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的甘苦榮辱，對于88歲的劉愛琴來說，都已淡然。 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 對話動機

　　4月15日，俄羅斯駐華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總統(tǒng)普京，向32位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1941-1945年)做出貢獻的中國公民頒發(fā)“偉大衛(wèi)國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紀念獎章。劉少奇長女劉愛琴是其中一員。近日，新京報對話劉愛琴，耄耋老人追憶自己在蘇聯(lián)戰(zhàn)亂時期度過的青春歲月，以及作為劉氏長女所親歷的時代起伏。

　　新京報記者 盧美慧 北京報道

　　88歲的劉愛琴精神頭兒不錯，一頭銀發(fā)梳得整齊妥帖，襯衫搭配西裝馬甲，沒有一絲褶皺。

　　晚年的她，著書追憶父親、參加紀念活動，但更多時候，她過自己的生活。

　　回想多年前的文革，父親孤獨地死在開封，哥哥劉允斌在鐵軌上結束了生命，弟弟入獄，鐵窗內被折磨得近乎精神失常，對于她自己，第二任丈夫也在最艱難的時候離開了。

　　她也想過，如果生在普通百姓家，也許這一生不必這么辛苦。

　　問她心里有怨恨嗎，她笑著搖頭，“都過去了，這把歲數(shù)，不在意了。”

　　異國

　　印象最深的是“冷和餓”

　　新京報：俄方頒發(fā)紀念章、邀請部分中方人員參加紅場閱兵背后有怎樣的故事？

　　劉愛琴：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很多革命領袖的子女都被送到當時的蘇聯(lián)讀書和生活，我們當時就生活在國際兒童院。

　　俄羅斯方面定期會有表彰活動，50周年時頒發(fā)過一次獎章，今年70周年，更隆重一些。

　　新京報：國際兒童院是怎樣的地方，你在那里生活了多久？

　　劉愛琴：前蘇聯(lián)專門接收世界各地共產黨和革命者后代的一個場所。1939年，我12歲，和哥哥還有幾個孩子一撥兒，途經新疆到了當時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一直到1949年跟父親回國，在那兒生活了10年。

　　新京報：戰(zhàn)時兒童院的生活是怎樣的？

　　劉愛琴：兒童院離莫斯科二三百公里，那時我們附近也遭到過德國人的飛機轟炸。老師組織我們巡邏，年長些的孩子發(fā)把櫻槍一樣的東西站在樓頂，一有情況就招呼大家轉移。像我當時十幾歲了，就負責保護兩三歲的小朋友，大的保護小的。

　　新京報：少年時代給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劉愛琴：冷和餓。打起仗來，兒童院的物資無法保證，記得有年冬天特別冷，沒炭火了，我們就把院內好多沒長大的樹砍掉了。我還給前線做棉衣和手套，手套要露出拇指和食指，方便扣動扳機，這個印象很深。

　　支邊

　　父親囑咐“不要和別人爭”

　　新京報：22歲之前，你和父親相處的時間并不多？

　　劉愛琴：我是1938年被接到延安的，次年就去了蘇聯(lián)。1949年父親帶考察團秘密訪問蘇聯(lián)，才開始真正的父女相處。

　　新京報：1949年到1958年是同父親相處最集中的時間？

　　劉愛琴：對，剛回國那會兒，中國話都不怎么會說了，適應了好一段時間。父親總讓我多學知識，我在人民大學學了三年后，就去國家計委工作了，面對的都是經濟數(shù)據。

　　新京報：后來你去了內蒙古？

　　劉愛琴：過了幾年，國務院開始精簡機構，動員干部支援邊疆建設。父親問我的想法，我也沒說什么，后來就被他敦促著下放內蒙古了，這一去就將近20年。他一直希望我們對國家有用，也能做個表率。

　　新京報：當時你愿意嗎？

　　劉愛琴：那時候沒什么愿意不愿意，時代推著你去那里。那兩年物資很緊缺，我心想去內蒙古還能吃羊肉呢，后來我還給家人往回背羊肉，但他們都吃不慣。(笑)后來背得最多的是土豆，一麻袋一麻袋往回背。

　　新京報：那些年同父親交流最多的內容是什么？

　　劉愛琴：他讓我好好工作，在單位里不要和別人爭什么，不要覺得我是領導的女兒就怎樣怎樣。但我也沒和別人爭什么，他總是有那樣的擔心。

　　新京報：最后見父親是什么時候？

　　劉愛琴：1966年6月底還是7月初，我回北京住了一晚，當時文革已經有了苗頭，各地陸續(xù)鬧起來了。那次見面父親還囑咐我少摻和事情，不要跟著鬧，沒想到那是我們父女的永別。

　　永別

　　最后的印象是父親咳血工作

　　新京報：父親被批斗后，你在內蒙古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響？

　　劉愛琴：那當然，街上很快貼大字報說我是蘇聯(lián)特務。1967年初就不讓我工作了。我被隔離，造反派讓我交代問題，他說父親6次叛變，至少4次我都知道。我說我不知道，他們就打，打得我牙出血、腰也壞了、小便失禁。后來又把我送到工廠打掃廁所。

　　文革中我前夫和我離了婚，他后來去了東北，三個孩子也沒人管，那段時間非常痛苦，牽掛父親，也牽掛孩子們。

　　新京報：壞消息一個接著一個？

　　劉愛琴：先是哥哥劉允斌，他和我一起在蘇聯(lián)長大，是個特別刻苦的人，也最聽父親的話，一輩子都一門心思做核研究。1967年，他在包頭市北的鐵路上臥軌自殺了。

　　接著是弟弟允若，文革一開始就被關了，關了8年，整個人生都毀了。出來沒幾年就死在自己獨住的農家小院里，很慘。

　　最后是父親，1969年11月，他死后兩三天，有人悄悄告訴我，你父親死了。

　　新京報：你當時的反應是怎樣的？

　　劉愛琴：在被子里哭，也不能太大聲，就一直哭，大概有兩天兩夜。

　　新京報：對父親最后的印象是什么？

　　劉愛琴：頭發(fā)全白了，我白頭發(fā)也是遺傳他，早早就白了，他身體不好，一直有肺病，有時候甚至會咳血，但是那些年都是堅持工作，周圍的人都勸不住。

　　新京報：你并不認同哥哥結束生命的方式？

　　劉愛琴：個人有個人的選擇，他內心承受得太多了。很多人問我怎么熬過來的，具體我也說不出來，但那時就是有個念頭——不能死。那些人誣陷我父親和家人的(內容)我一個字也不信，我堅信真相總會大白，我得等那一天。

　　新京報：從父親去世到被平反差不多有10年，一直是這個念頭支撐你？

　　劉愛琴：經過文革，我母親這三個孩子就剩我一個。有個場景一直反復出現(xiàn)，我們老家是湖南，當?shù)氐霓r民寫信給父親反應農業(yè)生產的問題，他都一封封親自回信，還托人帶話說如果農民寫字不方便，就直接來找他說。政治上的東西我不懂，但爸爸一直在為老百姓做事情，我相信這些事是會被后人知道的。

　　晚年

　　希望我的孩子遠離政治

　　新京報：父親被平反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劉愛琴：那段時間，對于一個女兒來說，太長了。反正是該等的等到了。

　　新京報：之后你寫了關于父親的書？

　　劉愛琴：有出版社聯(lián)系我，后來就寫了《我的父親劉少奇》，算是一個追憶和懷念。

　　新京報：你的人生很多時候被父親決定和牽連，加上他的嚴厲，心里有沒有怪過他？

　　劉愛琴：父親始終是父親，他的很多決定，在他的角色看來，有他的理由。一個女兒怎么能怪自己的爸爸呢，我沒有怪過他。至于牽連，那是時代的悲劇，不是父親的錯。

　　新京報：經歷困難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假如我不是劉少奇的女兒、我生在尋常百姓家就好了”？

　　劉愛琴：怎么不想？想過很多次，如果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兒，一生就不用這么辛苦了。但我也沒覺得，是劉少奇的女兒就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也不抱怨這個。

　　新京報：心里沒有怨恨？

　　劉愛琴：怨恨誰呢，時代造就的悲劇，早就看淡了。幾年前我還回過一次內蒙古，和文革中審查我的人一起吃飯，有些人已經不在了，心里沒有怨也沒有恨，都過去了。

　　新京報：現(xiàn)在的生活如何？

　　劉愛琴：生活挺安寧的，我享受現(xiàn)在的安寧，我們這批去蘇聯(lián)的孩子定期聚會，上次俄羅斯大使館發(fā)完紀念章，第二天我們就聚會了，做俄羅斯菜，唱當時的歌，大家都用俄語交流，跟小時候一樣，挺開心的。

　　平常我特愛遛彎兒，早幾年，清早5點就起來，坐地鐵到頤和園，溜達一大圈兒。也喜歡看書，最近我總譴責自己，七七八八的活動太多，好久沒看書了。

　　新京報：幾個孩子呢？

　　劉愛琴：他們都長大了，最大的已經60多了，他們都有自己的生活。我們家有第四代了，快一歲了，四世同堂，挺好的。

　　新京報：會愿意小輩們從政嗎？

　　劉愛琴：不愿意。我父親以前總說我不懂政治，活了大半輩子，我也沒真正地懂政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都遠離政治，平安開心地生活，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