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鍵

第一次讀遲子建的《白雪烏鴉》，應(yīng)是在10年前的一個周末。幾位好友晚間小聚，潘凱雄（時掌人文社）贈以新書數(shù)冊，回家后揀出翻閱，竟是連夜讀完，掩卷難眠。當是時也，非典引發(fā)的恐慌早已飄散凈盡，京華街巷隨處笙簫，此書則不乏提示警醒，重將讀者帶回癘疫之境。子建自言非典突發(fā)為寫作的起因，卻將回望的目光一路延伸，聚焦于1910年的哈爾濱大鼠疫。她以傅家甸為主要場景，摹寫疫情下種種色色的生靈，順便也告知人們：災(zāi)難的降臨從來不分貧富貴賤，也都帶有幾分突兀。那時有誰能預測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來襲呢？如鬼如魅，使整個世界慘遭重創(chuàng)，至今仍無偃旗息鼓的跡象。

一直都喜歡讀遲子建的作品，喜歡那從容、真切和開闊的格范，喜歡她筆下的興安嶺和黑龍江、松花江。這塊豐饒大地上誕生過不少佳作，子建的小說（以及散文隨筆）卻別具一份洞察和眷注，別具一種繁復與純粹。《白雪烏鴉》亦如此，全景式地敘寫百年前那場大抗疫，而最先出場、墨色最重的卻是傅家甸一個小小客棧的老板王春申，還有他那匹“出青”的黑馬。

9月初，應(yīng)遲子建之邀為黑龍江省政協(xié)作了一個講座，當天下午，東道主安排參觀“老道外中華巴洛克風情街”。老道外就是原來的傅家甸，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亦即經(jīng)歷大鼠疫后不過一二十年，已然脫胎換骨，前店后廠，樓宇林立，且于歐式風格中夾帶不少華夏遺韻。所謂的“中華巴洛克”之說，應(yīng)來源于此。遲子建有部近作寫哈爾濱那些蕓蕓眾生的愛恨情仇，題名《煙火漫卷》，老傅家甸最讓人懷念的也是這種人間煙火之氣，歷劫未絕，時今仍氤氳彌漫在坊巷間。子建對這里顯然很熟悉，一起前來的有省政協(xié)文史委主任王佩杰、副主任張望朝，辦公室主任趙小維，子建的秘書劉琦琪。我們放緩腳步，一個街區(qū)一個街區(qū)地瀏覽，那些個名人故居、鋪面商號、花園洋房、老街上的幽深門洞，在發(fā)人遐思。一路看下來漸近黃昏，登車返回之際，子建說：有一個地方你一定會喜歡，濱江關(guān)道衙門，可能還在維修中，不讓進入，但到跟前看看也值得的。

相距不遠，我們很快抵達那里，一片青磚黛瓦建筑群映入眼簾，而院門緊閉——不是衙署大門，是門外廣場右側(cè)柵欄的“西轅門”。透過木柵，可看見朝南的三間門房和紅漆大門，偶有工作人員進出，空曠寥落。子建說此地曾是抗擊鼠疫的指揮中心，在寫作《白雪烏鴉》期間無數(shù)次前來踏訪，幾乎熟悉了衙署內(nèi)的一草一木……孰料就在我倆聊天時，小維已然聯(lián)系妥當，過轅門而入衙門，小間阻竟帶來一份意外喜悅。

光緒三十一年（1905）秋，發(fā)生在東北大地上的日俄戰(zhàn)爭剛算歇息，清廷即行批準設(shè)立濱江關(guān)道，因應(yīng)之意在焉。該衙署作為中國在哈爾濱的最高行政機構(gòu)，具有轄區(qū)管理、海關(guān)稅務(wù)、對外交涉三項主要職能。關(guān)，即稅關(guān)；道，乃指職級為正四品道員。衙署于兩年后建成，儀門兩側(cè)分住官軍吏役，內(nèi)有三進院落，前為公堂，后居官眷，西路為接待中外官員的場所，東路為馬廄、廚房、書房等，可謂規(guī)制嚴整，功能齊全。當時哈爾濱在沙俄鐵路當局管控下發(fā)展迅速，儼然一個國中之國，列強紛紛來設(shè)立領(lǐng)館。而大清正處于風雨飄搖中，濱江關(guān)道的名稱也不斷變化，吉林省西北路兵備道、西北路道、濱江道，不一而足，俗呼為道臺府。又數(shù)年清朝滅亡，道臺府遷往埠頭，舊址改為鎮(zhèn)守使署。東北淪陷后先為兵營，再后來就變成市民雜居之地，隨意拆建，搞得面目全非。感謝一位有情懷的維修工，他在上門修理家電時見一些廊柱檐角不同尋常，遂投入很大精力走訪求索，復得省社科院李興盛先生考證，確認乃濱江關(guān)道衙門遺址；也要感謝哈爾濱市政府的從善如流，很快做出整體修復規(guī)劃，并從長春找到當年的設(shè)計圖紙《哈爾濱關(guān)道衙門房圖》，興建了遺址公園。網(wǎng)上可見到對此修復工程的一些不滿，主要指向拆除較多、新建質(zhì)量太差，也顯示出這座老衙門在哈爾濱人心中的地位。

從現(xiàn)存的效果圖可知，濱江關(guān)道與一般清代道署格局相仿，但在大堂右側(cè)增建了一個歐式的“會洋官廳”，具有較強的指向性，也使人思及這個道員不太好當。子建告以鼠疫肆虐之際，各外國領(lǐng)館頻頻來人抗議施壓，試圖搶奪對抗疫的領(lǐng)導權(quán)，會洋官廳常見唇槍舌劍，而因道員于駟興的堅持，更由于京師派來的總醫(yī)官伍連德措施得當，終是未能得逞。我問起書中著墨甚多的那匹黑馬，被引往東路一個跨院，乃當年的“車棚馬號”，伍連德首次來訪時，見“馬夫正在訓練十幾匹矮種馬”，如今自然已沒了蹤跡。有一幅濱江道員出行的舊照，乘坐八抬大轎，兩側(cè)隨員皆騎著高頭大馬，排場十足，也令人聯(lián)想到《白雪烏鴉》的黑駿馬。書中的黑馬，“高大威武，毛色油光，唯一遺憾的，是它屁股上烙著一塊圓印”。其在書中是一個標志性印痕，伍連德乘坐之車的棗紅馬，屁股上也有一個同樣的圓印，于駟興的馬自無例外，關(guān)道衙門在抗疫中的作用就此被帶寫出。

在通常的記述中，伍連德是抗疫力挽狂瀾的大英雄，對于駟興則評價不高，頗多譴責之聲。伍氏回憶錄中，開始也說“道臺提供的有關(guān)這方面信息模糊不清，少得可憐”，后來的記述才有較大改變。而實際上，于駟興對疫情很關(guān)切，對伍連德全力支持，不僅隨叫隨到、隨時提供人力物力，還將衙署中一個院落交給外來醫(yī)生居住，做了很多的事情。遲子建通過大量搜集史料，包括逐日翻閱中東鐵路公司出資創(chuàng)辦的《遠東報》，閱讀那些個商品廣告、米市行情、街巷布局、民風民俗，也對這位朝廷命官有了深入了解，在書中勾畫出一個圓整甚至有幾分可親的道員形象。聞知傅家甸有多人得惡疾暴死，于駟興立即向上司奏報，并召集士紳和下屬商議對策，成立防疫衛(wèi)生局，自任總辦，設(shè)立了疫病院和隔離所，分派醫(yī)師和警員到各處巡查；而在得悉自己將因防疫不力革職、接任者已然確定之際，仍堅守崗位，與伍連德聯(lián)名奏請焚燒郊外堆積的棺材。作者并不回避他身上的弱點（如不敢制止傅家甸天主教堂私自收留病人），但對他有著深切的理解之同情，于此寫道：

于駟興簽完字的一瞬，望著西沉的太陽，仿佛看見一個告別的句號，淚水滾滾而下。

近代的黑龍江是一部痛史，朝廷命官隨風俯仰者多，卻也不無勇于擔當和犧牲之士。那些一遇到清末官員就涂抹白粉、概稱以貪酷庸怯的套路派寫手，也包括一些個史學家，真應(yīng)該細讀與省察。

作為一部以鼠疫暴發(fā)與抗疫為主題的小說，遲子建選擇了獨特的書寫角度，也是其常用的視角——底層細民。不管是伍連德，還是于駟興，在本書中似乎只是配角，而層層皴染的是看似窩囊透頂，實則外柔內(nèi)剛、有情有義的王春申——三鋪炕名義上的老板，一個拉腳的車夫。整個鼠疫大流行過程中，他與他的黑馬走遍各處，道里道外，火車站、尼古拉教堂、泰順小館、傅家燒鍋、疫病院、郊外墳場，載人、運貨，也拉尸體。書中寫“黑馬瘦了，肚子塌了，鬃毛的顏色暗淡了”，而伍連德在遇見時仍夸它漂亮，使王春申好生得意，也更加勤謹賣力，加入運尸車隊，一日幾次往返于疫病院和墳場。

“千古艱難唯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是清初詩人鄧漢儀的名句，而此際的傅家甸，死亡變得極其輕易，就連親人的傷心都顯得短暫匆迫：王春申妻子吳芬咳血猝亡，他的兒子繼寶死得不明不白，小妾金蘭則是在照顧兒子時染上鼠疫，母子相隨而去；三十六棚的高個子裝卸工何三死了，一心想發(fā)災(zāi)難財?shù)臒o底線的糧棧老板紀永和死了，與他簽有典妻合約的義泰號店主賀威也死了；接連死去的還有針灸名手譚中醫(yī)、天堂酒館的店主、種地的吳二，有防疫局的雜役與徐中醫(yī)，帶出一個染病死亡的小高潮；被病毒撲倒的還有外國醫(yī)生，如果說幾位中醫(yī)的死在于對病毒缺乏認知，法國名醫(yī)邁尼斯則死于過度的專業(yè)自信，診斷時居然不戴口罩；而賣報紙的喜歲興奮之余躥上隔離病人的車廂，一陣嬉鬧后染上病毒，造成了周家祖孫三代的悲劇……這些人的死與鼠疫相關(guān)，又各有各的死法，各有各的不甘和悲情。作者筆帶憫惻，又復精細綿密，也寫到幾例與疫情無關(guān)的死亡：會過陰的周于氏是老死的，同樣壽終正寢的還有秦八碗的娘，孝心濃重的秦八碗因無法扶棺回籍，愧疚之下自殺以侍母；另一個自殺的是糖果店主陳雪卿，將糖果分發(fā)后，決然殉夫而去。

大疫從來都是對人性的大測試，卑污丑陋自然隨處可見，而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也都有著高貴品格和無畏精神的存在。子建說：“作家就是要從深淵，尋找那一點點的亮光。而人性的光輝，會把深淵照亮。”在她筆下，伍連德的醫(yī)者仁心與勇于擔當，于駟興的守土有責和不計個人得失，王春申的善良誠篤與默默奉獻，也包括提供閑置車廂的沙俄東清鐵路公司總辦霍爾瓦特，在事實面前不再固執(zhí)、積極采取措施的俄國鐵路醫(yī)院院長哈夫肯，舍家紓難的傅百川，日夜縫制口罩的于晴秀和胖嫂，都發(fā)出了一己之光。令人惋嘆感傷的還有歌唱家謝尼科娃和女兒娜塔莎的死，她們以及小提琴手奧爾在教堂為患者募集善款，不幸受到傳染，應(yīng)算是這場癘疫的最后獻祭。

小說的收束，在5月的一個春光怡人的禮拜天，老王趕著馬車從謝尼科娃的漂亮房子前經(jīng)過，見其夫與開面包店的尼娜正坐在花圃喝酒，“尼娜爆發(fā)出的笑聲，驚得黑馬‘咴兒——咴兒——’直叫”。誰說馬兒不通人性呢！深受刺激的王春申，與同樣深受刺激的黑馬不再搭載客人，仿佛歌唱家就坐在車上，“沿著謝尼科娃禮拜天常走的路線，從埠頭區(qū)駛向新城區(qū)”，在奧連特電影院、秋林公司、圣尼古拉教堂一路流連，最末到達霍爾瓦特大街上的高迪鐘表店。店中一片寂靜，四壁掛著的各式鐘表，沒一個時針秒針是對的，“王春申的眼睛濕潤了，因為他從這些壞掉的時間中，看見了謝尼科娃青春的臉”。

在人類歷史上，瘟疫帶來的災(zāi)難常不亞于戰(zhàn)爭。不要說曾肆虐歐洲大陸的黑死病，即以110年前哈爾濱這場大鼠疫為例，僅傅家甸就有5000人死于非命，約占當時人口的1/4。應(yīng)慶幸的是清廷選對了人，總醫(yī)官伍連德很快通過解剖找到真實病因，提倡戴口罩，實施分區(qū)隔離，建立疑似病院，封城封路，焚燒無法掩埋的逝者棺材……這些措施中的多數(shù)在今天仍有實效。而也正因為抗疫的舉措對路，不到三個月就阻斷了鼠疫在當?shù)氐膫鞑ィ导业闈u行復蘇。哈爾濱有句老話，不知是否出于癘疫瘋長之際，曰：“道外是地獄，道里是人間，南崗是天堂。”有些夸誕，也有些調(diào)侃。而即便是在鼠疫滋蔓時，即便苦難深重，尸橫郊野，傅家甸也可見溫情絡(luò)繹，有愛與憐憫，有苦撐和互助，仍舊發(fā)散著人間煙火的氣息。一部《白雪烏鴉》，亦可視為王春申與黑馬的人間行腳，卑微而泛常，執(zhí)拗且無畏，就這樣走著走著，終于走出了陰霾。

（作者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原常務(wù)副主任）

《 人民政協(xié)報 》 （ 2021年11月22日   第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