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樣的民法學，就有什么樣的民法典。中國民法學與民事立法歷來存在深層互動關系：民法學為民事立法提供理論支持，民事立法影響民法學的廣度和深度。制訂一部中國民法典，是幾代民法學者的夢想。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民法學研究獲得長足進步。民法學研究者深入發(fā)掘中國人的實踐理性、價值觀念、交往規(guī)則和生活方式，總結時代特色和民族精神，繼承本國優(yōu)良法律文化傳統(tǒng)，吸收域外有益學術經(jīng)驗，形成了相對成熟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學思想體系。民法總則的誕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中國民法學發(fā)展的成果。

民法學研究與民法典編纂關系緊密

民法典編纂是相當浩大的工程，除了國家法治進步、經(jīng)濟社會條件具備，還需要深厚的民法學理論積累。民法典調(diào)整的領域繁多，包括市場經(jīng)濟領域、其他社會領域、婚姻家庭領域和個體人格與私生活領域等等，堪稱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在成文法國家，民法典的條文數(shù)往往最多。更難的是，民法所調(diào)整的這些領域在價值理念、運行邏輯和實施機制方面往往差異較大，甚至截然不同。比如，市場經(jīng)濟領域以經(jīng)濟利益最大化為驅動力，強調(diào)對價關系；其他社會領域追求社會公益或成員的共同利益，培育社會成員公共精神和社會歸屬感；家庭領域以源于血緣和婚姻的愛為基礎，保護弱者，可能并不特別強調(diào)成員之間權利義務的平衡；個人人格與私生活領域以人格多元化發(fā)展為旨歸，重視人格自由發(fā)展。民法典必須將不同領域的法律規(guī)范整合為一個層次分明、彼此關聯(lián)的有機體系，其編纂難度可見一斑。

1814年，德國法學家薩維尼曾與另一位學者蒂堡發(fā)生一場激辯，討論德國有無能力編纂民法典的問題。盡管當時德國已經(jīng)形成了影響至今的近代民法學體系，民法學大家也不斷涌現(xiàn)，但薩維尼還是認為，德國民法學并未深入研究德國的“民族精神”，即民族的實踐理性、觀念世界和生活方式，尚無法為民法典提供堅實的智力支持。而民法典又具有穩(wěn)定性，若率爾操觚，以薄弱的民法學理論建構民法典，可能使其成為夾生飯。從這場辯論中可以看出，學者對民法典編纂的學理支持是多么看重。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前四次民法典編纂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成熟的民法學理論的支撐。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偉大實踐，為民法典編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時機。中國的民法理論研究也已經(jīng)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在批判借鑒外國法學理論、制度、概念的基礎上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中國民法學體系。中國有條件、有能力也有信心制定一部立足中國實際、直面中國問題、展現(xiàn)中國特色、具有中國氣派的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