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詞、曲作家的相識

1931年9月18日，東北淪陷，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七七事變后，僅半年時間，整合華北、華東，在日軍鐵蹄蹂躪之下，1938年，一批文化界人士會聚武漢，一大批救亡歌曲涌現(xiàn)于波濤滾滾的長江兩岸，“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敵人的鐵蹄，已越過了長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親善睦鄰’和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國家更忘掉了我們……”一位22的青年，用悲憤的詞句警醒全國同胞，不要忘記已經(jīng)淪陷多年的國土，這首歌名叫《五月的鮮花》，它的詞作者正是日后寫出《黃河大合唱》詩篇的光未然。

光未然是張光年的筆名，1925年，十三歲的光未然在湖北老家，隨進步青年參加革命，十五歲成為中共正式黨員，二十歲時，進入武昌中華大學中文系學習，創(chuàng)辦學生劇團，組織抗日救亡演劇活動，撰寫救亡文章。1936年，為躲避國民黨憲兵的追捕，光未然轉移到上海開展工作。在上海一次群眾集會上，光未然第一次遇見了冼星海，當時，冼星海正在組織群眾學唱《五月的鮮花》。

1937年，冼星海三十二歲，比光未然大八歲，這位出身貧寒，僅靠者母親幫傭養(yǎng)大的男孩，從小對音樂有著異稟天賦，一步步實現(xiàn)了音樂的夢想，來到了當時世界上著名的巴黎音樂學院作曲班。1935年年底，冼星海結束了在法國五年的求學生涯回到了上海，這位頭頂著巴黎音樂學院學生光環(huán)的音樂家，在上海這個十里洋場，沒有忘記自己過往的人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掙扎在饑餓與顛沛流亡中，他敏感地體察著勞苦大眾的呻吟，從而選擇了他的藝術創(chuàng)作之路——探索和創(chuàng)造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大眾音樂，“槍口對外，齊步前進……維護中華民族，永做自由人！”1935年，回國不久的冼星海就和詩人塞克合作，創(chuàng)作了這首《救國軍歌》，一年后，“西安事變”爆發(fā)，這首歌唱出了示威游行群眾的心聲。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后，冼星海參加了“上海話劇界救亡協(xié)會”，他們從上海出發(fā)，前往武漢，沿途隨時為群眾教唱救亡歌曲，回國兩年又和母親分開的冼星海寫了一封信：“我是一個音樂工作者，我愿意擔起音樂在抗戰(zhàn)中偉大的任務，希望把洪亮的歌聲震動那被壓迫的民族，慰藉那負傷的英勇戰(zhàn)士，團結起那一刻苦難的人們。”

抵達武漢后的冼星海很快和光未然重逢，他們共同在國共合作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共事，這里實際上已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宣傳抗戰(zhàn)救亡的文化中心。在救亡運動中成為骨干的冼星海被邀請擔任音樂科科長，他說：“我們要利用救亡音樂像一件銳利的武器一樣，在斗爭中完成民族解放的偉大任務。”冼星海所到的地方，救亡歌聲就到了，而且唱得比什么地方都響。1939年，冼星海和光未然在延安再度相會，碰撞出一部曠世經(jīng)典。

奔赴，涌現(xiàn)出靈感

1935年，二十二歲的光未然在武漢組織了宣傳抗日救亡的“拓荒劇團”，“武漢會戰(zhàn)”爆發(fā)后，他們被派往各大戰(zhàn)區(qū)到前線慰勞戰(zhàn)士，到敵后宣傳抗戰(zhàn)，這群平均年齡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組成了”抗敵演劇三隊“，日后，正是和這支年輕隊伍一道，轉戰(zhàn)抗日烽火的前線、敵后，兩渡黃河的經(jīng)歷，激發(fā)光未然寫出了《黃河大合唱》詩篇。

1938年9月，“演劇三隊“離開武漢，途徑西安，輾轉前往山西的第二戰(zhàn)區(qū)，1938年的冬天，光未然率領”演劇三隊“來到山陜交界處黃河岸邊的古渡口圪針灘，演劇隊準備從這里東渡黃河，黃河對岸正是抗日烽火燃燒的第二戰(zhàn)區(qū)。”演劇三隊“隊員，后來擔任《黃河大合唱》首演時指揮的鄔析零，日后撰文，記錄了當年這次東渡黃河的驚險場面：”40 來個打著赤膊，膚色棕黃發(fā)亮的青壯年，撲通撲通跳進水里，把渡船推向河水深處，船頭高處立著一位60來歲的白胡子老人，十來分鐘后，渡船已行近大河中央的危險地帶，浪花洶涌地撲進船來，那位白胡子老人直起了脖子，喊出一陣悠長而高亢！嘹亮得像警報似的聲音……”

當過了危險地區(qū)后，水面漸漸平坦，水勢慢慢舒緩，號子聲音平息，這時候，”演劇三隊“的隊員們終于清晰地望到了東岸灘地，才終于感受到了戰(zhàn)勝巨險之后的安適寧靜。登上小船。登上小船窩岸灘，迎接三隊的卡車還未來到，他們便在波濤滾滾的黃河邊，談論著流傳的抗日救亡歌曲，交談著歌曲創(chuàng)作的體裁形式。

就在他們東渡黃河渡口，上游大約三公里處，虎口瀑布正在奔騰。

延安，中國西北一座偏僻的小城，曾經(jīng)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抗戰(zhàn)期間，這里也是由紅軍和抗日游擊力量改編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總指揮部。“1938年，中國共產(chǎn)黨為培養(yǎng)抗戰(zhàn)文藝干部和文藝工作者，創(chuàng)辦了一所綜合性文學藝術學校——魯迅藝術文學院，這年冬天，冼星海攜新婚妻子錢韻玲來到延安，就任魯藝音樂系主任一職。距離延安以東，大約一百公里左右的黃河對岸，光未然率領”演劇三隊“轉戰(zhàn)陜西二戰(zhàn)區(qū)，沿途目睹我軍戰(zhàn)士在黃河以東、以北，在萬山叢中，在青紗帳里，過大江大河，四面八方正卷起保衛(wèi)家國、保衛(wèi)黃河的巨浪。

重逢，碰撞出經(jīng)典

在一次行軍中，光未然墜馬折臂，就近送延安醫(yī)治。光未然與冼星海再次重逢了，他們準備再度合作。詩人胸中已經(jīng)激蕩著黃河奔騰的浪濤，僅僅五天時間，長達四百多行的《黃河大合唱》恢弘巨篇歌詞，從光未然筆尖流淌問世，這首歌詞長詩原名《黃河吟》，八個樂章共同描繪了一章壯闊的畫面。一天夜晚，在月光映照下，窯洞里，冼星海與三隊隊員共同聆聽了這首歌詞的朗誦，正是在這次朗誦會上，詩人和作曲家碰撞出創(chuàng)作的火花。當聽完最后一句，“向著全世界勞動的人民發(fā)出戰(zhàn)斗的警號“，全窯洞一片安靜。

冼星海拿走了《黃河大合唱》的歌詞，躲進了在“魯藝”山坡上的小窯洞。六天時間里，冼星海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譜曲。

冼星海的女兒冼妮娜曾回憶：“聽母親講，六天六夜，父親創(chuàng)作始終處于亢奮狀態(tài)。他手握拳頭一邊唱一邊寫，不知不覺寫出了60多頁手稿，桌上堆成一個小山。創(chuàng)作達到忘我之境時，父親竟情不自禁地把手中的煙斗敲斷了。他把毛筆桿插在煙斗上，長長的煙斗就這樣伴隨著他繼續(xù)創(chuàng)作。”

在鄔析零的印象中，冼星海的譜曲過程并不簡單，足有20天。鄔析零回憶，1939年3月12日，他受邀到冼星海家，向冼星海介紹抗敵演劇三隊的渡河實況、壺口壯景和呂梁山根據(jù)地的戰(zhàn)斗情況，至少4個小時以上。冼星海要他不厭其詳?shù)孛枥L。他邊哼邊解釋，冼星海一時“忽然好像有所感悟，調(diào)過頭去，拿起鉛筆刷刷地在紙上記下好幾個動機音型”。

3月31日，當鄔析零從冼星海手中拿到手工裝訂成冊的曲譜，那是用白粉蓮紙抄寫的，字跡清晰秀麗，通篇一字不涂，每個字都在規(guī)定的位置上。在那間小土窯里，搖曳著微弱小火苗的菜油燈下，一次詩和樂的完美結合誕生了一部不朽的經(jīng)典之作。

4月13日晚，在延安最大的禮堂陜北公學禮堂內(nèi)，第 一次演出了《黃河大合唱》。光未然親自登臺朗誦了《黃河之水天上來》。

前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主席的的著名作曲家李煥之，在回憶當年在延安演出《黃河大合唱》時，有這樣一段生動的描述：在物質條件極缺乏的邊區(qū)，要組成一個完備的樂隊是談不上的，當時有什么樂器都盡可能地用上……沒有低音樂器，就自己動手制作。你看那樂隊的右角，立著一具新的“武器”，那是用汽油鐵桶改造的低音胡琴，它發(fā)出了雄渾且?guī)в薪饘俟缠Q的聲音，歌唱黃河的宏偉氣概；你再看在這具新式“武器”的側面，又是一具新型“武器”， 它是一個大號的搪瓷缸子，里面擺了十幾二十把吃飯用的勺子。當“黃河船 夫曲”的朗誦“那么你聽吧！”一完，指揮者的手臂一揮，這具新式打擊樂器就發(fā)出“嘩啦嘩啦”之聲，與管弦、鑼鼓齊鳴，配合著合唱隊的“咳喲，劃喲！ ”， 烘托出萬馬奔騰之勢。

《黃河大合唱》一問世，就迅速在中國大地上傳唱，成為抗戰(zhàn)救亡的精神號角。

《黃河大合唱》在今天

2015年8月26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fā)布了“我最喜愛的十大抗戰(zhàn)歌曲”網(wǎng)絡投票結果，《黃河大合唱》是入選的10首歌曲之一。2019年6月，《黃河大合唱》入選中宣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優(yōu)秀歌曲100首”。

多次策劃、排練、指揮《黃河大合唱》的李西林教授在采訪中說：《黃河大合唱》是中華民族的血和淚，書寫的是民族的愛、恨、情，歌唱的是母親河兩岸兒女的勤勞，是一部奮斗史以及祖祖輩輩生生不息的奮進頌歌……每次指揮這部巨著，我都會滿懷激情，熱血沸騰……至今這部作品的每個音符都時時在我心中涌動、翻騰……

2019年4月13日，在《黃河大合唱》首演80周年紀念日，由陜西省委宣傳部、延安市委宣傳部等單位聯(lián)合主辦的“我和我的祖國——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暨紀念《黃河大合唱》首演80周年”系列活動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舊址舉行。為了紀念《黃河大合唱》誕生80周年，來自世界各地《黃河大合唱》的愛好者共同組成了尋訪團，重走《黃河大合唱》的誕生之路。

今天，黃河之水依舊奔騰不息，有人說，我們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液，而是黃河的水。毋庸置疑，《黃河大合唱》是我們音樂文化歷史進程中的一顆瑰寶，是一部宏大的民族音樂史詩，那些壯闊的歷史場景和磅礴的氣勢，都深深印在了我們的民族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