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城龍山時代城墻

戚城遺址位置本版圖片均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在濮陽市華龍區(qū)古城路和京開大道交會處，有一座戚城遺址公園，著名的戚城遺址就坐落在公園之中。

　　戚城，當地人也叫孔悝城，相傳是春秋時期衛(wèi)靈公后代孔悝的采邑。公元前496年，衛(wèi)國大亂，孔子的學生子路為救孔悝，慘死在戚城之亂中。整個春秋時期也是戚城的黃金時代，文獻和考古資料都為我們描繪了這一時期戚城經濟文化的輝煌。而記載最多的，是各國諸侯在戚城頻頻會盟。據《左傳》記載，從公元前626年到公元前531年九十五年間，各國諸侯在衛(wèi)地會盟14次，在戚城會盟就有7次之多。

　　在當地，至今仍保留著1500多米長的戚城古城垣。戚城也是豫東北地區(qū)保留年代最久、延續(xù)時間最長的古聚落城池。它的地下依次疊壓著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以及商、西周、春秋、漢等文化遺址……

　　根據文獻記載：“武王之誅紂也……朝食于戚……”說明商末周初時，戚城已經是當時的大都市了。但它的輝煌歷史遠不囿于此—相傳上古時代，這里曾是舜帝的都城。2014年，經過考古人員的數年發(fā)掘整理，戚城遺址取得了重要考古收獲，為探尋舜帝文化提供了新材料。

　　戚城是濮陽地區(qū)首座經過考古發(fā)掘證實的龍山時代城址，年代上屬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與上古時期舜帝活動的時代一致。根據史料記載，上古時期，濮陽一帶屬于舜帝活動范圍，舜“販于頓丘，債于傳虛”，“就時于負夏”。頓丘、傳虛、負夏均屬古濮陽一帶的地名，濮陽一帶至今流傳著很多與舜帝相關的傳說。

　　考古發(fā)掘持續(xù)半個多世紀

　　數千年來，戚城古城垣遺址默默立于濮陽大地上，其真正引起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關注，是源于一個偶然。

　　上世紀六十年代，受郭沫若先生的委托，北京大學歷史系李仰松先生到濮陽一帶尋找帝丘。“帝丘就是顓頊的都城。顓頊是上古時期的‘五帝’之一，根據《春秋》、《左傳》等史料的記載：‘衛(wèi)，顓頊之墟也，故為帝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戚城考古發(fā)掘隊隊長李一丕說，其他文獻也記載：“按明統(tǒng)志又有帝丘城，在滑縣東北七十里土山村，即衛(wèi)成公所遷，蓋其境相接也。”

　　李仰松先生到了濮陽，對戚城遺址產生了濃厚興趣，認為下面大有名堂。但考慮到當時的技術條件限制，對于戚城遺址的發(fā)掘只能一步步來。就這樣，長達50多年的戚城考古拉開了序幕……

　　1963年4月，當時的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前身）對戚城遺址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調查、勘探、測繪和攝影。初步調查的結果是：根據對東城墻和南城墻缺口處所見的城墻剖面情況來看，城墻明顯分上下兩部分。上部包含有漢代遺物，下部包含有周代遺物。

　　1965年11月中旬，經過多方協(xié)調，李仰松先生帶著考古人員對戚城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和試掘。

　　1986年11月，當時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對戚城遺址東城墻進行解剖，對城內東北部文化層進行了試掘。

　　這一次發(fā)掘整理得出的結果是讓人震驚的：依據對東城墻解剖情況判斷，戚城城墻建在龍山文化層之上。主城墻殘高3米余，夯層內包含有非常多的龍山、仰韶、磁山文化陶片。主城墻經過春秋、戰(zhàn)國、漢代三次附加修筑。戚城城墻建筑年代晚于龍山早期，但早于春秋時期。

　　1992年，濮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戚城城門及城內布局進行了初步勘探，在城內發(fā)現有道路、夯土基址等遺跡；1995年，濮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對戚城遺址進行了局部試掘……

　　2006年歲末，一個偶然的事件讓考古學家們震驚了：濮陽戚城文物景區(qū)管理處開展冬季植樹造林活動時，在城內西南部發(fā)現有龍山灰坑打破夯土墻的現象—這引發(fā)了考古學家的猜想—已發(fā)現的戚城晚期城址之下可能疊壓有一座早期城址。

　　發(fā)掘成果得到高度肯定

　　隨著戚城遺址不斷深入發(fā)掘，驚喜不斷出現：早先考古專家們看到的那座城市遺址下面可能還有一座城市遺址。這是真的嗎？

　　“為了徹底摸清戚城遺址的內涵，并為遺址保護方案的制定提供詳實、科學的基礎材料，經國家文物局批準，2008年6月到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戚城文物景區(qū)管理處對戚城遺址進行全面勘探。”李一丕說，這次勘探最終得到了一個肯定的答案：戚城晚期城址之下確實疊壓著一座早期城址。

　　2008年的這次勘探，共勘探面積約30000平方米，發(fā)掘面積約280平方米，除了對龍山時代城址城墻進行解剖外，還清理出不同時代的灰坑40個、灰溝5條、墓葬5座，出土陶、石、骨、角、蚌等一大批龍山時代不同質地的遺物，這對龍山時代城址的分布、保存狀況、城墻結構、建造程序、修筑方法等有了比較全面的掌握。

　　為了推進對戚城城址的深入研究，2014年3月到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等單位對戚城龍山時代城址南城墻中段缺口處、西北拐角處進行發(fā)掘，同時對城內布局及城外壕溝等情況進行了專門勘探。2014年度共發(fā)掘面積664平方米，勘探面積約50000平方米，清理不同時期的灰坑17個、灰溝4條、墓葬3座、排水渠1條、道路7條，出土陶、瓷、銅、鐵、石、骨等不同質地遺物200余件，采集陶片和瓷片280袋、獸骨8袋、土樣11袋。

　　2014年度的戚城考古是對既往考古工作的延續(xù)，同時又發(fā)現了新的十分重要的線索：東城墻探溝發(fā)現了寬30米、高3米的龍山文化古城墻，當時最先進筑城技術—版筑法印跡十分清晰；南門探方發(fā)現了宋代及其以前的古代道路6條，從而確定了戚城遺址南門的確切位置；同時發(fā)現了漢代磚砌城市排水系統(tǒng)。

　　對于這一次考古發(fā)掘，國內專家給予了高度肯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認為：戚城考古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發(fā)現邊城為400米左右的龍山時代城址，而且年代卡得很準確，大約在公元前2200年前后，這個時間正好是夏王朝建立的前夕，跟舜的活動時代是基本吻合的，它對研究史前文明有一定借鑒意義：“在全國范圍內龍山時代的城址有一些發(fā)現，但是年代能夠卡得這樣準的，這個并不多見。”除了年代卡得準確，王巍還認為，此次發(fā)掘整理出的很多遺跡，對于揭示龍山時代大都城，如何進行城池防御以及各個聚落之間的關系意義重大。

　　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認為：“三皇五帝，五帝當中至少有三個—顓頊、帝嚳和舜，都有材料提到在這個地區(qū)活動，總體來看，在中華文明特別是華夏文明起源過程當中，那是一個很重的組成部分。所以說它是華夏文明起源地有機組成部分，這是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