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長春市寬城區(qū)一心街社區(qū)新修建的涼亭成了“百姓說事點”，方便居民休閑、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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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舒蘭市興安村“百姓說事點”，張云龍（左二）在調解鄰里矛盾。

于 婷攝

引子

小到家長里短、鄰里矛盾，大到房屋拆遷、土地糾紛，在吉林省城鄉(xiāng)基層，與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各類問題，如今都能到“百姓說事點”講個理兒。作為吉林省學習推廣、堅持發(fā)展“楓橋經驗”的重要機制，“百姓說事點”將社會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鄉(xiāng)鎮(zhèn)，矛盾不上交”。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今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來到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了解群眾矛盾糾紛一站式接收、一攬子調處、全鏈條解決模式運行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基層是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基礎。要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把黨員、干部下訪和群眾上訪結合起來，把群眾矛盾糾紛調處化解工作規(guī)范起來，讓老百姓遇到問題能有地方“找個說法”，切實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tài)、化解在基層。

2010年底，吉林省舒蘭市基層司法所在農村村屯小賣店等群眾常聚集的地方，創(chuàng)建“百姓說事點”，加強基層矛盾排查化解。隨后，吉林省在全省城鄉(xiāng)推廣“百姓說事點”。

10年來，吉林省“百姓說事點”已達1.7萬多個，基本實現全省村居全覆蓋，累計收集各類民生信息50余萬條，調處各類糾紛40余萬件。

掛牌說事

小賣店掛起“百姓說事點”牌子，就地排查化解矛盾糾紛

一到農閑時節(jié)，舒蘭市朝陽鎮(zhèn)興安村張云龍家的小賣店就會聚起一些村民，沿窗小窄炕上也坐著嘮嗑的鄉(xiāng)鄰。小賣店是村里的“百姓說事點”，作為調解員，張云龍習慣了在大伙兒的閑話中發(fā)現和化解矛盾糾紛。    

“俺們前院的張金才和徐忠因為兩棵樹正鬧呢，要是動起手來，徐忠怕是要吃虧。”一天上午，村民王輝在屋里跟大伙兒說起樁事來。

“這回是云龍家親戚，看他咋辦。”原來，鬧矛盾的一方張金才是張云龍的姐夫。張云龍心里明白，大伙兒看著他呢。

張云龍立即趕到現場。張金才和徐忠兩家緊挨著，在木杖子圈定的院外，偏向徐忠家一側，立著引起爭執(zhí)的兩棵楊樹。

“你說這兩棵樹是你早先種的，誰瞅見了？”張金才正質問徐忠。

“姐夫，這兩棵樹，樹皮溜光發(fā)白，粗細、品種、樹齡，和徐忠家其他樹一樣，跟你家的可差遠了。人家說的，沒錯。”經過仔細查看，張云龍勸解道。一番道理講下來，張金才服氣了。

在吉林城鄉(xiāng)，像張云龍的小賣店一樣，各村居群眾經常聚集的地方，建立了“百姓說事點”，活躍著一支像張云龍這樣的調解員隊伍，就地化解矛盾糾紛。

“百姓說事點”的推行，得從10年前說起。

2010年底，舒蘭市各鄉(xiāng)鎮(zhèn)司法所走村入戶開展基層矛盾排查。朝陽鎮(zhèn)司法所所長王芳抽出時間走村入戶，最遠的村屯距鎮(zhèn)上30公里，一個來回就得小半天，“到了還常找不到人，問不出事”。

“俺們以前有矛盾或其他為難的事，就找村干部，但總不能老找人家不是？有的屯子離村部遠，找起來也不方便。”興安村村民隋桂云說。

舒蘭市地處長白山區(qū)向松遼平原過渡地帶，人口60多萬，鄉(xiāng)村人口占比超七成。鄉(xiāng)村，自然是舒蘭基層治理的主陣地。

“主要是鄰里不和、土地和贍養(yǎng)糾紛……”王芳清楚，農村這些事兒，處置不及時很容易激化。

細心的王芳注意到，村里人沒事都喜歡聚到小賣店。“能不能在小賣店掛牌‘百姓說事點’，把店主發(fā)展成信息員？”王芳向市司法局領導建議，“他們對村里大事小情知根知底，在村民嘮嗑中就能收集矛盾線索。”

成不成，先試試，“百姓說事點”在朝陽鎮(zhèn)8個小賣店開張，張云龍家即是其中之一。

“沒想到，在富民村，我們正給說事點掛牌呢，村民就上門了。”王芳回憶道。

“承諾年底通自來水，都開春了咋還不通？”村民們你一言我一語。王芳細打聽后得知，村里的自來水工程，由市水利局負責打井和投入設備，農電部門負責電力安裝，前一年冬天已經完工。有的村民早早把自家水井堵上了。不承想，水房和變壓器之間需要安裝兩根電線桿，當初做投資預算時給疏漏了。

“這是給‘百姓說事點’樹立威信的好機會。”王芳馬上協(xié)調鎮(zhèn)政府出面，找到水利和農電兩個部門商量解決。3天后，汩汩清水通進了富民村。

“以后有啥事，就在這里說。”富民村村民對“百姓說事點”刮目相看。

如今，朝陽鎮(zhèn)上的“百姓說事點”已增加到27個。“朝陽鎮(zhèn)這些年‘民轉刑’案件少，‘百姓說事點’功不可沒。”鎮(zhèn)黨委書記滕慧陽說。

講情說法

“講清了法，說通了情，矛盾也就去了根兒”

“要不是三叔，俺兩家準保要結梁子。”說起不久前與同村村民李淑任的爭吵，舒蘭市亮甲山鄉(xiāng)致富村村民王小龍語帶感激。

“三叔”名叫郭勝祥，今年65歲，是村里“百姓說事點”的調解員。

那天在村頭，郭勝祥聽說王小龍和李淑任吵起來了，趕過去一看，只見王小龍拄把鐵鍬站在自家柴火垛邊，不讓李淑任家的汽車過去。原來，王小龍家收回來的苞米稈堆到了村道上，過車只能往地里開。

“小龍，你個大老爺們，拿個鐵鍬想咋地？”

面對郭勝祥的質問，王小龍也不客氣：“她車軋俺們地頭了。”

“你柴火垛在那兒不留道，讓人家咋過？我要沒記錯，那地頭以前就是道，讓你翻種了。”說完王小龍，郭勝祥轉頭再說李淑任：“你罵人也不對。既然你倆都管我叫三叔，就聽我一句勸，別動粗，傷人不僅要賠錢，更會犯法。”

“先軋地頭過車，待農閑時節(jié)再仔細查臺賬，看看這地頭究竟有沒有道。有道，小龍啥話也別說了；沒道，咱想辦法整出道過車。”郭勝祥拍板。

當這么多年調解員，郭勝祥心里清楚，小矛盾當場不處理，積怨之下，搞不好會成大麻煩。

這幾年春節(jié)，郭勝祥總會在自家院里舉辦聯(lián)歡會，把大伙請來熱鬧一番，為的就是解開大伙的“小疙瘩”，把平日里積攢的小矛盾“抹糊平”。聯(lián)歡前，郭勝祥總不忘給大伙講一節(jié)法律課。

“咱家里小賣店成為‘百姓說事點’之前，我就愛在村里管個小事兒，主持個公道。”郭勝祥說，“現如今把管小事當成了正經工作。”

2011年，郭勝祥經村里推薦、司法所遴選，成為村里“百姓說事點”的信息員。去年，說事點建成了調解室，郭勝祥也正式成為調解員。

“‘百姓說事點’越來越完善，已經從單純的信息收集升級為民事調解，部分信息員變成了調解員。”舒蘭市司法局人民參與和促進法治科科長王臣說。

“我這調解員，是幾任司法所所長手把手教出來的。”郭勝祥說，自己就念過3年書，一開始字都寫不全，現在“自個兒就能把調解案子寫出來”。

盡管郭勝祥這樣說，但“80后”大學畢業(yè)生、亮甲山鄉(xiāng)司法所所長許斌卻覺得，郭勝祥不是自己的“學生”，而是配合默契的“搭檔”。

許斌說，剛參加工作那會兒，面對村里糾紛，自己講法說理，卻難解村民心里的疙瘩。村里人大多沾親帶故，不少事情背后的人情世故，讓許斌摸不著頭腦。

漸漸地，許斌悟出，村里事兒，很多時候得由村里的能人用村民的處事辦法解決。“郭叔會從情理上調解，我能提供法律指導。我們這對搭檔處理起村里矛盾，可謂有情有法。”許斌笑言，“借著情來說法，講清了法，說通了情，矛盾也就去了根兒。”

今年春耕，村民求士偉承包了宮寶昌家3坰地。求士偉兩口子種完地，總感覺不夠3坰。

“咱種了一輩子地，知道施肥播種的量都跟著地塊大小配合著哩。”求士偉兩口子找來尺子，一點點丈量起來，最后一算差了3畝。

兩家本來要好，這事一出，求士偉怕傷了和氣，先找到郭勝祥。

郭勝祥去問宮寶昌。“我家就是3坰地，差不了！”答復斬釘截鐵。

“3坰地那么大，是不是差3畝，咱還真判不了。”郭勝祥聯(lián)系許斌。

“你們雙方是否都同意調解？”許斌讓郭勝祥把宮、求兩家找在一起，按照規(guī)定程序進行詢問。得到肯定答復后，許斌說，那就請鎮(zhèn)上的經管站來測量土地。

現場測完，果然差3畝，宮寶昌有點蒙。“家里妥妥的3坰地，咋就少了呢？”一陣琢磨過后，恍然大悟對郭勝祥說，“我家后院那3畝給算進去了！”

“行，宮寶昌也不是故意的。這事你們兩家誰也別隔閡了，關系還得像以前一樣好好處著。”郭勝祥勸道。

許斌見雙方釋然，便說：“宮寶昌退給求士偉3畝地的承包費，這事就解決了。不行的話，也可以按法律程序解除承包關系。”

最終，宮寶昌爽快地退了1500元承包費。

吉林省司法廳廳長張毅表示，“百姓說事點”廣覆蓋，調動了群眾自治的積極性，促進打通基層矛盾化解排查的“最后一公里”，自治、法治、德治在基層治理中融為一體。

合力成事

多方聯(lián)動，提升矛盾化解能力

郭佳貴怕岳父岳母對他動手，報了警。接到報警，舒蘭市小城鎮(zhèn)派出所民警立刻聯(lián)系鎮(zhèn)司法所所長王靜華，一同前往慶嶺村慶發(fā)屯。

警車開到村里，王靜華現場一看，雙方情緒激動。耐心聽完雙方講述，王靜華了解到，郭佳貴岳父準備做手術，小兩口因手術費2萬元錢起了爭執(zhí)，引起岳父岳母不滿。

第一次調解先穩(wěn)住了雙方情緒。返程路上，王靜華叮囑村里“百姓說事點”的調解員侯英川，晚上趕緊聯(lián)系郭佳貴進一步了解情況。

“老百姓遇到糾紛，有時候一急眼就報了警。”王靜華說，有事找“百姓說事點”的意識也需要一個培養(yǎng)過程。

“不大點事兒真給定個案，對個人影響不好，也不利于雙方和解。”初到鎮(zhèn)上工作時，王靜華便跟派出所商量，不涉及罰款、治安處罰的小糾紛報案，轉交給司法所和“百姓說事點”處理。就這樣，這起報警案件，讓王靜華攬到了說事點來調解。王靜華帶著侯英川5次上門調解，終于讓這兩個家庭關系回歸正軌。

司法所長、“百姓說事點”調解員隨民警出警，在鎮(zhèn)上早不是新鮮事。去年，小城鎮(zhèn)司法所和“百姓說事點”共同調解案件100多件，其中派出所轉來的報案線索60多件。

2016年以來，吉林省在“百姓說事點”著力健全聯(lián)動工作機制：依托鎮(zhèn)村黨組織領導，說事點調解員（信息員）、司法所、綜治辦、公安派出所、基層法庭及各部門相互銜接配合，提升矛盾化解能力，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屯、大事不出鄉(xiāng)鎮(zhèn)。

“外來務工人員多、下崗職工多、老舊小區(qū)多，帶來基層矛盾多、社區(qū)治理難題多。”長春市寬城區(qū)凱旋街道一心街社區(qū)黨委書記王蕾介紹，社區(qū)2011年就開始著手建設“百姓說事點”。

從鄉(xiāng)鎮(zhèn)村屯到城市社區(qū)，“百姓說事點”進城會不會水土不服？

7名社區(qū)居委會成員任網格長，66名小區(qū)樓長為“百姓說事點”信息員，300名志愿者成了單元長……一心街社區(qū)把“百姓說事點”嵌入了社區(qū)的管理節(jié)點，“借助說事點建設，社區(qū)把網格織得更加細密。”

“農村有鄉(xiāng)賢，城市有‘五老’（老干部、老戰(zhàn)士、老專家、老教師和老模范）。我們主要從‘五老’中選擇‘百姓說事點’的主事人。”王蕾說，社區(qū)以黨建引領把大家組織動員起來。

78歲的社區(qū)居民胡殿才是一名退休教師，也是社區(qū)“百姓說事點”的信息員。去年9月，這名老黨員接到小區(qū)5號樓居民反映下水井堵塞，他第一時間帶領志愿者上門勘查。發(fā)現5號樓的下水管網嚴重老化，他迅速把情況上報了社區(qū)和街道。

很快，小區(qū)的污水處理問題被列入寬城區(qū)民生問題清單。住建等部門前來調查，啟用應急資金，對樓宇的管網和下水井實施徹底維修。

近3年，一心街社區(qū)居委會協(xié)同“百姓說事點”，處理舊城改造拆違等問題125個，解決老舊樓房下水堵塞63處。

“為協(xié)調推進矛盾化解，寬城區(qū)將全區(qū)465個‘百姓說事點’與區(qū)城市綜合管理服務中心相銜接，建立起矛盾線索分流、督辦、反饋機制。”寬城區(qū)司法局副局長趙宏介紹，區(qū)司法局還將“百姓說事點”收集的社情民意，每周編發(fā)信息專報，報送區(qū)政府。

如今，吉林省基層黨員干部或司法所工作人員到“百姓說事點”工作已成常態(tài)。“百姓說事點”形成了定期議事的工作制度，對收集的矛盾線索當場不能解決答復的，司法所及時上報鎮(zhèn)街，由其責成、協(xié)調相關部門研究解決，明確辦結時限，由司法所負責定期向提出問題的單位或個人反饋。“百姓說事點”收集的社情民意，成為政府服務改善民生和推進社會治理的重要參考。

規(guī)范提升

健全制度機制，創(chuàng)新“說事”方式

張云龍家的油漆柵欄黑得發(fā)亮，把干凈的小院圍起。屋內，東頭是貨架和柜臺，西頭一間新裝修的小屋是張云龍的調解室，電腦、電視、打印機、材料柜一應俱全。

“院墻鐵柵欄等，是鎮(zhèn)政府給配的。調解室是司法局給裝修的，也配了設備。”因為家里小賣店成了“百姓說事點”，張云龍得到不少支持。

自2012年起，舒蘭市每年投入“百姓說事點”信息和辦案補貼費用近15萬元，去年又投入75萬元實施了“百姓說事點”的規(guī)范化和標準化建設。

“說事點建得好了，說事也更規(guī)范了。”從設點開始，舒蘭市每年組織兩期“百姓說事點”信息員集中培訓，聽經驗分享、律師專題講座、疑難案例解析，張云龍“感覺自己沒少長見識”。

張云龍家墻上，掛著“百姓說事點”“云龍調解工作室”“法官說法工作點”3塊牌子，每塊牌子都見證著“百姓說事點”的成長。

最初的“百姓說事點”，除了有“一員（信息員）”外，一般還有“一牌”，即掛有一塊招牌，公開聯(lián)系電話；“一板”，即設置一塊工作提示板，解答百姓提出的疑問；“一本”，即放置一本百姓說事記事本，把百姓反映的問題記錄下來；“一角”，即建立一個法律圖書角，便于百姓隨時學習一些法律知識。

現在的“百姓說事點”，除了配置一些娛樂活動設施吸引村民，還有了標準化調解室。

近年來，吉林省司法廳強化基礎保障，進一步加強“百姓說事點”標準化、規(guī)范化建設，明確工作流程，實現全省說事點標識牌、記錄本、工作流程“三統(tǒng)一”，形成了基層司法所所長定期到點上“問事”、群眾隨時隨地“說事”、信息員和調解員隨時“調事”、鄉(xiāng)鎮(zhèn)整合力量協(xié)調“辦事”、司法局考核事后“查事”的“五步法”等系列制度。

去年，“百姓說事點”提檔升級加速，從優(yōu)選擇220個點，擴展兼容個人調解室功能。調解室通過網絡就能連通上級司法部門，連線專業(yè)律師。

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也與省司法廳聯(lián)合發(fā)文，決定在“百姓說事點”設立“法官說法工作點”，每月固定1至2天作為“法官說法日”，指派法官入點工作。

制度機制的日益健全，推動著“說事”方式不斷創(chuàng)新。

蛟河市司法局創(chuàng)新推行“六六議事堂”制度，在村委會設立“議事堂”，將每月逢“六”定為“百姓議事接待日”。“議事堂”被打造成“百姓說事點”的指揮部和協(xié)調處理中心。說事點將矛盾信息提前匯集，“議事堂”上，鄉(xiāng)鎮(zhèn)領導、村干部、法官、法律工作者等和當地群眾一起協(xié)商，合力化解矛盾糾紛。

遼源市變“坐等”說事為“主動”下訪。遼源市東遼縣司法局副局長王安東介紹，東遼縣把業(yè)務用車裝備成“流動調解車”，建立起流動“百姓說事點”，深入田間、地頭、街面，做到招手即停，就地化解矛盾糾紛。

說事點還從線下走到了線上。延吉市建成覆蓋市、鎮(zhèn)街、村居的三級人民調解微信群，將全市225個“百姓說事點”納入其中，通過網上“百姓說事點”了解社情民意、普及法律知識、遠程調解糾紛。

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區(qū)黨委書記王淑清成立了“淑清大姐”工作室。“網上，是升級了的‘百姓說事點’，簡單說事向下延伸，疑難調解向上反饋。”王淑清說。

“如今，‘百姓說事點’成了基層社情民意收集點、矛盾糾紛化解點、公共法律服務點、致富信息宣傳點和干群關系聯(lián)系點。”張毅表示，將進一步加大“百姓說事點”的建設和保障力度。

為激發(fā)信息員和調解員的工作積極性，吉林省出臺了“以案定補”措施，每調解成功一個案件，政府補貼30至50元。“這讓大伙兒的干勁更足了。”張云龍說。

《 人民日報 》（ 2020年08月14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