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輝沒有想到，自己的名字會出現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里。甚至，當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念到他的名字時，相隔千里、人在安徽農村老家的他，都沒想去關注這個報告。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在講到堅決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時，稱“各級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無罪，確保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并專門提及“張氏叔侄強奸殺人案”。這一案件的主角之一正是張輝。

　　2003年，長途貨運司機張輝和張高平受人之托，搭載一個女孩兒去杭州。第二天，女孩被發(fā)現遭人強奸殺害，叔侄二人隨后被判刑入獄。兩年后，該案真兇落網。又過8年，2013年3月26日，他們被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判無罪，當庭釋放。這起冤案掀起了大規(guī)模討論——冤假錯案何時了？

　　聽到中國青年報記者電話里摘讀的報告內容，張輝注意到了“825”這個數字，他問，“825人啊，原來我們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825，這個三位數數字的背后，意味著825個鮮活的個體，乃至825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立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這是一個本該為零的數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論述“100-1=0”的那樣。

　　提及“冤假錯案”，張立勇總愛講一個故事：二戰(zhàn)初期，美軍降落傘合格率為99.9%，每1000個就有一個出事，軍方要求必須達到100%，于是要求以后質檢從每批降落傘中隨機挑出一個，首先讓廠商負責人親自從飛機上跳下。此后，降落傘不合格率很快降為零。

　　這個故事有兩個啟示：一是降落傘0.1%的不合格率看似很低，卻意味著一個傘兵可能為之付出生命；二是降落傘的合格率并非不能達到100%，關鍵是要把生產商的生命和降落傘的質量緊密聯系到一起。

　　法官辦案也是同理。張立勇說，任何一宗錯案對于當事人，都是滅頂之災。比如趙作海案，其本人被錯誤羈押11年，而家里，老婆跟人跑了，三個孩子沒有人照顧，有的成了“文盲”，“真正是家破人亡、禍及三代。”他說。

　　然而，讓這個數字為零的前提是，先把當前積壓的冤假錯案都盡快糾錯。

　　事實上，從張輝開始，浙江五青年劫殺出租車司機案、河南李懷亮案、福建福清紀委爆炸案、安徽于英生案等逐漸得到了糾正。在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看來，張氏叔侄案就像一個標桿，為后來一系列的知錯就改，樹立了一個責任與勇氣的樣本。

　　“邁出這一步，難度可想而知。”朱征夫說，“核心難點可能并不在于事實不清或證據問題，而在于它將意味著，比如，很多人會丟掉飯碗。”

　　肩負“糾錯”張氏叔侄案的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高院院長齊奇剛開始就有些“擔心”——“糾錯后，社會上會不會給我們壓力？”“我們（在浙江人大報告時）的票數會不會低一點？”

　　糾了錯。結果，浙江省兩會期間的一大新聞就是，該省人大投給浙江省高院工作報告的票數，非但沒有低，相比去年還高出5個百分點。齊奇告訴本報記者，省人大的反應契合了他最初的想法——“必須要糾正，這是職業(yè)道德的良知，是我們的底線，應該義無反顧”。

　　張立勇考慮得更為長遠，他說，“對于已發(fā)生的錯案，不能只是出現一起糾正一起，‘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

　　就像軍方對降落傘廠商那樣，2012年，河南在全國率先出臺了《錯案責任終身追究辦法（試行）》，明確規(guī)定，對辦錯案的法官，不論調整到哪 個工作崗位，不論在職還是離崗，只要認定為錯案，都要問責到底。張立勇說，這就是“緊箍”，堅守防范冤假錯案的法律底線，“紅線不可逾越，禁區(qū)不能突 破”。

　　周強今天在報告中講：“從錯案中深刻汲取教訓，強化證據審查，發(fā)揮庭審功能，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堅守防止冤假錯案底線。”

　　記者問張輝，“怎么評價自己被寫在高法的報告上？”

　　“明年還是不要再出現了。”他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