網絡中更改錯誤登記信息；第二，一份書面的道歉；第三，賠償從2008年至今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害。

歐陽九律師表示，這個案件證據過硬，勝訴的可能性很大。

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區(qū)法院受理了案件，開庭時間尚未確定。

王素珍歲數大了，很難下樓走動，聽到這個消息，逢人就說，“我幺兒的事情立案了，他是被冤枉的，沒有艾滋病”。

她曾經問過兒子，案子判了以后打算怎么辦？

鐘嘯偉低著頭，“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要結婚嗎”，“不結了”。

王素珍心里都盤算好了，“希望他能拿到一些賠償，把醫(yī)保和社保補上，然后開個飯館”，她頓了頓，“和他兩個哥哥和好”。

新京報記者 羅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