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先生為九屆、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著名古典文學和文獻學家，古籍整理專家，曾為中華書局總編、中央文史館館員。傅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治學嚴謹、不慕名利、獎掖后進，是當代中國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他于1月23日故去，本刊發(fā)表此文，以為紀念。

——編者按

傅璇琮

2016年1月23日傍晚，正是北京市最嚴寒的一天，那天我正在參加北京市政協(xié)2016年的年會，突然收到在美國紐約訪學的傅先生的開門弟子、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盧燕新發(fā)來的一條微信，說傅先生于下午突然去世，當時不勝驚駭。前幾天，我還和教研室的谷曙光老師說好放假后去探望傅先生，不曾想先生遽爾離世，令人深感世事無常，悲惋莫名。

近幾天，悲痛之余，不禁回想起與先生相處的時光。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本科畢業(yè)后，碩士階段師從蔡鐘翔教授專攻中國古代文論，但是對于傅先生的唐代文學研究，早就仰慕已久。傅先生卓然大家，學術淹博，文史兼通，他的唐代文學研究，從科舉制度入手，考論唐代文學，特別是他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設，對于我的魏晉南北朝與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多所啟發(fā)，受益匪淺。

不過，我與先生的正式接觸與交往，是他在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后將近10年的時間里。2005年10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正式成立后，傅先生作為最早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正式成為我們的教師系列，此前傅先生一直在中華書局任職，活躍于學術界，成為學界領軍人物，但是正式進入高校任教，傳道授業(yè)解惑，教書育人，卻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任教的歲月中。

2006年秋天，傅先生正式在中國人民大學招收了博士生，同時給學生講課。當時我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副院長，分管本科教學與研究生培養(yǎng)。傅先生第一次參加博士生復試時，我是復試小組組長（導師本人不能任組長），經(jīng)過認真復試，傅先生首次招收了開門弟子盧燕新，他是西北大學的碩士畢業(yè)生。傅先生盡管此前沒有帶過研究生，但是作為博導，他為我們這些博導樹立了榜樣。傅先生對于學生無微不至的關懷，付出了無數(shù)的心血。他與盧燕新的師生之誼，令人感動。傅先生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他與盧燕新的師生之情，而盧燕新也多次對我提到傅先生對他的學術與人生的幫助，其情其景，非筆墨所能盡述。

在傅先生的悉心指導下，盧燕新不負師恩，刻苦努力，自強不息。3年讀博期間，他在《北京大學學報》、《文學遺產(chǎn)》等知名刊物上發(fā)表了多篇論文，他的博士論文《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研究》，經(jīng)過傅先生的指導，在唐代總集與文學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評審與答辯時我也參加了，獲得專家與答辯委員會的一致好評，并被列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國學文庫正式出版。更令人欣喜的是，經(jīng)過各方的評審與推舉，盧燕新的博士論文獲得2011年度全國優(yōu)秀百篇博士論文獎。雖然中國人民大學很早就有文學院，后來國學院也有古代文學學科，但正式獲得全國百篇優(yōu)秀博士論文獎，實現(xiàn)零的突破的，卻是傅先生指導下的盧燕新的這篇博士論文，其間灌注了傅先生多少心血與努力！一年后，傅先生的另一名博士生鞠巖也獲得了北京市優(yōu)秀博士論文的榮譽。可以說，傅先生對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文學學科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傅先生的學問與為人澤溉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為我們國學院的學科建設起到了引領作用。我們每年古代文學博士生錄取的復試，都由他來主持。我的博士生的博士論文答辯，也是由傅先生來主持。傅先生對于學生，誨人不倦，既嚴格要求，又循循善誘。譬如有位博士生的論文題目冠之以《漢末士人活動與文學批評》，傅先生指出還是用東漢晚期比“漢末”更為準確，他還專門帶來了以前寫過的一篇論東漢晚期建安文學的論文來詳細說明道理，使大家很受教益。

傅先生對于我的學術研究也有著許多幫助。他在晚年時，對于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現(xiàn)狀與發(fā)展方向有著清醒的認識與深遠的規(guī)劃，國學院的另一特騁教授薛天緯先生曾稱傅先生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總設計師。傅先生認為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傳》創(chuàng)建了一種很好的研究模式，為此他編著了《唐才子傳校箋》，這本書是唐代文學的重要研究成果。傅先生認為在這本書的基礎之上，可以繼續(xù)開拓歷代才子傳箋證的模式。在他的倡導與組織下，經(jīng)過眾多學者多年的努力，《宋才子傳箋證》于2011年由遼海出版社出版了，并且獲得全國優(yōu)秀古籍圖書一等獎。有一天，傅先生在國學院對我說，他打算編一套《先唐才子傳箋證》，分為《兩漢才子傳箋證》、《魏晉才子傳箋證》、《南北朝才子傳箋證》三卷，南北朝卷讓清華大學孫明君教授擔綱，魏晉與兩漢卷則讓我來承擔。說實話，我當時既在國學院擔任繁重的本科教學與研究生培養(yǎng)的行政事務，又承擔著許多科研項目，實在無力再延攬其他項目。出于對傅先生的尊重，我還是答應了下來。兩漢卷聯(lián)系了許多合作者，都無功而罷，只有魏晉才子傳箋證，與學生們勉力而為，幾年下來，基本完成了初稿，國學院也列入了出版資助的項目。

傅先生非常關心此書的進展，經(jīng)常打電話問起書稿的進展，我力所能及地與學生一起去做。眾所周知，魏晉時期的文士傳記史料簡略，與唐宋才子的傳記寫法不同，要經(jīng)過細致而審慎地考辨，加以編年與箋證，實屬不易，大家經(jīng)常陷入困境，好在堅持不懈，積小成大。2013年底，我將自己與博士生合寫的《嵇康傳箋證》與《郭璞傳箋證》，再加上作為全書樣稿的孫明君的《顏延之傳箋證》，寄給《鄭州大學學報》編輯部，希冀發(fā)表，以征求學界的意見。幸蒙學報主編喬學杰先生的支持，在鄭州大學學報上發(fā)表，又在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上轉(zhuǎn)載，也算交了一份答卷。我將刊物送給傅先生看，傅先生閱后很高興，電話中鼓勵有加。但《魏晉才子傳箋證》越做到后來就越感吃力，不僅資料上難，在理論上也不易解釋一些基本問題。我一直認為，唐才子與宋才子都是科舉制度下的產(chǎn)物，而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門閥士族與皇權分庭抗禮的時代，名士與才子的身份地位、創(chuàng)作心理，是很不一樣的。因此，套用唐宋才子傳模式是否允當，竊以為可以再商榷和考量。比如曹操、曹丕算不算才子，不算的話，那么有名的文學家不列入說不過去；算的話，一旦列入，總覺得有些不倫不類。還有許多寫作中的疑問，本想抽時間好好向傅先生求教，因為傅先生對于不同的意見，總是善于傾聽，并且耐心解答的。但是由于傅先生患病，未暇討教，而今傅先生過世，錯過了求教的機會，真是遺憾。如今，唯有抓緊時間完成這本《魏晉才子傳箋證》，以告慰先生在天之靈。

傅先生與人為善，樂于助人，特別是對中青年學者大力提攜與幫助，他在學界有口皆碑，嘉惠學林。在與他交往中，深感先生熱愛生活，平易近人，如同他的文章一樣，深入淺出，如沐春風。在他任國學院特聘教授的8年之中，我與先生交往既有業(yè)務上的，也有私誼層面的。迄今為止，有兩件事一直使我終生難忘。一次是2010年10月中旬國學院國文教研室到大連開會，傅先生那時心情很好，身體也很健康，我們擔心先生身體原因不便遠行，但先生堅持要與大家一起參加會議，在會上，傅先生不僅對于國學院古代文學的學科發(fā)展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而且在游覽時興致極高，他不僅與大家參觀游覽，談笑風生，他的寧波話雖然有的老師不完全能聽懂，但他的興致卻深深感染了大家，使那次的會議與考察給大家留下了難忘的回憶。事后，傅先生還多次提到那次難忘的考察。我編著的《漢末三國兩晉文學批評編年》在遼海出版社出版前，一直仰望傅先生作序，但又怕勞煩先生，最后只好作罷。但傅先生對于此項目的意見與建議，一直記在心上。去年，此書榮獲全國優(yōu)秀古籍圖書二等獎，也是與先生的指導分不開的。

《文心雕龍》中云“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云而并驅(qū)矣。”我在與先生接觸時，常常能感受到傅先生對生活與學問的熱情。2012年的金秋十月，重慶國學院成立時，重慶市政府聘傅先生任重慶國學名譽院長，我也被聘為副院長。主持工作的重慶國學院院長劉明華教授讓我陪同傅先生一起赴重慶，我與傅先生一起同赴重慶，在重慶國學院的成立大會上，傅先生發(fā)表了編寫重慶文學編年的設想，認為重慶國學院可以將其作為一項重大的項目來從事。記得那時正趕上傅先生80壽辰。詹福瑞教授雖然沒有與會，但專門囑托他在重慶的學生主持了傅先生的80壽辰，那天與會的多是唐代文學界的知名學者，我也有幸與大家一起參加了傅先生的壽誕。傅先生十分高興，發(fā)表了生日感言，大家紛紛為先生祝壽。回京時，劉明華又讓我陪先生一起回京。記得飛機在下午4點前順利抵達首都國際機場，我與傅先生一起坐出租車回家，由于順路，出租車快到達六里橋中華書局宿舍時，我想送先生回家，傅先生執(zhí)意不肯，于是我下車讓出租車送先生到家，我下來后，再換車回家。現(xiàn)在眼前還時時浮現(xiàn)出先生在車窗外揮手說再見的情形，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思之憮然。

還有一次，是2013年的暑假期間的八月中旬，我與傅先生，還有清華大學的劉石教授等到山東威海參加一本教材的編寫。會議結(jié)束后，我與愛人一起送傅先生回家。那天飛機到北京后，正趕上北京傾盆大雨，出租車到六里橋一帶時，雨勢正大，于是傅先生指揮司機穿小路，來到中華書局的老宿舍樓前，下車后，平地積水盈尺，我愛人打著傘，我緊緊扶著先生，冒著大雨，趟過積水，生怕先生滑倒，一步一步地走到中華書局老舊的宿舍樓傅先生居住的門棟前，摁響了門鈴，直到聽到對講中傳出徐師母的聲音，我才與先生道別，總算松了口氣。傅先生雖然當時為中央文史館館員，任過兩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又曾是中華書局的總編，完全可以使用公車，但他很少用公車，在人民大學任教時，從來沒有用過一次學校派的車。他每次來國學院參加答辯或者博士生復試等工作時，總是坐公交車到人大西門，然后步行到國學館。我多次提出讓學生去接，傅先生也總是婉言謝絕。我記得每次早上9點前，他總是穿著那件土黃色的夾克外套，手里拎著購物袋，微笑著慢慢走進國學館，然后開始與我們一起工作。

現(xiàn)在，每當從大興家中開車經(jīng)過西三環(huán)六里橋，去往中國人民大學時，或者從學校返回大興家中經(jīng)過六里橋時，常常情不自禁地回想起當時的情形。斯人已逝，然精神永存。

(作者系著名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