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見習記者　　鐘馨

　　“我現(xiàn)在出門都先加滿油，不然堵在路上，咣咣咣，沒油了怎么辦？”說這話的，是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石向陽。

　　首都常被戲稱為首“堵”，擁堵頑疾困擾北京多年。單雙號限行、限購等多項措施先后出臺，北京依然是首“堵”。

　　近日，北京市環(huán)保局、交通委在北京市政協(xié)召開的霧霾治理問題提案辦理協(xié)商會上表示，已初步制定北京市交通擁堵收費政策方案和技術方案，目前正在組織進一步的研究和論證。收取擁堵費的風聲一出，輿論嘩然，６月２日，本報曾刊登《征收交通擁堵費三大問題待解》報道，引發(fā)各界廣泛關注。而與此同時，作為此次輿論熱潮源起的北京政協(xié)委員們，也正陷入針對北京擁堵費的新一輪熱議之中。

　　擁堵費該不該收？

　　擁堵費不會一收即靈

　　征收交通擁堵費，在北京是個老話題，討論了幾年，卻在今年格外搶眼。先有今年北京市兩會上，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表態(tài)北京正在研究試點征收擁堵費的政策，再有北京市環(huán)保局、交通委發(fā)聲擁堵費收費政策方案和技術方案正在研究。

　　如今，擁堵費這只靴子是否即將落地？

　　多位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法學專家均對《法制日報》記者表示，北京征收擁堵費存在法律、技術、民意上的種種困難，而且擁堵費決不是一收即靈的，它只是眾多緩解交通擁堵的措施之一。

　　石向陽旗幟鮮明地反對北京征收擁堵費。“以限治堵是我們當前的思路，但要警惕這背后可能存在的懶政思維，限制人們的權利最簡單，可收擁堵費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搞不好就會越收越堵。如果收擁堵費真能解決擁堵，人們犧牲點利益，也能接受，可如果收了費治不了堵，那政府該如何跟市民交代？”

　　同為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的朱良、鄭實則覺得收擁堵費并非毫無道理，鄭實對記者表示，如果用限制路權的方法可以使道路資源達到最好的利用，提高道路使用效率，征收擁堵費可以理解。朱良則認為，如果擁堵費這個經(jīng)濟杠桿用得好，比限號限行行政措施有效，但前提是得“用得好”。潛臺詞意即：用不好，不如不用。

　　無論是否認同征收擁堵費，３位委員均提出，北京治堵需打出“組合拳”，征收擁堵費只是其中一個招式，即便征收了擁堵費，也不能完全解決北京擁堵問題。

　　“為時過早，舍近求遠。”鄭實這樣評價北京收取擁堵費一事。

　　為什么為時過早？鄭實認為，如果征收擁堵費，首先要解決法律依據(jù)的問題，需要走立法程序，同時還有技術方面的問題，需要增設專門的技術設備，管理中也會產生很多新的問題。“這其實是一個很累的方案，我們現(xiàn)在還有很多比收擁堵費容易、有效的招數(shù)沒有用到位。”鄭實說。

　　究竟該怎么辦？石向陽認為，相對于收擁堵費，“以疏治堵”更能贏得民心。“應當先把全北京城的交通堵點、盲點、亂點全部找出來，一個堵點設計一個交通疏導方案，一條道路制定一套交通解決方案，調整不合適的環(huán)路進出口，改進不合理的紅綠燈設置，這些工作要是做到位了，北京的交通擁堵肯定能改善。”

　　鄭實則認為，先把停車管理的事情做好，以靜制動，加大違章停車的處理力度，拓展停車秩序示范街區(qū)范圍，同時大力發(fā)展公共交通，先用盡這些好用的招數(shù)，再來談?chuàng)矶沦M更為現(xiàn)實。

　　如何保障路權平等？

　　不能異化成“有錢者有權”

　　受訪委員均認為，征收擁堵費先要厘清法律依據(jù)。朱良提出如果非要征收擁堵費，需要走立法程序，請北京市人大及其常委會以地方立法形式確定，以確保政府收費的合法性。

　　法學界的擔憂也由此而來。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呂艷濱認為，征收擁堵費應當視為與征稅一樣的限制財產權的行為，嚴格意義上講，地方人大沒有這樣的立法權限，北京市人大能否制定這樣的地方立法尚待探討。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授楊偉東也對記者表示，目前有關擁堵費的法律依據(jù)并不清晰。“如無上位法的支撐，部門規(guī)章不能限制公民權利、增設公民義務。即便是由北京市人大來立法，仍然需要在上位法中找到依據(jù)。找到的依據(jù)仍然需要公眾的討論來判斷其正當性，判斷其是否符合立法本意。”

　　征收擁堵費后如何保障“路權”平等，這一問題也值得深思。呂艷濱認為，征收擁堵費這一限制路權的行為不能異化成“有錢者有權”。

　　擁堵費跟限購、限行之間的關系也需厘清。呂艷濱、楊偉東均不約而同地關注這一點。“收擁堵費跟限購、限行之間是什么關系，是不是收費了就不限購、限行了？”呂艷濱認為，一旦收取擁堵費，繳費者能否要求不被限行，這些政策如何調整、怎么樣配套使用等諸多問題需要討論。

　　相比于社會各界對是否征收擁堵費結果的關注，法律界人士更關注這一決策如何制定。

　　楊偉東提出，如果非要征收擁堵費，那需要決策部門扎扎實實做好研究，并把研究的結果清晰展示出來，不只是提供一個結論，而應當展現(xiàn)下結論的全過程。“收費有什么效果，怎么會有這個效果，做結論的方法是否科學，全都要展示出來。然后讓社會公眾去討論，去評價。”他希望收取擁堵費一事能成為公眾參與決策的一個樣本。“決策者要營造一個開放的環(huán)境讓公眾討論，從而形成社會共識。”

　　擁堵費怎么收？

　　電子車牌易侵害公民隱私

　　據(jù)媒體調查顯示，網(wǎng)民對于擁堵費征收的問題整體表現(xiàn)較為敏感，５０．５％的網(wǎng)民認為北京征收擁堵費的時機還不成熟，６１．４％的網(wǎng)民認為擁堵費無法破解“首堵”之困。

　　盡管如此，如一旦非要征收擁堵費，配套的方案必須跟上。

　　“征收擁堵費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利益的權衡，其效果將取決于制度怎么設計，需要有精細化的配套方案。”朱良說。

　　朱良認為，征收擁堵費需要先實行電子車牌，才能確保能識別出車輛。“沒有電子車牌，依照目前的識別車牌技術，會帶來誤差大、識別率低等問題，如果采用購買擁堵區(qū)‘綠卡’的方式，等于交費了就沒有限制，不交費就完全不能進入該區(qū)域。”

　　那是按區(qū)域收費還是按次數(shù)收費？朱良認為，按區(qū)域收費必須考慮居住在擁堵區(qū)內以及工作地點在擁堵區(qū)的人群；采用按通過次數(shù)收費需要細化考慮擁堵里程等諸多問題。無論如何，方案要設計得細致。

　　朱良因此提出，征收擁堵費應采用類似累進制的收費方式。“北京擁堵是一種常態(tài)，征收擁堵費是為了調解過量的‘添堵’，每輛車都不可避免給北京‘添堵’。”因此，應當設定一定的免費“擁堵額度”，超額則付費。同樣，車主的因素也需考慮，如果一人名下有３輛車甚至更多車的情況已經(jīng)超出合理自用的范圍，在研究征收擁堵費時應對這種情況專門考慮，與只有一兩輛車的車主有所區(qū)別。

　　對更新技術設備再來收取擁堵費，楊偉東卻提出對公民隱私的擔憂。他認為征收擁堵費勢必會用到車輛定位，甚至是由政府部門掌握公民全部車輛行駛軌跡，這就帶來了隱私的問題。“大量的數(shù)據(jù)信息需要被妥善保存，一旦數(shù)據(jù)安全存在漏洞，將帶來非常大的麻煩。”

　　此外，配套方案除了費用如何收取外，還需涵蓋收取的費用如何使用、經(jīng)費如何公開等問題。

　　“收的錢去哪了，是否用在緩解交通擁堵上了？”呂艷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多位委員、專家均關注到這一問題。朱良提出，征收擁堵費一定要公開透明，建議設立專門網(wǎng)站，把收到的擁堵費實時公開。“特別要注意，即便收了擁堵費，也是一種調節(jié)手段，這部分費用不能成為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