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黨派人士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特有的政治概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民政協的組成界別，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復興的各個歷史時期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無黨派人士的稱謂和實質經歷了時代的變遷，從民主革命時期的社會賢達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無黨派民主人士，再到新時期的無黨派人士，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發(fā)展變化，也印證了無黨派人士“一心跟黨走”的閃光足跡。

無黨派人士的稱謂變遷

一、 從“社會賢達”到“無黨派民主人士”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些在社會上有影響、有聲望的無黨無派知名人士，比如，郭沫若、馬寅初、李達、吳耀宗等人，被稱為社會賢達。

抗戰(zhàn)勝利后，國共雙方在《雙十協定》中提出“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共商國事……”。

1946年1月，舊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有9位人士以“社會賢達”身份出席了會議，他們是莫德惠、邵從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錢永銘、繆嘉銘、李燭塵。

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發(fā)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5日，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在發(fā)給毛澤東響應“五一”號召的致電中，為了與以往的“社會賢達”相區(qū)別，首次使用了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稱謂。這一稱謂，準確地把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又沒有加入任何黨派組織的人士，同那些以無黨無派面目出現、實際上依附于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客區(qū)分開來，反映了無黨派民主人士在重大歷史關頭對政治道路的正確選擇，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更加團結鞏固。

在籌備新政協時，中國共產黨采用了這個概念。在1949年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明確指出，無黨派民主人士是“沒有黨派組織的有黨派性的民主人士”。經中國共產黨與各方協商，1949年新政協會議專門設立了“無黨派民主人士”界別，郭沫若等12人皆為一時翹楚。

新中國成立后，“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稱謂被沿用，特指新中國成立前后沒有參加任何黨派組織但參加了人民民主運動的社會知名人士。

二、 從“無黨派民主人士”到“無黨派人士”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老一輩無黨派民主人士逐漸減少。新一代無黨無派人士無論從社會基礎還是成長經歷來看，都與以往有很大不同，于是出現了多種稱謂并存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繼續(xù)沿用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稱謂，二是無黨派人士，三是無黨派愛國人士，四是無黨派知名人士。此外，還有無黨派代表人士、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等稱謂。

多種稱謂并存，表明“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稱謂已經不能反映新時期無黨派人士群體的現狀。有鑒于此，2000年，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下發(fā)《關于加強新時期無黨派人士工作的意見》，正式規(guī)范了對無黨無派人士的稱謂，統(tǒng)一使用“無黨派人士”這個概念。2004年，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政協章程修正案，將無黨派民主人士界別改稱無黨派人士界別。2005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對無黨派人士的概念進一步作了界定，即“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和一定影響的人士，其主體是知識分子”。這為做好無黨派人士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據，為充分發(fā)揮無黨派人士作用指明了方向。

無黨派人士為中共民主聯合政權的探索和“五一口號”的突出貢獻

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三三制”政權合作的形式，建立了民主聯合政權的雛形。無黨派人士在這一探索中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一方面，“三分之二的黨外分子”主要是無黨派人士，他們廣泛分布于抗日根據地參議會與政府中，并擔任重要職務。另一方面，無黨派人士有職有權，在政權決策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如根據地的各項方針政策等重大議題提交政務會議討論前，必須報黨外副主席同意。

1941年，無黨派人士李鼎銘在陜甘寧邊區(qū)第二屆參議會議上，提出“精兵簡政”的提案。毛澤東作出高度評價，“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進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精兵簡政”的提案在參議會上順利通過，同年中共中央向全黨發(fā)出“精兵簡政”的指示。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三三制”在各解放區(qū)政權中繼續(xù)貫徹執(zhí)行，無黨派人士繼續(xù)堅定地站在中共領導的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陣營。早在1946年國民黨主持的舊政協會議中，郭沫若、李燭塵等無黨派人士就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共同為爭取和平民主而斗爭。1948年“五一口號”發(fā)布后，5月5日，郭沫若與其他11位民主人士第一時間聯名響應中共號召。6月4日，在香港的125位無黨派人士聯名發(fā)表聲明，稱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政黨”，在用“民主的方式同全國所有民主勢力的代表平等商談國家大事。”1949年1月22日，包括郭沫若、符定一等無黨派人士在內的到達解放區(qū)的55名民主人士，聯名發(fā)表了《我們對于時局的意見》，在這份歷史性的聯合宣言中，第一次主動、公開提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

周恩來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指出：“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們大家所從事的民主運動，受著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嚴重壓迫。因此，有很多民主人士，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只能單槍匹馬地和國民黨反動派作斗爭。在當時的情況下，若形成一個組織，就要經過許多手續(xù)和挫折，那是很困難的。有許多人一直是孤軍奮斗的，比如今天在座的代表中就有：一直領導著一支文化大軍的郭沫若先生，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受著嚴重壓迫的馬寅初先生、李達先生,在北平遭到拘捕的符定一先生，在上海一直奮斗的宗教界人士吳耀宗先生，等等。他們雖然都沒有組織一個政黨或者政治團體，但卻領導著很大一批民主人士，聯系著許多方面的人士在奮斗著。奮斗的結果，迫使國民黨不得不承認和允許在各黨派以外從事政治活動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參加舊政協。當然，由于當時跟國民黨協商時不得不帶有若干妥協性，所以在參加舊政協的人中也有不是為民主而奮斗的、由國民黨方面邀請的幾位‘社會賢達’。這些人后來參加了偽國民大會，參加了偽國民政府。因此，大家一聽到‘社會賢達’這個名稱就有不快之感,尤其是郭沫若先生就很痛恨這個名稱。他在香港同各民主黨派首先響應中共去年‘五一’號召的時候，就用了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稱謂。”籌備新政協時，中國共產黨經與各方協商，專門設立了“無黨派民主人士”界別。郭沫若、馬寅初、張奚若、李達、董魯安(于力)、符定一、歐陽予倩、洪深、吳有訓、王之相、丁燮林、周谷城等12人，作為“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參加了第一屆政協會議。無黨派人士張奚若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的建議，被正式寫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五一口號”雖已定格于歷史長河，但其承載的無黨派人士的精神力量卻歷久彌新、世代相傳。

無黨派人士杰出代表群英譜

一、 郭沫若（1892.11—1978.6）

翻開《毛澤東詩詞》，與毛澤東唱和較多者，除柳亞子外，就是郭沫若。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郭沫若詩詞成就的贊賞，又可印證他們之間幾十年的深情厚誼。

郭沫若生于1892年，比毛澤東大1歲。1926年3月，經瞿秋白推薦，郭沫若離開上海，來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廣東大學(中山大學)，擔任文科學長。剛到廣州，按事先約定，成仿吾陪同郭沫若一同來到林伯渠家。在這里，郭沫若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郭沫若此前已創(chuàng)作出了《女神》《星空》等詩集，見到這位久仰的詩人，毛澤東非常高興。郭沫若曾描寫過毛澤東的形象：“人字形的短發(fā)分排在兩鬢，目光謙抑而潛沉，臉皮嫩黃而細致，說話的聲音低而委婉。”

1944年是明王朝滅亡300周年，也是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勝利旋即失敗300周年，恰好又逢甲申年，郭沫若遂寫了《甲申三百年祭》。遠在陜北邊區(qū)的毛澤東讀了這篇文章后，立即給予熱情肯定。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的《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他還讓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郭沫若的文章，作為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

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郭沫若積極投身到文化抗戰(zhàn)中，為抗日民族文化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鞏固和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文化抗戰(zhàn)中的領袖人物。

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前往機場迎接毛澤東，二人相隔18年后終于再次相見。9月3日，毛澤東原定到重慶天官府郭沫若寓所看望各界人士，只因勝利大游行隊伍堵塞交通，改為在毛澤東住處紅巖村。交談中，歷史學家周谷城問毛澤東還寫詩嗎？毛澤東風趣地回答：“近來沒有那心情了。從前是白面書生，現在成了‘土匪’了。要說寫詩，應當問我們的郭老。”當時，郭沫若看到毛澤東用的是一只舊懷表，于是把自己手上的歐米茄手表摘下來送給毛澤東。毛澤東非常珍視這件禮物，直到臨終，他一直戴著這只手表。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與郭沫若閑余時仍經常在一起談詩、唱和，傳為美談。

1957年，毛澤東的18首詩詞在《詩刊》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不久，郭沫若就寫作了《試和毛主席韻》，以《念奴嬌·小湯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調歌頭·歸途》唱和毛澤東的《念奴嬌·昆侖》《浪淘沙·北戴河》《水調歌頭·游泳》。

兩人唱和最著名的要數以下兩首詞。1962年12月，適逢毛澤東70虛歲生日，郭沫若寫了一首《滿江紅·領袖頌》：“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人六億，加強團結，堅持原則。天垮下來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毛澤東讀后，心潮澎湃，在短短數日后的1963年1月9日，徹夜未眠，揮毫吟誦成一首《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郭沫若的詞，乃借祝壽表達敬仰之情；毛澤東的和詞，卻展現了縱橫天下、戰(zhàn)無不勝的政治情懷。

毛澤東和郭沫若，是中國現代詩壇上兩顆燦爛的巨星。早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們就有翰墨來往；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們時有詩詞唱和。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開始公開發(fā)表自己的一些詩詞，有時他會請郭沫若潤色。例如，1959年毛澤東作七律《到韶山》《登廬山》兩首，于9月7日寫信給胡喬木說：“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志一閱，看有什么毛病沒有？加以筆削，是為至要。”郭沫若兩次寫信，直率地談了修改意見。毛澤東在9月13日又寫信給胡喬木說：“沫若同志兩信都讀，給了我啟發(fā)。兩詩又改了一點字句，請再送郭沫若一觀，請他再予審改，以其意見告我為盼！”

1962年正值全國籌備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20周年的時候，毛澤東同意在《人民文學》5月號上發(fā)表他作于30多年前“馬背上哼成的”六首詞。《人民文學》編輯部在六首詞發(fā)表前抄送郭沫若，請他寫些注釋性的文字，以便于青年讀者們了解。郭沫若隨即寫信給毛澤東，對六首詞的字句修改和編排次序，提出了意見。4月底毛澤東復信郭沫若，肯定了郭對六首詞編排次序的意見，并說：“‘七百里驅十五日’，改得好。”

與此同時，郭沫若欣然答應《人民文學》編輯部的約稿，于5月1日寫成《喜讀毛主席〈詞六首〉》一文。他在文中說：“我對于《婁山關》這首詞作過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覺得是一天的事。……清早由遵義城動身，晚上到達婁山關，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進一步考慮，卻發(fā)現了問題。紅軍長征第一次由遵義經過婁山關，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又經過婁山關回遵義，是在當年2月。就時令來說都是冬天。為什么詞的上闋寫的卻是秋天？‘西風’‘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這怎么解，要說主席寫詞不顧時令，那是說不過去的。因此，我才進一步知道：《婁山關》所寫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闋所寫的是紅軍長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闋所寫的是遵義會議之后，繼續(xù)長征，第一次跨過婁山關。想到了這一層，全詞才好像豁然貫通了。”“我對于《婁山關》一詞作了這樣的解釋，我雖然沒有當面問過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釋究竟是否正確，但在廣州的詩歌座談會上，我很高興同志們是同意了我的見解的。”

抗戰(zhàn)勝利后，郭沫若勇敢地同蔣介石發(fā)動內戰(zhàn)的陰謀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戰(zhàn)爭。周恩來曾評價說：“在這場戰(zhàn)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鄧小平稱贊他是“繼魯迅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文化戰(zhàn)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

二、 張奚若（1889.10—1973.7）

張奚若作為中國現代政治學奠基人之一，對國民黨腐敗和蔣介石獨裁統(tǒng)治深惡痛絕，曾發(fā)表《斥蔣介石》的長文，認為其“好話說盡，壞事做完”。

1941年3月1日，張奚若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上發(fā)言，財政部官員作報告時，不承認已出現通貨膨脹。張奚若用嘲諷的語氣奚落道：“要是在陰溝里都能找到鈔票了，那才是通貨膨脹呢。”又逐條質詢財政報告。

他咄咄逼人的氣勢，讓在座的蔣介石大為光火，按了電鈴想制止他：“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奚若回應道：“你不要按鈴了，也不必著急，我的話不多。”堅持質詢完后拂袖而去。

次年，又要召開國民參政會，給張奚若寄來通知和路費，他當即回電：“無政可議，路費退回。”從此再未參加國民參政會會議。

1946年1月，國民黨召集各黨派代表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共產黨方面提名張奚若為代表，蔣介石說：“他是本黨黨員，不能由你們提。”當時，張奚若是西南聯大教授，他聽到此話后，立即在大公報上發(fā)表聲明：“近有人在外造謠，誤稱本人為國民黨員，實為對本人一大侮辱，茲特鄭重聲明，本人不屬于任何黨派。”

歷史鐫刻下張奚若任西南聯大政治學系主任的一則故事。某次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面對六七千名聽眾，張奚若義正詞嚴：“現在中國害的政治病，是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污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制的政治集團所壟斷。”“為了國家著想，也為蔣介石本人著想，蔣應該下野。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

張奚若不僅是無黨派民主斗士，更是獨具慧眼的大學問家。1935年張奚若在《國聞周報》上發(fā)表《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一文，對那時社會上頗為時髦的“全盤西化”論和“本位文化”論做了公開的批評，認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為“今日之所急需”。文章明確提出，現代化至少應在這幾個方面特別努力，一是發(fā)展自然科學，二是促進現代工業(yè)，三是提倡各種現代學術，四是思想方法科學化。張奚若先生的“四個現代化”觀點，在當時是很新穎的，即使在今天也不無啟迪意義。

1949年6月，張奚若參加了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的新政協籌備會。全國23個民主黨派、無黨派及人民團體的134名代表為協商建國獻計獻策。在討論國家稱號的時候，有的提議叫“中華人民民主國”，有的提議叫“民主主義人民國”，有的建議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就叫“中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還有的提議叫“中華聯邦民主國”等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認真地聽取了各位代表的建議，認為代表們提的都有道理，但又都沒有完全反映出新中國的含義。為了慎重從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將十幾個國號名稱交給代表們反復討論。在6月21日的會議上，張奚若經過深思熟慮后，提出了他與眾不同的建議。他提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新中國的國號，并向各位代表闡明了自己的理由。他說：“中華代表中華民族；人民代表現在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共和國代表我們的國體。”“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和“中華人民民主國”兩個名稱爭論激烈。張奚若提出：“我看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兩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復寫上‘民主’二字。”張奚若說服了眾代表，就連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聽了后都連連點頭，他們認為：既簡明扼要，又響亮有新意。國名因此確定，并將這一名稱寫進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新中國成立后，張奚若擔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部長等職務。在1953年政務院的一次會議上，參會者對北京幾個歷史建筑是存是拆爭論激烈，多名學者和教授力主拆除，理由是，有的牌坊柱子已經腐朽，如不拆掉，被大風刮倒要傷人命。

當著周恩來的面，張奚若直截了當：“說是‘三座門’等地方出了車禍，死過人，有民憤，所以要拆除，我很懷疑，北京市的車禍是不是都出在有牌樓的地方？出了車禍，應由死的牌樓負責，還是應由活的人負責？”

周恩來開玩笑說：“你不宣傳，牌樓的命運就更不長了。”張奚若“領情”道：“謝謝總理讓我這樣說話。”

1989年11月，清華大學紀念張奚若誕辰一百周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勛到會即席講話：我和張奚老都是陜西人，我到他那兒去，他總要搞點家鄉(xiāng)飯請我吃。我常對他說，奚老，你1913年就到外國去留學，尋找救中國的道路，追求真理和知識，而我那時才出生。你無論是哪方面的經驗，都比我多得多。奚老一輩子是個硬人，說話向來不知忌諱，做事更是直來直去，他的“硬棱角”，雖歷經風雨，卻不曾磨去。習仲勛同志高度評價他“襟懷坦蕩、直言不諱”“不僅是我們黨的一位摯友，更是我們黨的一位諍友。”

三、 符定一(1877.12.12—1958.5.3)

符定一是毛澤東中學時代的老師和校長，也是我國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教育家，可謂碩學鴻儒、一代名師。他比毛澤東長16歲。

“延安三個月，勝讀十年書啊！”1946年6月，應毛澤東邀請，符定一在女兒陪同下赴延安共商大策。毛澤東恭敬地把符定一父女迎到自己住的窯洞里，為老師接風洗塵，并請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作陪。第二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歡迎會。師生久別重逢，暢談于寶塔山下，漫步于延河岸邊，留影于窯洞門前。符定一多次發(fā)表演講，揭露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贊頌解放區(qū)之革命新風。他多次說過：“延安三個月，勝讀十年書啊！”1947年初，由于符定一從延安回北平后積極開展革命宣傳鼓動工作，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軍警以“煽動罪”搜查住宅，并將其逮捕入獄。毛澤東聞訊后立即電請在北平的葉劍英設法營救。

1947年初冬的一天夜里，幾個特務突然闖進符定一的家，翻箱倒柜四處搜羅“罪證”，最后將符定一及兒子帶到警察署的一個分所。符定一的女兒立即將這一消息報告北平軍調處的葉劍英。葉劍英說：不要怕，他們是怎么不了符先生的，我讓李克農想辦法。大約過了兩個多小時，一個便衣特務頭目出來對符定一說：你可以走了。

第二天，符定一余怒未消，提筆給北平市長何思源和蔣介石各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質問信。信的大意是：你為大官，我為老儒，你們派人來搜家和逮捕是什么道理？聽說是因為我到過延安，跟毛澤東有關系。毛澤東是我的學生，這不錯。徐向前是誰的學生？是蔣介石的學生，他也培養(yǎng)出共產黨的一個大官來。要鎮(zhèn)壓就先鎮(zhèn)壓“蔣委員長”。我要有罪，蔣介石就該殺。

“先武攻天津衛(wèi)，后文取北平城”。1948年10月，毛澤東命華北局派人秘密護送符定一由北平抵達西柏坡，共商國是。符定一抵達西柏坡已是晚上，周恩來親自攜燈在村口迎接，毛澤東在院中等候。三人相見分外激動，一直暢談至下半夜兩點。在送符定一到住所的路上，符定一向周恩來提出自己思考多時的主張：先武攻天津衛(wèi)，后文取北平城；這樣利國利民，而且實現的可能性很大。周恩來聽后連連點頭稱“好”，并說，再和主席商量一下。在平津戰(zhàn)役中，黨中央采納了符定一的建議，北平順利和平解放。在等候北平和談的日子里，毛澤東兩天兩夜沒合眼。當得知《和平協議》已經簽訂的消息，他興奮地對警衛(wèi)員說：“先別睡覺，咱們到李家莊看符定一先生去。”毛澤東一見到符定一便忘記了幾天的疲勞，興奮地說：“今天一方面來看你，一方面報告您一個好消息，北平和平解放了，您回北平可以放心地睡大覺了。”

1949年9月21日，符定一參加了在北平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0月1日，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了開國大典，目睹毛澤東升起了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籌建中央文史研究館，安排一批全國知名的飽學博識之士從事文史研究，并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中央決定由符定一出任館長，符定一不愿接受。毛澤東親自出面動員符定一。符定一認為，這是個閑職，無非是有文（文化）且老、貧（生活貧困）資格的人就能當了。毛澤東笑著說：“不光文、老、貧，還要才（才干）、德（德高）、望（威望），這事還需要您這樣有學問和德高望重的人擔當啊！”毛澤東的情深意切，讓符定一欣然受命。

1954年2月中華書局再版符定一編纂的36卷400余萬字的《聯綿字典》時，毛澤東題寫了書名。該字典在我國影響深廣。

四、 袁隆平（1930.9—2021.5）

新華社發(fā)布袁隆平逝世的通稿時，其中政治定位與評價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無黨派人士的杰出代表。袁隆平獲得共和國勛章的頒獎詞，高度概括了先生的一生成就：稻田的守望者。他的形象可謂“幾十年如一日”的“農民本色”——瘦小身材，背微駝，小平頭，一身過時衣，兩腿爛泥巴。但也就是他，用他的雙手，養(yǎng)活了十幾億人口。

中國農民說，吃飯靠“兩平”，一靠鄧小平（責任制），二靠袁隆平（雜交稻）。西方世界稱，雜交稻是“東方魔稻”。他的成果不僅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且也被認為是解決下個世紀世界性饑餓問題的法寶。國際上甚至把雜交稻當作中國繼四大發(fā)明之后的第五大發(fā)明，譽為“第二次綠色革命”。

滿目青山，群峰聳峙。無黨派人士中，有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的張奚若，有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的徐悲鴻，有五星紅旗的設計者曾聯松，有“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還有“桃李三千圃，碩果滿神州”的吳有訓先生，他是“科學家的科學家”，培養(yǎng)了錢三強、錢偉長、鄧稼先、楊振寧、李政道等一大批棟梁之材；他是高山仰止的學者，用天賦和勤勞推動了中國近代科學的發(fā)展，被稱為中國物理學研究的“開山祖師”。

一心一意跟黨走，初心如磐向未來

正如1949年6月19日周恩來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閉幕式上所說：“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國革命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發(fā)展形成的。他們在形式上沒有結成黨派，但實質上是有黨派性的。”

鄧小平指出：“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對象，清楚得很，顧名思義，是把一切能夠聯合的都聯合起來，范圍以寬為宜，寬有利，不是窄有利。”正確認識無黨派人士的黨派性，有助于我們深刻領會無黨派人士一心跟黨走的深刻內涵，有助于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國特色新型政黨制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重要思想，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最鮮明的特征，堅持黨的領導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政黨制度，無黨派人士是政治協商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參加政黨協商等，為新時代統(tǒng)一戰(zhàn)線事業(yè)發(fā)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無黨派，有情懷。一心一意跟黨走，初心如磐向未來！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無黨派人士、新的社會階層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