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童貽剛團隊《柳葉刀》發(fā)文指出——

新冠病毒溯源將是一場“持久戰(zhàn)”

◎本報記者 張佳星

21個月！自2020年初闖入人類視野以來， “新冠病毒從哪里來”仍是未解之謎。

病毒溯源難，人盡皆知。但究竟難在哪里？是不是鉚足了勁、埋頭苦找就能有答案？

10月1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團隊、北京化工大學童貽剛團隊在國際頂刊《柳葉刀》上發(fā)文，回顧溯源歷史的同時，指出新冠病毒溯源是一場“持久戰(zhàn)”，需要時間、國際資源和合作。

“文章的初衷是想讓人們知道，溯源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問題，往往需要很長時間。”論文第一作者、北京化工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中國—世界衛(wèi)生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lián)合研究專家組動物與環(huán)境學組中方組長童貽剛對科技日報記者表示，操之過急不可取、拒絕合作更不可取。

究竟有沒有成功的溯源？

歷史上，有沒有成功的溯源？或者說，有沒有找到了源頭的病毒？

“‘成功’這個詞很難準確形容溯源的結果。”童貽剛回應，以大家熟知的艾滋病病毒為例，1981年在美國發(fā)現(xiàn)，當即就開始了溯源工作，1986年的溯源結果認為是1959年從非洲引入。

這個結果被接納了20多年，直到2008年，《自然》登載了一項來自扎伊爾首都金沙薩的直接證據(jù)，居然證明艾滋病病毒其實1908年前后就已經(jīng)在人群中傳播。

“目前認為的源頭，很可能會被新的證據(jù)推翻。”童貽剛說，這就是為什么真正搞病毒溯源工作的科學家，要時刻保持開放的思想。

開放的思想，意味著要時刻審慎地研判、接納新的證據(jù)，它是推動人類走向病毒源頭真相的基礎。

例如，同為冠狀病毒的人類冠狀病毒HKU1的時間線就一直在新證據(jù)的引領下，不斷延伸——2004年首先發(fā)現(xiàn)于香港的這一冠狀病毒，目前在人類中的病例已經(jīng)可以向前追溯到1996年的芬蘭和1995年的巴西。

不斷的新證據(jù)，將人類冠狀病毒HKU1的起源從發(fā)現(xiàn)之日向前推進了10年！新冠病毒很可能有著同樣的“人類入侵史”，需要由進一步的病毒溯源工作驗證。

在論文中，高福院士團隊引用了大量的參考文獻指示出不同病毒溯源的時間點，每篇文獻都展示了一系列強有力的證據(jù)支撐。

“新冠病毒的溯源也應該是這樣。”童貽剛說，利用以前的一些資源，比如說保存在實驗室的樣品，來挖掘，才能真正地推進，一步一步接近“成功”。

可能永遠找不到嗎？

新冠病毒的源頭可能永遠找不到嗎？

“病毒的地理起源可能不依賴于最初的病人，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永遠也找不到0號病人。”童貽剛解釋，包括艾滋病病毒、MERS病毒、HKU1病毒等在內的幾乎所有病毒的溯源研究都表明，疫情發(fā)生的“起點”不是病毒的源頭。

也就是說，如果只糾結于“起點”，將很難引領溯源進程向前推進。

“每一個推進都需要長期、廣泛的樣本積累。”童貽剛說，而這些樣本正“沉睡”在世界各地實驗室的樣本庫里。

除了在人類的樣本中找線索，動物樣本中的線索也是補上“動物到人”這一步的關鍵。

自然界中的源頭病毒，或許仍在野生動物中繁衍，人們要找到它們需要時間甚至運氣。例如，被認為是SARS起源的中華菊頭蝠所帶的WIV1病毒，在找到時也僅僅是與SARS病毒高度相似，并非一模一樣，找到后仍需要進一步驗證。

綜上，新冠病毒的源頭可能永遠找不到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于兩個方面：

一個是方向上，如果只糾結于“起點”，拒絕世界各地的線索，那么新冠病毒的源頭可能永遠找不到。

一個是時間上，如果新冠病毒溯源過于“短視”，操之過急，希望在短時間內完成任務，例如只考量序列相似度，對其他科學事實視而不見，那么病毒溯源得出的結論也難以經(jīng)受住時間的考驗。

究竟該如何追蹤病毒？

論文中指出，首先要有“持久戰(zhàn)”的充分認識。“病毒溯源工作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童貽剛說。

這并不是科學家們在“磨洋工”，而是因為確實有太多工作要做——

對大流行前有類似癥狀的患者應進行重新評估，對樣本進行重新檢測；

全球的血液和組織庫應進行回顧性血清學或基因組學研究；

疫情暴發(fā)前出現(xiàn)病毒證據(jù)的國家或地區(qū)應進行疾病流行病學調查；

對易受病毒感染的動物物種應進行全面的基因組研究……

顯而易見，這些工作不可能由單個團隊完成。因此，論文強調：開放的思想和密切的國際合作對于追蹤任何病毒的起源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