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北京匡時聯(lián)合舉辦的“周作人與鄭子瑜通信座談會”在昆侖飯店隆重舉行。周作人的孫子周吉宜，曹聚仁之子、前鳳凰衛(wèi)視資訊臺副臺長、著名報人曹景行，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等研究周作人的權(quán)威專家學者出席了本次座談會。新加坡著名報人杜南發(fā)作書面發(fā)言。

　　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福建教育出版社、新加坡報業(yè)等十余家研究出版機構(gòu)的代表共聚一堂，深入探討此批信札的歷史文化價值，并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與評價，并就周作人的通信、日記、手稿等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與研究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這組手札為新加坡著名學者鄭子瑜舊藏，以周作人致鄭子瑜的84通信札為主體，尚有豐子愷致鄭子瑜信札9通，以及俞平伯、簡又文、呂叔湘、陳子善等人致鄭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為鄭子瑜撰寫的書簽等，生動還原了當時學人交往的歷史情境，更是研究周作人建國以后生活與思想轉(zhuǎn)變的極珍貴的史料。

　　對于這批信札，當日與會專家紛紛表示肯定，從歷史、出版、文學等多個角度闡釋了其重要的文獻價值。同時強調(diào)我們對信札等歷史文獻的研究和保護遠遠不夠，希望社會的各種力量凝聚起來，盡快推動周作人書信手稿等重要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周絢隆表示：“這些年來我們越來越關注私人記憶的史料。因為傳統(tǒng)史學、正史側(cè)重于一些宏大敘事，對于歷史場景、歷史現(xiàn)場更多存在于私人記憶里邊，比如日記、書札、個人隨想等。出版社這幾年特別注重現(xiàn)場文獻的挖掘和影印。參與這批信札的出版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批東西，提高文獻的利用價值。”

　　魯迅、周作人研究專家孫郁說：“現(xiàn)在真的希望有人能夠認真來整理這些材料，特別是周作人的日記現(xiàn)在只出了一部分，他后半生重要事情的日記沒有都出來，鮑耀明先生的版本流傳也不多，也是局部的。”周作人的孫子周吉宜表示：“作為周作人先生的后人，自己有責任把有關的研究資料提供給學術(shù)界，作為文化遺產(chǎn)保存下來，目前正考慮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信集，由于經(jīng)歷過了動蕩時期，收集資料的過程非常困難。北京匡時能夠把拍品進行學術(shù)研究，這對于學術(shù)界研究者和拍賣市場是雙贏的。”

　　這批信札涉及諸多周作人與當時文人交往的記錄，并大量曝出關于其詩文重要出版的細節(jié)，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曹聚仁之子曹景行回憶道：“父親與周作人之間的通信很多。1960年，曹聚仁代《新晚報》向周作人約稿，曾要求道：‘寫得愈通俗越好。不必掉文，盡可能趣味化。’”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的周作人研究專家陳子善說：“這批信當中多次幾乎有一半以上篇幅提到《知堂雜詩抄》的編輯出版。當時鄭子瑜提出過很多方案，想要把《知堂雜詩抄》出版，但過程非常曲折和復雜，《知堂雜詩抄》整整拖了二十年以后才印出來，才能夠看到周作人的這么一個作品。同時我們也看到周作人的為人，他畢竟是君子風度，當鄭子瑜表示沒有辦法印了，甚至建議說自己出錢，周作人馬上說不需要，從此以后也不再提到這部書。我看這個信的后半部分對這本書，周作人只字不提，因為他知道鄭子瑜碰到難處了，雖然他很希望這本書印出來，可惜他生前并沒有看到。”新加坡著名報人杜南發(fā)從鄭子瑜先生口述中得知關于《知堂雜詩抄》命名的問題。“知堂老人給鄭子瑜先生的信中間一個是《苦茶庵詩抄》和《知堂雜詩抄》兩個名字，由鄭子瑜先生自己選擇，最后我們看到的由岳麓書院出版的情況是選擇了《知堂雜詩抄》。但是在知堂老人寫給鄭子瑜先生的書簽還是《老虎橋雜詩》的情況。”

　　《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畢生篇幅最大的著作。曹景行說：“1960年八九月間，《知堂回想錄》曾在香港《新晚報》上刊登了一小部分，旋告中止。1970年5月，《知堂回想錄》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其時已在作者去世將近三年之后了?！吨没叵脘洝返某霭孢^程歷經(jīng)曲折，除了上世紀60年代的政治風險，還要承擔出版書籍的經(jīng)濟困難，尤其是在1970年左右，是父親身體最不好的時候，而在父親去世之前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知堂回想錄》的出版。”

　　據(jù)悉，此批學人手札即將亮相北京匡時2014年春拍的“百年遺墨——二十世紀名家書法專場”，并將于6月3日舉槌開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