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編輯

“從《婦女園地》過渡到《婦女生活》銜接得這么好，甚至還利用了最后幾期的園地為將要誕生的《婦女生活》大登廣告，不僅沒有造成讀者中斷與我們的聯(lián)系，而且贏得了更多更廣泛的支持和同情，這一切，要歸功于君慧。”沈茲九說。

《婦女生活》雜志先是月刊，以后改為半月刊，32開本，每期150頁，內(nèi)容廣泛，有國內(nèi)外大事評述，絕大多數(shù)是反映婦女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社會各個方面的問題和要求的文章，也有文藝作品和漫畫、插圖，矛頭都是對準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在創(chuàng)刊號上，沈茲九這樣寫出了這份刊物的宗旨：“她將做你的知友，給你許多智慧，使你認識自己，認識別人，認識社會，認識一切丑惡；她將做你的先導(dǎo)，給你許多指南，使你怎樣脫去重壓，怎樣做社會人，怎樣攜手走向光明大道上。”在那黑暗丑惡的世界，這聲音如涓涓的清泉，直流入掙扎著起來反抗重壓的婦女的心田，人們搶著訂購、閱讀《婦女生活》雜志。

這樣一份刊物，在今天看來也不算小了，而沈茲九說，當(dāng)時只有一個半編輯。“‘一個’先是子岡，就是以后成為名記者的彭子岡同志，她曾在松江女中做過我的學(xué)生。子岡走后，就由季洪接替。那‘半個’就是我。當(dāng)時的條件很困難，所謂的編輯部就設(shè)在我家里。我白天要出去參加各種座談會，組稿，周旋聯(lián)系，編稿只能在晚上，所以只能稱半個編輯。我的弟弟沈西苓，是進步電影導(dǎo)演，和我住在一起，晚上回來都是他伴陪著我的，而我也通過他了解到許多文藝界的情況，作為寫作的素材，支持我們的人很多，如1936年3月8日那一期，就是夏衍同志幫我們畫的版面，并開辟了“生存線”這個欄目。他常對我們說：‘一個雜志帶出一個運動，一個雜志帶出一批人才，一個雜志帶出一批作品。’我們就是這樣去做的。”

《婦女生活》的稿源很充沛。首先，不少共產(chǎn)黨員和進步人士經(jīng)常為其撰稿，內(nèi)容都十分好，如創(chuàng)刊號是杜君慧寫的《現(xiàn)代的結(jié)婚與離婚》。羅瓊的稿子很多，如《恐慌深入期中的中國產(chǎn)業(yè)婦女》《中學(xué)生的課外閱讀問題》等文，都是向婦女們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好作品。還有茅盾寫的《一個婦女的半天》，深刻揭露了婦女地位低下、廣大婦女備受壓迫的狀況。夏衍也常寫文章，如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婦女生活》要表示態(tài)度，就與夏衍商量，第二天他的文章就出來了。其次，經(jīng)常由刊物出面召開各種專題座談會，如娜拉座談會、女工問題座談會等，將記錄加以整理，就在刊物上發(fā)表，生動又真實，影響很大。

再次是讀者來稿，大多是揭露反動當(dāng)局迫害婦女的行徑，激起了廣大婦女對舊制度的仇恨。《婦女生活》的編輯組織形式實際上是讀書會，讀書會先由杜君慧同志領(lǐng)導(dǎo)，1936年6月，杜君慧同志離開上海后，改由錢俊瑞同志領(lǐng)導(dǎo)。參加的都是進步婦女，大家在一起閱讀進步書籍，如張仲實、沈志遠的著作，請艾思奇講《大眾哲學(xué)》，分析研究形勢，交換編輯工作中的意見，用以推進工作。

沈茲九說，“在當(dāng)時的環(huán)境里，《婦女生活》能堅持出版下去實非易事，要同各種阻力作斗爭。首先，國民黨對各種報刊的文章都要進行檢查，于是要打通國民黨管文化的特務(wù)，以免抽掉整篇文章；其次，要與流氓惡勢力周旋，主要是反動幫會，要隨機應(yīng)付他們的搗亂；第三，要與當(dāng)時出版的各種反動刊物作斗爭，其一便是國民黨辦的《婦女爭鳴》，要常寫文章駁斥他們的反動觀點。所以，在那個社會里要有一份為婦女說話的刊物，對我們這些文縐縐的婦女來說，真是一場磨煉。”

投身婦女救亡運動

杜君慧常對沈茲九說：“所謂婦女問題，簡單地說，就是怎樣把婦女從政治的、經(jīng)濟的、社會的各種束縛下解放出來的問題。”她生活儉樸，工作認真，作風(fēng)嚴謹。沈茲九十分尊重她的意見，從她的身上獲得了政治上和理論上的素養(yǎng)。

沈茲九說，“我們領(lǐng)會當(dāng)時黨的意圖并不是僅僅要我們辦個刊物，而是要通過這本刊物去做各種類型的婦女的工作，把廣大婦女發(fā)動起來，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我們就積極向著這個目標去開展工作。”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表了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杜君慧得到了宣言的油印稿后，立即交給沈茲九，“明天一早我就為你寫好《婦女生活》的社論。”文章登出后，對推動廣大婦女起來抗日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時，杜君慧邀集進步婦女根據(jù)宣言的精神積極開展組織工作，各種婦女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xiàn)了出來，如女工夜校、教師聯(lián)合會、蜜蜂社（大多是家庭婦女參加，吳羹梅的夫人高靜宜任社長）、店員組織、歌詠隊等，為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的成立打下了基礎(chǔ)。

1935年12月21日，上海婦女界救國會在原有小型婦女組織的基礎(chǔ)上成立，理事會的負責(zé)人是赫赫有名的大律師史良，杜君慧任組織部主任、中共黨團書記，沈茲九和羅瓊負責(zé)宣傳工作。從此《婦女生活》就成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的刊物。

上海婦女界救國會是上海最早出現(xiàn)的一個救國會，成立大會有1000余名婦女參加，何香凝曾在大會上疾呼：“今天的集會，不能再說是救國，可以說是救亡！”把大家心底的熱情激發(fā)得更盛，并在會后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婦女生活》就載有這次游行活動的速寫：

下午5點鐘，即將散會，有人臨時動議：現(xiàn)在全場有千余婦女，可整隊出去作喚起民眾的游行示威！立刻得到了一致的響應(yīng)，熱烈的歡呼聲充滿了整個會場，一千余條有力的手臂在頭顱上舞動了。幾分鐘內(nèi)決定了路線……

沿路散發(fā)宣言并喊口號：反對華北偽組織！打倒賣國漢奸！反對秘密外交！保障愛國運動！全國婦女一致團結(jié)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河南路的橋上已有不少警察包探，在那里“防衛(wèi)”著我們。沿著蘇州河往東走，每一個路口橋頭都有一排“黑色的狗”在把守著了。“打倒帝國主義！”每一個人發(fā)出了最大的吼聲！前面是郵政局了，四川路橋上，帝國主義者們已安排了大批的探捕在準備向我們進攻，一萬多群眾潮水似的從四面涌上來。隊伍最前面與警察接觸了！木棍子打在身上頭上……

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婦女生活》編輯部遷到武漢，武漢淪陷后又遷到重慶，繼續(xù)出版。沈茲九一直隨《婦女生活》輾轉(zhuǎn)到武漢、重慶。1940年，她去皖南參加了新四軍，主編的工作就交給了胡耐秋。1941年國民黨公開反共，《婦女生活》被查封。

（作者黃景鈞系民盟中央《中央盟訊》主編，民盟中央法制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