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山陰縣業(yè)余收藏愛好者侯秀娥告訴記者，她從應縣一藏家手中獲得一件日偽蒙疆晉北自治政府頒發(fā)的“身份證明書”，這對研究日偽蒙疆晉北自治政府在晉北進行政治經(jīng)濟文化全方位入侵又提供了一種實物資料。類似的實物佐證她已經(jīng)收集了5種，包括身份證明書、苦力佩 章、錢幣、契約和執(zhí)照，共200多件。

• 身份證明書內(nèi)頁

• 苦力佩章

“身份證明書”責任者是日本人

11月17日，記者在侯秀娥家中看 到，這張“身份證明書”長約14.6厘米，寬約9.4厘米。該收藏品字跡清晰保存較好。證件整體采用豎版格式，文字采用的是繁體漢字。硬質(zhì)黑色外套豎排 “身份證明書”和山陰縣公署字樣。證件內(nèi)頁只有一張，對開四面，背面是“注意事項”。內(nèi)版左側(cè)上方是居民的黑白照片，上面有編號，下方是左右手食指指紋 印，及證明書的有效日期：至成紀七四0年六月九日為止。內(nèi)頁右側(cè)標著“身份證明書”字樣，編號是36481，姓名：解廷佐（23歲，男）；原籍：大同省山 陰縣；現(xiàn)住所：孝廉村來遠甲；職業(yè)：農(nóng)；加蓋有山陰縣長之印章。其左側(cè)是責任者（政府實質(zhì)控制人）野上清秋（日本人）的簽名。

“苦力佩章”換來“身份證明書”

39歲的侯秀娥受研究晉北歷史的丈夫影響，十幾年前就開始搜集契約、晉北瓷、紅色收藏品、民俗用品等。

說起這份“身份證明書”，侯秀娥說，別看這個不起眼，她可是舍了一枚“苦力佩章”才從應縣藏家張一平手里換來。

她聽別的藏友說，張一平老先生收藏著兩張身份證明書，對研究日偽蒙疆政府在晉北進行政治經(jīng)濟文化全方位入侵很有價值。她便在今年10月初專門登門拜訪。

她心里明白，要是直接提自己想收藏身份證明書，很可能要吃閉門羹。她在介紹自己時，特意強調(diào)自己收藏著蒙疆政府實物如成紀地契、成紀田賦稅證明書、領(lǐng)收證等。然而說起這些好像張一平老先生根本就沒當回事，只是呵呵地應付著。

侯秀娥一看，不在老先生面前露出夠分量的藏品是不行的。于是，她打開手機，讓老先生看了一件藏品：苦力佩章。這一看，不得了了！老先生開始熱情起來，又 是沏茶又是上水果，直截了當?shù)卣f：“小侯，您這藏品可否勻給我？”侯秀娥賣了個關(guān)子，說：“我也就這一枚，真舍不得。”結(jié)果可想而知。

11月13日，星期日。有人在敲侯秀娥家的門。她開門一看，來人是張一平老先生。一進門，老先生開門見山“小侯，我看看你的蒙疆藏品。”

侯秀娥開始一件一件地取，天賦稅訖證明書、阿片收買票、阿片納付命令書、罌粟栽培許可證……上百件蒙疆藏品看完了，老先生抬起頭：“取一下那個寶貝吧？”

看著張一平老先生期待的目光，侯秀娥笑了：“我就知道您老是奔苦力佩章來的。”侯秀娥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從錦盒里取出苦力佩章。張老先生也戴好了自 己的手套，表情極為嚴肅，正面、背面、側(cè)面，佩章上的13個字，張老先生居然看了半個多小時，突然問：“這個佩章咋賣？你開價就行！”

侯秀娥老老實實回答說：“不瞞您老，我也是在收集歷史過程中的點點滴滴，想串起來留給子孫后代，讓后人記住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老先生點了點頭，輕輕地把苦力佩章放進錦盒，從自己的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身份證明書：“這個身份證明書，放您這兒我也就放心了。”

為了回報老先生，侯秀娥把收藏的兩枚佩章中最好的一枚送給了老先生：“您老看重我，我也要感謝您。”

老先生有點驚訝：“你不是就一枚嗎？”

侯秀娥樂了：“我有兩枚。那次去拜訪您，就是想換您的身份證明書，怕您舍不得，沒敢直說。”

侯秀娥說，張一平老先生可中意苦力佩章呢，走的時候心滿意足，滿臉是笑。

她拿出自己珍藏的另一枚苦力佩章說：“這枚佩章是我七八年前從廢品收購站淘來的，是日偽蒙疆政府經(jīng)濟盤剝和身心控制中國人的鐵證。”

苦力佩章是銅質(zhì)，直徑3.2厘米，厚0.1厘米，正面有凸起的“山西岱岳鎮(zhèn)蒙疆運輸公司苦力”字樣，其中“苦力”二字尤為突出。

見證了日軍侵華的部分史實

偽 蒙疆自治政府是1933年7月，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動下，操縱成立的一個傀儡政權(quán)，別稱蒙疆國、蒙古國。各盟旗王在綏遠百靈廟召開自治籌備會議，次年成立 “蒙疆政府聯(lián)合委員會”。1936年2月10日，德穆楚克棟魯普（即德王，字希賢）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所謂“蒙古軍總司令部”，宣布“改元易幟”，即改用成 吉思汗紀年（即以1206年鐵木真稱成吉思汗之年為成紀元年，當年為成紀731年），實際上等于在日本扶持下公開宣布“獨立”。

山陰縣博物館館長王曉航說，侯秀娥收藏到的“身份證明書”其實就是人們常說的“良民證”。

山陰當時隸屬蒙疆晉北自治政府，成紀七四零年即1945年。“身份證明書”背面還列出了10條注意事項。第1條，本身份證須隨時攜帶，不隨時攜帶者處拘 留或50元以下罰金；第9條，貸予本身份證書與他人者處三個月以下之徒刑，或拘留、或二百元以下之罰金。日本侵略者占領(lǐng)朔州、大同，為淪陷區(qū)居民頒發(fā)的 “身份證明書”，是當時偽“蒙疆政府”限制人民群眾人身自由的證據(jù)。日軍全副武裝，逐個盤問、搜查過往的老百姓，只有拿出“良民證”才能正常通行，否則就 有生命危險。

據(jù)當?shù)乩先嘶貞洠毡竟碜硬樽C時兇極了，進出城時要拿出證件，再說上幾句當時的宣傳口號，日本鬼子才會說“你的，大大的良民”，然后放行，所以百姓稱“身份證明書”是“良民證”。

北京大學歷史系徐勇教授認為，該“身份證明書”見證了日軍侵華的一部分史實。作為控制民眾的一種手段，日軍在其所有占領(lǐng)區(qū)都會發(fā)諸如良民證、通行證之 類。“針對當?shù)鼐用駷槎嗝褡迩闆r，為達成統(tǒng)治目標作了相應的限制條規(guī)。如為了籠絡(luò)當?shù)乜苷?quán)，身份證采取成吉思汗紀年，但實際上整個政權(quán)體系由日軍把 持。”

徐教授認為，發(fā)放“身份證明書”涉及戶籍管理，其目的主要是強化殖民統(tǒng)治，限制往來流動人員，防范抗日人士。僅從該“身份證明 書”規(guī)定的十條注意事項來看，日偽政權(quán)對老百姓的人身自由控制得十分嚴厲，刑罰很重。“實際上更嚴酷，而不僅僅是罰金或罰役。有些地區(qū)老百姓根本就出不了 村，出不了城，一旦違反就被抓起來殺頭或槍斃，老百姓根本沒有自由。后來在長城一線地區(qū)，日軍大搞 無人區(qū) ，強制性趕走當?shù)鼐用瘢毙旖淌谡f，“對人的控制是殖民主義最主要的目的。”（王晉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