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華近期推出了雜文集《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書名滲透著對社會現(xiàn)實的關注。1月18日，余華接受京華時報專訪時稱，中國當下的現(xiàn)實太值得書寫了，相對于時效性的新聞事件，更應該書寫的是沉淀下來的現(xiàn)實。聊到網絡碎片化閱讀對年輕作家的影響，他說：“電腦出來的時候，還說電腦寫作會毀了文學。當時代以他的方式發(fā)展的時候，誰都不要擔心誰會完蛋，你完蛋并不意味著文學會完蛋，莎士比亞完了，文學都不會完蛋。”

　　想用小說化方式描寫現(xiàn)實

　　近些年來，很多中國作家把視角對準了社會現(xiàn)實題材。余華說：“那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太值得去寫了，但要寫什么樣的現(xiàn)實是值得探討的，亞航飛機失事或國足都是曇花一現(xiàn)，我說這個不是對遇難者的不尊敬。”在余華看來，作家更應該關注沉淀下來的現(xiàn)實，“有事件二三十年前就發(fā)生了，至今仍然持續(xù)發(fā)生。”

　　什么是沉淀下來的現(xiàn)實？余華覺得，就是那些上世紀80年代就發(fā)生，到現(xiàn)在還沒解決的，最直接的就是環(huán)境問題，“我還沒有去寫水的問題，是因為還沒有想好怎么去寫，地下水已成為死水了，建工廠需要很多地下水，更重要的原因的是高樓越來越多，深厚的地基把地下水層打斷了。”

　　作家不是要平白直敘地去描寫現(xiàn)實，余華想要用小說化方式，找到跟現(xiàn)實的某種聯(lián)系。

　　不關注中國評論家的評論

　　小說《第七天》被看作是余華距離現(xiàn)實最近的一次創(chuàng)作，自2013年出版以來受到了評論界的爭議，有評論家對書中的新聞事件頗有微詞。余華本人對評論家的評論并不關注，“那些發(fā)評論的雜志我也不訂，讀者的反應是最真實的。”

　　余華認為，他與評論家的個人關系、對待評論家的態(tài)度都會影響到紙上的評論，反而是沒有關系的讀者感受最真實。

　　《第七天》的英文版近期陸續(xù)在美國、英國等地上市，但余華并不準備跑去宣傳，“西方媒體的書評和讀者的口碑對作品銷量影響最大。”余華解釋說：“在美國、德國，寫書評和評論是兩撥人，西方大學里的教授，一生熟悉的作家就一兩個、兩三個，比如有的只關注菲利普羅斯。我曾經問過中國的一個大學教授寫過多少作家的作品，他說有70多個了。中國幾乎沒有一個評論家只關注一兩個作家。”

　　偏愛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

　　韓國版電影《許三觀賣血記》正在韓國熱映，余華本人并沒有太多關注。相對于寫現(xiàn)實題材的小說，余華覺得拍現(xiàn)實題材的電影更難，“中國現(xiàn)實題材的好電影少，因為禁忌太多了，小說用臺電腦就寫完了，電影牽扯到很大的投資，不是想拍就能拍的。”生活中的余華，更喜歡藝術電影，“我喜歡的導演有兩個，希臘的安哲羅普洛斯和達內兄弟。他們風格不一樣，一個是形而上的，安哲羅普洛斯像一個詩人，但他也關心現(xiàn)實。”

　　說到電影，余華提到一件趣事，“前兩天我和兒子在杭州，他有某網站電影卡，叫我一塊找電影看，找了一圈沒找到想看的。他就在另一個網站找，突然說，有一個土耳其電影還不錯，我說是不是錫蘭的片子，他說是。”父子一拍即合，看起了《三只猴子》。

　　跟我聊文學的越來越少了

　　這部雜文集中的《兒子的固執(zhí)》等幾篇文章，是余華寫給兒子余海果的。對于兒子小時候就表現(xiàn)出來的文字敏感和天賦，余華寫道：“我經常被他奇怪和特別的比喻吸引，他的比喻總是在那些錯別字和語句中間閃閃發(fā)亮。”

　　去年3月，余華在成為北師大助校作家的受聘儀式上也提到兒子對他的啟發(fā)，告誡父親不能像張藝謀拍《金陵十三釵》那樣，把個人的嗜好當成真理。面對記者，余華并不想談太多兒子的文字天賦，“他現(xiàn)在22歲，主要是閱讀的積累。”

　　現(xiàn)在跟你談論文學的人還多嗎？被問及此話題時，余華說：“以前很多，現(xiàn)在越來越少，我家里的兩個人反而是跟我談得最多的，平常見面的人幾乎沒人談論文學。”余華說，不談文學可能跟年齡大有關系，年輕人在一塊更喜歡談，“當時都還年輕，主要還是尋找互相支持，就那么互相吹捧一下。”

　　聊到網絡碎片化閱讀對年輕作家的影響，余華說：“電腦出來的時候，還說電腦寫作會毀了文學。當時代以他的方式發(fā)展的時候，誰都不要擔心誰會完蛋，你完蛋并不意味著文學會完蛋，莎士比亞完了，文學都不會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