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上司指點入門，17歲開始各處尋找文物

楊銓先生是廣東省鶴山縣人，生于祖國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1891年。他的父親在他出生后不久就離鄉(xiāng)背井到香港謀生。楊銓16歲那年亦到香港，隨父在一位英國人開辦的太古船塢工作。其父是該船塢的一位小職員。初進太古船塢時，楊銓作為后生經(jīng)常代父送件到英國人上司家里。這位英國人酷嗜收集中國古代文化遺物，古玩、字畫、陶瓷、雕塑、碑帖以及富有天然畫意的大理石等都是他所愛好和悉心搜求的。楊銓看見他的客廳里到處擺滿了古董、字畫，感到十分奇怪。

有一次，他忍不住問這位英國上司，為什么要擺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又破又爛又舊，放在這么干凈漂亮的客廳里有什么作用？英國人聽了這位小后生的發(fā)問后哈哈大笑。他走到楊銓身旁，操著一口半通不通的中國話，拍著他的肩膀說：“傻瓜！你不要小看它們，這是中國極其珍貴的東西，全世界到處都有人在收集、保藏。你今后如果在哪里見到這類東西，就通知我或幫我買下來，這對你今后是有好處的。”楊銓聽后點頭應允。從17歲開始，楊銓就經(jīng)常手里拿著這位上司給的錢，在送件之余，到各處尋找中國歷史文物。他在接觸文物的過程中，由不認識到認識，以后漸漸產(chǎn)生了興趣，有了一定的鑒賞能力。

向親友東借西湊搶購唐代《文成公主降番圖》

那時候，人們經(jīng)常可以看到一位穿著筆挺西裝的年輕人出入于香港、澳門及中國內(nèi)地古玩店、文玩檔，打探各種行情，他像著了迷似的學習文物知識，收購各種文物。

有一天，楊銓偕好友任真漢漫步街頭（任真漢是個對古文物素有研究、經(jīng)驗豐富的畫家）。他們看到在充盈街頭的古董攤之間，有一位衣衫襤褸的老漢擺賣一幅古畫。楊銓與任真漢走上前去仔細欣賞，發(fā)現(xiàn)這是唐代大畫家閻立德（閻立本的兄長）畫的《文成公主降番圖》真跡，乃是一幅稀世奇珍！但老人要價甚高，而且非要當時最通行的“日本軍票”不可。楊銓一時無法湊足這筆款，正在惋惜之時，突然走來兩個問價的日本人，看得出他們還真的識貨懂行。楊銓與任真漢擔心這幅名畫落入日本人之手，兩人商議下，決定趕緊允諾賣主的要價，并約定第二天成交。楊銓回到家里，立即四處向親友求助，東借西湊，好不容易才湊足了這筆款，把《文成公主降番圖》搶購回來。

望著這幅幾經(jīng)波折的國寶，他們難以抑制激動，整天像著了魔似的，把它打開來仔細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并翻書尋典，對畫面的內(nèi)容及落款題字逐字逐句進行對照、鑒別。

慧眼“撿漏”光孝寺五代貫休畫的羅漢圖

有一年，楊銓到廣州看廣州市美畫展，打聽到有一位美術學校教務主任在旅行日本時，從一位日本華僑手上買回一幅唐人花鳥畫，就想辦法找到這位教務主任，仔細觀賞這幅畫，并托人要求他轉(zhuǎn)讓。收購這幅畫后，楊銓與任真漢從畫的隱秘處找到了畫家滕昌祐的落款署名，字體凝重，畫跡也是晚唐方有，比宋畫有更多的厚重感。這幅畫的原主，那位日本華僑，是為了不讓國寶長流國外，才讓這位教務主任帶回廣州的。

在廣州遇到古畫的情況還不少，其中，最珍貴的，可算原藏廣州光孝寺的一幅五代畫僧貫休畫的羅漢圖，可能是由盜賊偷出賣給古董販子的。畫上無落款，古董販子不知此畫來頭大，要偽裝成名人手跡，就找了個不易有畫跡留下的南宋畫家的名字來做假款，在畫的下邊用小字寫上“朱玉”兩字，而在標題上則題作“南宋朱玉畫大阿羅漢圖”。楊銓見了此畫后馬上把它買回來，并請任真漢一起鑒定。他們查出清初的詩人朱竹坨和廣東詩人陳恭尹，曾用長詩詠述過他們在光孝寺欣賞貫休畫羅漢時的情景。兩人的詩皆詳細記述了畫中的形象神態(tài)：一只巨猿持帚站在庭中掃落葉，一個高僧在窗內(nèi)寫經(jīng)，一個侍者在高僧背后恭立，畫中景物皆有詩句描寫。詩與畫相對照，即證明此畫是光孝寺舊藏貫休畫的三幅羅漢圖之一。據(jù)記載，它是蘇東坡在遭貶海南時，留贈給光孝寺的。楊銓當時得此寶貝喜不自勝，立即把它珍藏起來。

1959年到1964年間共捐贈文物5542件

1958年，原廣州美術館剛成立開放不久，藏品短缺，當時朱光（時任廣州市市長）從黃新波（原廣東省美協(xié)主席）、黃篤維（原廣東省美協(xié)秘書長）處得悉楊銓收藏文物的事跡，遂委托他們函請任真漢向楊銓商借一批古字畫給當時的廣州美術館展出，聲明展覽結束后保證送回香港。楊銓很快同意了，并委托任真漢扶送200多件字畫回廣州展出。1959年畫展結束，借展的字畫正待裝箱運港時，朱光接到楊銓的來信表示：借展的字畫不要送回香港了，我還有文物送回給祖國。不久，楊銓第一批捐獻文物運抵廣州。

1960年春，楊銓第二批捐獻文物運回廣州，并附上給朱市長的一封長信，信中明確表示：“愿將家藏文物全部無條件分批捐獻給祖國，供廣大群眾共賞。”從此以后，每年分一、二批每次數(shù)十箱捐獻文物運回廣州。每次裝運文物前，楊銓為了保證文物運輸?shù)陌踩加H自備料，和雇工一起制造囊盒，并隨同文物前來廣州，與博物館工作人員開箱整理，清點入庫。有時因趕時間，文物清點又不能操之過急，工作人員每天加班加點至深夜。那時生活條件較差，工作艱苦，楊銓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有時隨文物帶回一點糖豆供晚上工作的人甜甜口。到1964年捐獻工作基本結束，總共運回文物8批，5542件（套），其中陶瓷3390件（套），銅器231件，玉器184件，竹雕244件，木雕26件，古墨620件，書畫296件和一批文物圖書資料；另捐獻給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博物館、桂林博物館數(shù)百件文物。其捐獻文物數(shù)量之大、品類之多在當時廣州尚屬首例。

1967年，楊銓不幸病逝于香港。他為了大批國家珍貴文物不致四散流失，足足耗費了整整一生的心血。所慶幸的是，楊銓先生捐獻的文物，全部完整無損地保存了下來。

楊銓與郭沫若的交往

上世紀四十年代后期，郭沫若居留香港期間與楊銓有所交往。楊對郭淵博的學識極為欽佩，而郭對楊的藏品也十分贊賞。有一次，楊曾十分感慨地對郭說：“假若有一天，國內(nèi)出現(xiàn)一個開明和進步的政府，我愿意把畢生收集的各種文物和藝術品，全部捐獻給國家。”

1949 年10月1日，神州大地一聲春雷，楊銓盼望的日子終于來到了。1957年，楊銓的摯友任真漢應邀到北京參加“五一”節(jié)觀禮，并到各地參觀游覽。返港后，任真漢以自己的耳聞目睹告訴楊銓：大陸人民政府頒布了各項文物保護政策，地上地下文物都得到妥善保管，文物博物館事業(yè)得到飛速發(fā)展，還公開展出讓人參觀、研究。這一喜訊，像春風吹開了楊銓心頭的冰霜，消除了他多年的疑慮。

郭沫若生前亦曾熱情題詞贊揚他：“以四十年間的搜集，捐獻國家，像這種愛國主義的無私精神，十分可貴，值得我們頌揚和學習。”

（本文部分內(nèi)容據(jù)呂雪萱《記香港已故文物收藏家楊銓》、蘇乾《香港楊銓先生捐獻文物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