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奇觀化的中國文化還是商業(yè)化的中國文化，其實都是通過對文化進行一種實用主義的處理，以使之能夠被納入資本和消費文明體系的策略。但這種策略從長遠來看，對于中西方文化之間的交流和對話來說，真的是有益的嗎？

在倫敦過復活節(jié)，一位多年未見的老朋友饒有興致地問我：“你在做什么？還在做文化領域的研究嗎？”我說是的。他飽含同情地說：真不容易，我在倫敦五年，都沒怎么見過中餐館之外的中國文化。我懶得跟他解釋自己的工作是文化研究，不是中國文化推廣。但他的話還是讓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你沒讀過中國作家的書？”我問他，因為我想到了前兩年莫言的諾貝爾獎。他有點尷尬地說：“說實話，我連一位中國作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這些年斷斷續(xù)續(xù)在海外生活，我對這位朋友所描述的感受并不感到驚訝。但畢竟倫敦是舉世聞名的國際都會，英國與中國的文化往來亦不可謂不緊密，一位熱愛文化生活并對中國頗有幾分了解的倫敦人，竟然對中國當代文化幾乎一無所知，的確令我這個觀察和研究跨文化交流的中國學者有點不安。情況真的已經糟糕到這個程度了嗎？

前天下午，我和一位學生一起逛了逛倫敦市中心的幾家大書店。我想買一本莫言或余華的書的英譯本送給那位“連一位中國作家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倫敦朋友做禮物。但翻遍了書店，莫言和余華沒找到，被編輯成心靈雞湯語錄體的《論語》和《道德經》的譯本倒是找到了若干版本。而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書，倒是被擺了滿滿一書架。而此前一天，在英國電影學會音像制品商店里，能夠買到的唯一一部中國電影，竟然還是《紅高粱》。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倫敦唐人街的高度商業(yè)化。這片位于倫敦中心地帶的街區(qū)，幾乎完全被打造成了一個帶有異域風情的高端餐飲與購物中心，在那里幾乎能夠找到全中國所有菜系的餐館，其價格也相當昂貴。我高度懷疑那個區(qū)域究竟還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視為中國人或中國文化在海外的承載物，它顯然有著濃郁的奇觀色彩，是作為“國際都會”與“文化熔爐”的倫敦的符號構成的一部分。

在倫敦這座有著龐大華人社群的文化大都會，中國當代文化“既可見又不可見”的現(xiàn)狀，折射出中國文化在全球化時代努力保持自覺性過程中所遭遇的詭譎的尷尬。無論是奇觀化的中國文化還是商業(yè)化的中國文化，其實都是通過對文化進行一種實用主義的處理，以使之能夠被納入資本和消費文明體系的策略。但這種策略從長遠來看，對于中西方文化之間的交流和對話來說，真的是有益的嗎？這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尤其耐人尋味的是，那些肩負著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推廣中國文化的人中，又究竟有幾個不在為這種與商業(yè)利益緊密勾結的“文化交流”機制沾沾自喜呢？這恐怕是個更令人心悸的問題。畢竟人家怎么看自己是人家的自由，自己如何看自己才命運攸關。

□常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