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全世界范圍來看，今天任何一所大學的國際化程度都要高于三十年前。但有趣的是，這樣的環(huán)境并不意味著留學生能接觸更豐富的外部文化。這種隔離機制的形成并非人有意為之，但確實發(fā)揮著作用。

今天，留學已然成為一種常態(tài)。多數(shù)家長或學生都相信，留學至少能帶來一個好處，即“外語水平的提高”。但通過與周邊的留學生交流，我發(fā)現(xiàn)，不少留學生出國若干年后在語言應用方面依然未能達到熟練水平。

我自己曾在一家留學培訓機構擔任顧問和寫作教師的職務，由于公司業(yè)務的擴張，往往需要向機構推薦一些合適人選入職。為了降低時間成本，我傾向于從海歸留學生的簡歷中挑選用人。然而我發(fā)現(xiàn)，不少留學生連閱讀《紐約時報》這樣的大眾文本也非常困難。

這是為什么？

中國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mào)易組織，這一行動不僅推動了經(jīng)濟增長，還促進了文化和教育領域的民間交流。在這一背景下，中國迎來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波留學潮。

第三波留學潮伴隨著私人財富的迅速積累以及新富階層的崛起。獲得獎學金和機構資助不再成為留學的必要條件，不少家庭僅憑私人財富就能將子女送出國。新富階層的崛起迅速且龐大，作為子女的留學生群體也相應地迅速擴容。出國留學不再是一種零散的個體行為，更像一種群體的遷移現(xiàn)象。

但當個體被拋入陌生環(huán)境后，為了生存，必須進行調整，直到讓自己“舒服”為止。我們稱這個過程為適應。適應周期往往和個體對環(huán)境的認識度成反比。

為了降低這個周期，個體有兩種選擇：一是讓自己快速了解新群體，掌握新規(guī)則，養(yǎng)成新的行為習慣；二是在新群體中尋找身份接近或相似的個體，與其組成一個小群體，在不用將自身調整至與大群體相契合的程度時，就率先讓自己“舒服”起來——這就是所謂的抱團現(xiàn)象或小文化的形成機制。

小文化不同于亞文化，后者衍生自主流文化，且與主流文化一脈相承，前者往往與主流文化相對抗，其形成與發(fā)展以保全自身為目的。

留學生基數(shù)龐大，所以無論進入哪所大學，我們都能發(fā)現(xiàn)同類群體的大量存在。為了適應留學生活，不少留學生會主動加入說母語的小文化群體。他們一起購物、就餐、玩耍。大多數(shù)留學生出國后進入的新環(huán)境并不那么“新”。不參與主流群體的公共生活，使留學生在日常環(huán)境中不需要頻繁使用外語。

外語的使用場景被縮小至課堂及其延伸范圍，然而這一方面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如前所述，語言技能的提高和語言使用的頻率有關，但是不同課程對語言使用的要求大不同。

人文社科類課程要求高，理工類課程要求低，因為前者要求學生完成大量閱讀、寫作及演講等任務，而后者雖也有閱讀要求，但內容多為技術文獻，詞匯量少且重復度高，學習過程多是通過參與各種操作類項目完成，并不需要過硬的語言技能。

大多數(shù)中國留學生在決定專業(yè)方向時，恰恰會選擇一些經(jīng)濟學和理工類等對語言要求不高的學科。原因很多：一是相對較低的語言要求使畢業(yè)容易；二是留學生從未養(yǎng)成自由選擇的習慣，隨大流選擇了這些專業(yè)；三是這些學科比較實用，而一些語言要求較高的課程，比如歷史、哲學、文學等，因被認作沒用不受青睞。

學生的課堂交集往往會延伸至課堂外的生活。大部分留學生所選課程比較單一，所以在一些課堂上——比如數(shù)學，總會遇見同類學生，而在另一些課堂上則相反，比如哲學。因為“小文化形成機制”的作用，大部分留學生不會通過課堂和本土學生形成過多交集，所以課堂外的外語使用機會也被大大降低。

留學生提升外語技能的另一條途徑就是打工。因為政府提供的保障機制和自小養(yǎng)成的打工文化，大部分本土大學生多會過一種半工半讀的生活，他們通過貸款繳學費，通過打工湊生活費。

但中國留學生極少過這樣的生活。一是當?shù)胤啥喟霑拗屏魧W生打工；二是中國父母并不鼓勵尚處學生階段的子女打工，因為在他們看來，學生的“本職工作”是學習；三是沒有必要，因為自費留學生大多來自新富階層家庭，物質條件優(yōu)渥，無須為生計打工。

我所談及的語言問題只是這一隔離現(xiàn)象的某種表現(xiàn)，不僅關乎中國留學生，還關乎日本、韓國、印度乃至歐洲留學生。通過反思這一機制，我們或許能反思更宏觀的社會問題。

(陶力行 作者為冰川思想庫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