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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的三重精神底色
2020年是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也是王元化先生百年誕辰,學界素有“北錢南王”之稱,王水照《錢鍾書的學術人生》與吳琦幸《王元化傳》適時出版,亦為一時雅事。兩書均為后輩追懷先師,王為錢先生私淑弟子,吳為王先生入室弟子,早前曾出版《王元化談話錄》《王元化晚年談話錄》等,已為傳記撰寫做了前期準備。去年推出40余萬字《王元化傳》,全景展現(xiàn)王元化的人生軌跡、人格特質、治學風格、處世心態(tài),聚焦于作為文藝理論家與思想家的王先生求索、反思、否定、超越的艱難心路歷程,特別是披露一些獨家材料,又以史家的謹嚴考訂過往的以訛傳訛,相比此前出版過的《王元化畫傳》《王元化別傳》等,該書呈現(xiàn)出后出轉精,更為全面、客觀、公正的特點。
讀罷《王元化傳》,掩書而嘆,臨風遙想。王先生學問既廣且深,自非后學能登堂奧,探細微,現(xiàn)僅就王先生的精神底色略陳己見。所謂底色,特指個體從出生到青少年時期,由本我到自我、超我過渡的精神烙印。而貫穿王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決定其由左翼青年升華為深邃思想家的獨特人生軌跡的,可以溯源到童年時期的三重底色:楚人血統(tǒng)、教會家庭、清園情結。
楚人血統(tǒng)
傳承屈原的孤往精神
王元化先生祖籍湖北江陵,出生在武昌,晚年王元化多次說到血管里繼承了楚人傳統(tǒng):脾氣暴烈、性格倔強。他常講:“我是湖北人,性格中有楚蠻之氣。王先生曾隨汪公嚴習《離騷》,又以《文心雕龍》研究名聞學界。劉勰曾列出后世學屈騷的四類人:“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在魯迅看來:“皆著意外形,不涉內質,孤偉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函深哀焉。”王拈出魯迅評價,引為同道,意在批判俗世僅將文學視為炫才耀技、吟風弄月之具,不能、不敢學屈子精神實質。嚴格地說,屈、宋固然分道揚鑣,漢代賈誼卻有屈子風神,后世追摹屈子者也代不乏人。王先生亦曾以屈原譽顧準“靈均將逝,腦海波起……茫洋在前,顧忌皆去”,他本人又何嘗不是傳承屈子精神的代表?也許是“日用而不知”,即前所言集體無意識,現(xiàn)略為申說——
王先生一輩子惡紫奪朱、惡鄭聲亂雅樂與屈原喜善鳥香草、惡怨禽臭物一脈相承。他一生愛雅如命、嫉俗如仇,他心儀十九世紀文學,自稱十九世紀之子,尤其服膺于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書中主人公熱情豪放、倔強不屈,不向命運低頭、不向惡劣環(huán)境妥協(xié),分明就是屈子的異國知音。文學應指明向上一路,引人思考,展現(xiàn)崇高的精神力量,這是王一生秉持的理念。他對于張愛玲與錢鍾書小說的批評正立足于此。晚年王先生更是對古老文明的衰落與人文精神的式微憂心忡忡。他并非反對大眾文化本身,卻擔憂其藝術品位與精神向度:“藝術不能在古與今、中與外、新與舊之間作出高下之分,而只有崇高與渺小、優(yōu)美與卑陋、雋永與平庸的區(qū)別”,“一個以時尚為主導的社會文化中,是沒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
楚人血統(tǒng)還賦予王先生孤往精神。孤往精神,是大儒熊十力揭示的治學門徑。魯迅有詩:“一枝清采妥湘靈,九畹貞風慰獨醒”,蕭艾遍地,標準混亂,眾口囂囂,醒者彷徨無依。但真正的學術研究,須高視闊步,勇敢地走窄門,依自不依他,遵從內心指引,不以多數人的評判與裁斷為意。王先生晚年主編《學術集林》,本可拉山頭,搞派系,但他不屑于此;90年代他的“中道”和反思,也引來一些議論,被外人誤解為“轉向”、被劃入國學派、保守主義等等。對此他感到氣憤,鄭重聲明:“現(xiàn)在學術界也有拉幫結派之風,但我不參加互助組,也不參加合作社,準備單干到底。”
教會家庭
反思理性的局限性
王元化出生的家庭深受西方教會教育影響:父親王芳荃少時家貧,得教會資助,為上海圣約翰大學首屆畢業(yè)生,后赴美留學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母親桂月華曾在上海圣瑪麗學校就讀,外祖父則為一名傳教士,曾為沙市圣公會第一任會長。王元化出生即受洗,成長于基督教及中國士大夫傳統(tǒng)教育的家族氛圍之中,雖然王元化從少年時代受到左翼思潮影響,參加革命之后,就拋棄了基督教信仰,但其人格、學術、思想難免受其影響。
吳琦幸曾問王先生從基督教家庭到入黨是不是信仰的根本轉變,王元化作了肯定的回答,隨后又說:“但基督教給我的影響是很大的。至少給了我們的好處是人應該謙虛,人不可以和神一樣……”
青紫榮身肥家,為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兒,錢鍾書與王元化都曾位列高官,兩人雖無意為官而命運陰差陽錯。錢冷眼觀世,埋首書齋,不以俗務為念,刻意保持文化遺民身份,他不需世俗榮譽的加冕,故而只掛名不問事,屆滿身退,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王先生肝腸似火,以救國救民為念,但權力一旦出界,政統(tǒng)凌駕道統(tǒng),也寧可棄高位,只以聚徒講學為樂,這未嘗不是基督教“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的反映。
私意以為,王先生的三次反思也與基督教家庭背景有關。王晚年著述,偏愛用“思”與“反思”二詞。誠如林同奇所言,反思對于他而言,不僅是一種思考方式,還是一種生活的方式。這種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因為反思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曾經自以為是的自己。王先生可能借鑒了古代為己之學的精神傳統(tǒng),他反思的心理基石更可能源自他一再引用的莎士比亞:“上帝創(chuàng)人,為何要他先有了缺點,才成為人”,因為人不完美,對外既不必有偶像崇拜,對內則要不斷反思、修補與完善自身。他后來一直為當年違心地寫過批判胡風的文章而不安,這與晚年托爾斯泰的懺悔極為相似,而他同時代的學人,有的人選擇拒不反思,把問題推到外因上,或是三緘其口,仿佛什么不曾發(fā)生過。
外界通常以為,王的第三次反思主要集中在意圖倫理、功利主義、激進情緒、庸俗進化論四大目標上。垂暮之年王先生明言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并非四大目標,而是尚未完成的有關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在他看來,人有局限,不是萬能的,對于認識世界不能過于自信,須懷有一種敬畏之心和懷疑之心。他早年受到黑格爾思想影響甚巨,堅信人的理性可以達到全知全能。人們按照理性的指引,可以打碎舊世界,建立一個理想的新世界。而二十世紀的人類和中國的悲劇,在在說明理性同樣造成了諸多罪惡。他于是忍受著刮骨療毒般的痛苦,清理黑格爾思想中絕對主義和獨斷論。
清園情結
大學問背后有深邃關懷
幼時成長的清園,構成了王元化一生的第三重精神底色。吳著詳細考訂了王父王芳荃及清華諸賢的具體居住地的說法。晚年王先生對清園有一種特殊的眷戀,足以證明清園在王先生精神坐標中的重要地位。許紀霖說,“和王先生精神源頭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梁啟超、王國維和陳寅恪”,王并非清華弟子而是清華子弟,他認同清華,不是校友對母校的崇拜,而在耳濡目染的純正學統(tǒng),那是經由王國維所實踐又由陳寅恪所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氏為王國維紀念碑所寫碑文,1990年代王先生常常反復吟誦,并在演講中奮力鼓吹,文章中反復引用,可見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清華精神。他努力捍衛(wèi)這種精神,他所擔擾的,也恰是清華諸賢所開創(chuàng)的學統(tǒng)被有意或無意地毀棄。章太炎論清學衰敗時指出,“其故實乃學者心術已不正,專門以刺探貴人意志為應對之資,風氣敗壞,學術自亦凋零”,可謂一語中的。民國最重要的文明成果之一,即在于,隨著現(xiàn)代學術獨立潮流與客觀主義原則的建立,人文社會科學逐漸擺脫非學術因素干擾,成為獨立自主的學問,向著專業(yè)化、學院化與獨立化方面良性發(fā)展。陳寅恪晚年所堅持的,王元化通過對陳的闡揚所倡導并踐行的,也在于此。
一些學者沒能深入歷史現(xiàn)場與王先生的心理世界,斷言“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是正確的廢話,顯然低估了王的格局、眼界與胸襟。王晚年最憂慮的、談得最多的問題之一是思想與學術的分離。八十年代各路人馬放言義理,高談闊論,“尊德性”壓倒“道問學”,其弊在空疏,甚至游談無根;九十年代形勢丕變,“道問學”壓倒“尊德性”,以考據代義理,以文獻主義掩飾思想的貧乏,將學問變成工匠般的雕蟲小技。睹此二十年的巨大搖擺,王先生將目光返歸清園,他推崇陳氏,“陳寅恪我是真佩服,不要以為他是一個冬烘先生,這個人很有歷史眼光的”,一般人以為陳氏只是一個考據家,史料占有豐富,繁瑣冗長,不成體系,王先生認為陳氏的獨家本領在于,于錯綜的歷史現(xiàn)象中,探索主要環(huán)節(jié),掌握史事演變,于小事見大局。這種尺幅千里的功夫,實為其史學的最高境界,其大學問背后有穿破時代的深邃關懷,堪稱“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之典范。
對于王先生豐富的一生,用三個向度概括,難免有簡單化與標簽化之嫌,掛一而漏萬,不足以理解其廣闊的交游與思想的脈落。好在吳著立體地展現(xiàn)了王由革命者、文藝理論家、到上海精神領袖的人生軌跡,讀者自可涵泳與體味中尋找答案。
編輯:陳姝延
關鍵詞:精神底色 王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