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董十三說》是晚明一部重要的文物收藏理論著作，目前公認其作者為文人畫家董其昌，不過這也值得商榷。“骨董”，即古董、古玩的舊稱，古或是骨的同音轉義，是古代遺存的有價值器物的統(tǒng)稱，《骨董十三說》中是這樣定義的：“雜古器物不類者為類，名骨董”。“十三說”，就是以十三個小段落分別論述古董。

明代把古器物賞玩看作生活的美學，這與明代之前對古器物鑒定的“正經(jīng)補史”考釋意義是不一樣的。“骨董”一詞最早是從宋代開始的，最早文獻記載可見于北宋《陵陽集》卷三中近體詩“莫言衲子籃無底，盛取江南骨董歸……乞得金多未為貴，歸來著眼看家珍”。該詩中所說的“家珍”與“骨董”是同一個意思。但是“骨董”一詞作為“古董”之用并不清楚，明代萬歷年間張萱《疑耀》卷五有“骨董”一條：“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今人作古董字，其意不可曉。”其實，宋代到清代多使用“骨董”一詞，明晚期才開始稱“古董”，“古董”較“骨董”更文雅些，更加符合文人士大夫的意趣和氣質，而到清末后則常用“古玩”一詞了。

南宋，“鐵線巷陳二郎十分金”金葉子十片。

縱覽全篇，《骨董十三說》借物育人，看似簡單的道理，今天我們讀來，似乎仍不過時。開篇就為骨董立名，為全篇定下從“格物”到“平天下”的境界格調(diào)。主體部分進而闡明由“墊物”到“天下”的古董意蘊，收藏者中“賢者”“貪戾者”“拘謹之人”的差別，“用物”“我物”的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區(qū)分。最后三說分別對4類11種骨董進行敘述，依次為“金玉”“書畫”“琴劍”“瓷器”。結尾再一次總結：“人莫尚于據(jù)德游藝也。立身以德，養(yǎng)生以藝。先王之盛德在于禮樂，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禮樂之器可以進德，玩墨跡舊刻可以精藝。居今之世，可與古人相見。在此也！”《骨董十三說》始終提倡的是以古養(yǎng)志，在“養(yǎng)生供物”的感性張揚中，提出“即物見道”的觀點。

《骨董十三說》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在于其闡述的道理發(fā)人深省，同時還因為它的作者被認為是大大名鼎鼎的書畫家董其昌。董其昌不僅是明代著名的書畫家，更是一位富甲天下的收藏家，官至南京禮部尚書，他擅畫山水，師法董源、巨然、黃公望、倪瓚，其畫及畫論對明末清初畫壇影響很大。只是，《骨董十三說》原創(chuàng)作者是董其昌一說，卻也有不少的疑點。

首先，在最原始的文獻查詢中，刊出者反對直接將該文署名于董其昌。現(xiàn)知該文最早刊行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即楊文斌香海閣刊本，該刊本是與陳原心《玉紀》合刊的，但封面、扉頁及正文首頁均未標出原作者。也就是說，《骨董十三說》最早由楊文斌在光緒二十三年從董其昌書帖中錄出刊行，不過楊文斌沒有將董其昌直接認定為作者，相反提出了董其昌不是作者的疑問，香海閣刊版本的跋中直接標明了這種疑慮：“光緒丁酉春，有人持叢帖求售者，后附此帖，統(tǒng)計十四則……中有‘十月二日書’，又‘舟行臨平道中二日書竟’，末贅‘天啟元年二月望日書竟’。細玩詞意，似是從他處錄出，又似先成前數(shù)則，續(xù)有所得，又成若干者，無從懸揣……遂錄出付諸手民，以廣其傳。”，從原帖款識來看，《骨董十三說》只能說是董其昌所書，內(nèi)容是否為其創(chuàng)造無法確定。

元，青花纏枝牡丹紋摩羯魚耳大罐。

其次，與董其昌相關的史料并沒有相關記載。董其昌主要文獻《容臺集》是在崇禎三年（1630年）由其親手完成，其長孫董庭輯次的，計有詩集4卷、文集9卷、別集4卷。那時董其昌已76歲高齡。崇禎七年（1634年），董其昌對《容臺集》進行增補并開始重印，計有詩集4卷、文集10卷、別集6卷。該集子內(nèi)容浩瀚繁復應當涵蓋董其昌畢生所著，不過遺憾的是，《容臺集》中卻沒有收錄《骨董十三說》或相關內(nèi)容。王永順主編的《董其昌史料》中，作者甚至將《骨董十三說》放在“著述考偽”中。再如任道斌《董其昌系年》、鄭威《董其昌年譜》、馬躪非《董其昌研究》，以及《文人畫與南北宗論文匯編》《董其昌研究文集》等，均未見著錄和征引此書。從大量的書畫題跋以及后人匯編的相關史料來看，董其昌的收藏興趣主要在于書畫，對于古器物收藏與鑒賞可能較少涉及。

最后，香海閣刊本之后的版本都習慣于將《骨董十三說》署名于董其昌，這已經(jīng)成為一種習慣，加上沒有其他明確作者署名的證明，因此后人也很少懷疑。之后該文的其他版本，如美叢本、西泠本、靜園本、日譯本、中華本、金城本，出版者均直接將董其昌標為作者，1914年該文被收入《美術叢書》二集第八輯，同年西泠印社以聚珍版印行，后又收入《靜園叢書》；1926年日本著名學者大村西崖將其翻譯成日文，由東京美術學校清福會出版發(fā)行；1989年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影印本，199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過影印本。目前所常見版本是2012年分別由中華書局和金城出版社出版的版本。顯然，絕大多數(shù)學者在著述中習慣性地將其著作權歸于董其昌，所以使得今天的學者引用很少懷疑這一點。

無論怎樣，《骨董十三說》為我們提供一部關于時代文化生活的典籍，呈現(xiàn)的是時代的藏物、觀物、用物之道。若依文獻推測，董其昌可能只是《骨董十三說》的書寫者，不是著作者。即便如此，《骨董十三說》思慮深邃、論述精辟，絕非普通收藏品鑒之作，對古董認知的境界與董其昌的學識修養(yǎng)可堪媲比，不管作為創(chuàng)作者還是抄錄者，其功不可沒。

（作者：陳紅玉 單位：北京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