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都是考古大年

12日，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揭曉，寧夏青銅峽鴿子山遺址、貴州貴安新區(qū)牛坡洞洞穴遺址等十大新發(fā)現從25個入圍項目脫穎而出。

“以前考古還有大年小年之說，但近些年來可謂年年是大年。”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徐光冀表示，文明探源的連續(xù)性考古項目、主動設置的學術課題考古、前瞻性考古和搶救性考古都有條不紊地開展著，成果令人驚喜。

寧夏青銅峽鴿子山遺址

遺址發(fā)掘出距今4800年、10000年和12000年3個文化層位。直徑不足2毫米的鴕鳥蛋皮裝飾品是同時代發(fā)現最小的同類型遺物，革新了我們對萬年前人類運用復雜技術能力的認識。植物考古提取到了植物種子的遺存，意味著早在1.1萬年前，先民就開始了對植物的利用。呈條帶狀分布的柱洞和數十處結構性火塘則揭示了居住和用火的狀況。

點評：該遺址地處騰格里沙漠東南緣的荒漠中，之前我國同類型地貌單元的文化遺物都是地表采集，缺少明確的時空框架，此次發(fā)掘學術課題明確、考古過程科學規(guī)范，多學科合作充分，首次在西北沙漠邊緣地區(qū)建立了距今約1.2萬年至5000年，即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中期的文化序列。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幼平）

圖①：該遺址出土的鴕鳥蛋皮串珠。

貴州貴安新區(qū)牛坡洞洞穴遺址

發(fā)掘出從舊石器到新石器乃至歷史時期的連續(xù)地層剖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穿越萬年的完整的文化序列。用火遺跡、完整墓葬、可以復原的陶器等豐富的發(fā)現，為研究這一地區(qū)從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的史前人類行為模式、古代環(huán)境變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材料。

點評：該遺址對于認識貴州地區(qū)史前文化特征，構建該地區(qū)史前文化，確立貴州在中國史前文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義。遺址中發(fā)現的完整墓葬，填補了這一地區(qū)史前洞穴遺址中不見墓葬的空白，為研究史前人類體質特征提供了線索。植物遺存，尤其是6000年前的稻米遺存是西南地區(qū)最早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志軍）

圖②：該遺址出土的第四期陶器。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

該遺址的最新發(fā)掘成果刷新了我們對于長江中游地區(qū)文明化進程的認識。位于遺址中心的譚家?guī)X發(fā)現了屬于油子嶺文化晚期的面積超過20萬平方米的城址，是同時期規(guī)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印信臺遺址則是一處有著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場地，而5座甕棺出土的龍山時期隨葬的240件玉器則代表了后石家河文化時期中國乃至東亞地區(qū)的制玉工藝的最高水平，也為我們進一步了解當時的信仰及審美提供了線索。

點評：石家河遺址在中華文明探源中舉足輕重。距今5000年至3800年間的上千年間，石家河遺址一直是長江中游地區(qū)規(guī)模最大、延續(xù)時間最長、等級最高的史前聚落群。它的玉器不僅代表了史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qū)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峰，其所蘊含的文化內涵一直影響、傳承至歷史時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

圖③：該遺址出土的連體雙人玉玦。

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窯址

這是我國目前已知的最早燒造原始青瓷的窯址，碳14年代測年約為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即夏商時期。9座依山而建的窯爐大多保存較為完好，為土洞式長條形的龍窯，與之前原始青瓷的另一起源地浙江東苕溪流域是不同的技術體系。印紋硬陶與原始青瓷的并存，說明了東南沿海廣大的印紋硬陶生產區(qū)域，從技術上講是可以創(chuàng)制出帶釉的原始瓷器。區(qū)域考古調查發(fā)現在周邊地區(qū)還有10余個窯址，這是一個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生產區(qū)域。

點評：該窯址的發(fā)掘為探索中國原始瓷器的起源和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這里不但是原始瓷器生產的重要區(qū)域，而且北傳至閩江流域，或與中原地區(qū)也有一定的聯系。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 

圖④：該窯址出土的原始青瓷尊殘片。

陜西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據古文獻記載，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秦國先后在雍都郊外置“四畤”，使這里成為國家最高等級的祭祀圣地。漢高祖劉邦承秦制，又增設北畤。此次考古首次發(fā)現了由各類遺跡組合而成的“畤”文化遺存，以實際文化內涵印證了秦漢時期國家在這里曾舉行最高祭天禮儀，既是正史記載之佐證，又是秦漢大一統(tǒng)的國家精神的物質再現。

點評：血池秦漢祭祀遺址是首次在秦都雍城附近發(fā)現的與古文獻記載相吻合、時代較早、規(guī)模最大、性質明確、持續(xù)時間最長，且功能結構趨于完整的國家大型祭祀遺址，不僅填補了既往雍城未見郊外畤祭遺址的空白，而且對于研究中國古代從封國到帝國這一重要歷史過程中的祭祀制度、政治制度、禮制文化等均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部委員劉慶柱）

圖⑤：血池秦漢祭祀遺址遠景。

北京通州漢代路縣故城遺址

這是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而開展的一項大規(guī)模考古工作，勘探122萬平方米，發(fā)掘4萬余平方米，發(fā)現漢代路縣故城城址及其周邊千余座墓葬，填補了漢代縣級城址考古的學術空白。這座通州最早的縣城平面近似方形，邊長約600米，城內發(fā)現了漢代、遼金和明清三個時期的道路遺跡。以路縣故城為核心的周邊地區(qū)，呈環(huán)狀分布了由戰(zhàn)國至明清的墓葬，數量眾多、時間延續(xù)長、類型多、隨葬品豐富，為還原古代通州地區(qū)社會文化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點評：過去對秦漢的都城遺址做了很多工作，而對秦漢的縣城遺址則做得很少，通州漢代路縣故城遺址因而非常重要。北京市已經決定對路縣故城遺址實施整體保護，可以長期進行考古以了解漢代縣城的功能布局。 

（劉慶柱）

圖⑥：該遺址出土的陶豆。

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窯址

“奪得千峰翠色來”是唐代詩人陸龜蒙贊譽越窯秘色瓷的著名詩句。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秘色瓷是在哪里生產的，又是如何生產的？后司岙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通過考古首次摸清了唐五代時期最高質量越窯青瓷窯場的基本格局，確認了晚唐五代時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以及秘色瓷的生產工藝與興盛過程，它代表了這一時期的最高水平，其開創(chuàng)的以天青色為特征的秘色瓷產品，不僅是制瓷史上的里程碑，而且影響到后代包括汝窯、南宋官窯、龍泉窯、高麗青瓷等一大批名窯生產與整個社會的審美取向。

點評：窯址的發(fā)現是在先期勘查了上林湖地區(qū)100多個窯址以后才確定的。同時水下考古與陸上考古相結合，對今天已成為水庫的上林湖進行了詳盡的水下勘探，弄清了窯址所在位置當年的自然地貌，為探討原料的來源和產品外運提供了重要資料，這些都是陶瓷考古工作中的有益嘗試。 

（徐光冀）

圖⑦：該窯址出土的秘色瓷盞與盞托。

上海青浦青龍鎮(zhèn)遺址

青龍鎮(zhèn)為上海地區(qū)最早的貿易港口，甚至日本、新羅、廣南等國海船每年都要到青龍鎮(zhèn)進行貿易。南宋時期，青龍鎮(zhèn)還專設市舶務管理對外貿易。考古發(fā)現了唐宋時期大量的遺跡和遺物，有隆平寺塔、房址、水井、鑄造作坊等重要遺跡，基本弄清了唐宋時期青龍鎮(zhèn)布局特征。隆平寺遺址的發(fā)掘，弄清了塔基結構和建造方法，出土了精美的文物，對于了解當時的佛塔營造技術具有很高的價值。大量的來自不同窯口的瓷器，來自南方窯口。這些考古發(fā)現與文獻相印證，確證了青龍鎮(zhèn)是上海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口，為海上絲綢之路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點評：青龍鎮(zhèn)使我們認識到在唐宋時期除了揚州和明州（寧波）這兩大港口之外，還有另外的海上貿易港口，這也為當時外銷瓷的輸出路線提供了新思路。 

（秦大樹）

圖⑧：該遺址出土的鉛貼金阿育王塔。

山西河津固鎮(zhèn)宋金瓷窯址

在河津的龍門古渡發(fā)現的宋金時期的四處瓷窯址、四個制瓷作坊和四座瓷窯爐等遺跡，千余件完整或可復原的瓷器以及數以萬計的瓷片，使曾經坐擁資源與交通之便利的宋金河津窯露出了真容。制瓷作坊從原料制備到裝匣缽一應俱全。作為瓷器主要品種的白瓷，在北宋時期還是以簡約素雅為美，金代則多剔花填黑彩的瓷枕為代表，國內外上千件同樣類型的瓷枕精品1/10都源自這里。

點評：做陶瓷考古的學者有一個共識，改寫中國陶瓷史要靠山西地區(qū)瓷窯遺址的發(fā)掘。因為在山西這樣一個山環(huán)水繞的地方，通過不同的山口道路分別與河北、河南、陜西的重要制瓷傳統(tǒng)相關聯，又在山西內部使這些不同的生產傳統(tǒng)相融合，河津固鎮(zhèn)窯址就是一個例證。 

（秦大樹）

圖⑨：該窯址出土的素燒花口長頸瓶。

湖南桂陽桐木嶺礦冶遺址

通過對這一明清時期遺址的全面調查，確定當地采用“以礦就煤”的生產模式；通過對遺址中心部位冶煉平臺的整體揭露，完整復原出冶煉場址的功能結構布局。桐木嶺遺址出土了國內迄今發(fā)現保存最為完整的古代煉鋅槽形爐及相關遺跡遺物，可復原當時煉鋅工藝流程；工匠將礦石焙燒、分選，再和煤炭混合，置于陶罐，陶罐放在槽形爐之上，陶罐內部有冷凝器等裝置，鋅蒸氣上升后再冷卻。多金屬一體冶煉是中國礦冶考古的首次發(fā)現，凸顯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先進水平。

點評：中國是最早掌握煉鋅技術的國家之一，該煉鋅遺存代表當時最先進的煉鋅技術，本次發(fā)掘還使我們對古代手工業(yè)場址的功能分區(qū)、工藝流程、生產規(guī)模、工人的生活及生產力狀況都有了重要認識。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陳建立）

圖⑩：桐木嶺礦冶遺址全景照。

制圖：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