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在毛澤東、周恩來的直接指揮下，香港分局和華潤公司秘密護送大大小小20多批、10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北上，其中，一些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參與籌建新政協(xié)、建立新中國的歷史偉業(yè)。

如此批次之多、人數(shù)之眾的行動，具體有多少條北上路線，如何開辟，經(jīng)過何地，主要運送了哪些人？當時正值國共進行戰(zhàn)略決戰(zhàn)之時，這些都屬秘密工作，留下的資料比較零散。今天的學(xué)術(shù)界對此也缺乏一個整體的認知。

中國政協(xié)文史館的同志通過對有關(guān)檔案文獻、日記、回憶錄等史料進行梳理和研究，推知：滯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路線主要有6條。

民主人士一行穿越山東解放區(qū)途中留影

第一條路線

1948年8-10月，香港—仁川（韓國）—大連—華北解放區(qū)

1948年“五一口號”發(fā)布不久，中共中央最初曾設(shè)想避開被國民黨控制的海域，開辟一條“香港—英國—蘇聯(lián)—哈爾濱”的空中通道運送民主人士，但被港英政府婉拒，只能設(shè)法通過海路北上。為保證民主人士安全，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了由潘漢年、夏衍、連貫、許滌新和饒彰風組成的“五人小組”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并派當時在大連的錢之光到港負責出海航線和租船調(diào)度等工作。

在錢之光到達香港前，為了安排來香港的上海工人運動委員會兩位同志到東北解放區(qū)參加第六屆全國勞動大會，中共黨組織委派老交通員曹達開辟一條經(jīng)韓國仁川再搭乘小漁輪抵達大連，進入東北解放區(qū)的秘密海上路線。最早從香港出發(fā)的民主人士胡愈之和沈茲九夫婦就沿該路線秘密北上。他們在曹達的護送下，從香港乘“湖南號”貨輪秘密離港，經(jīng)仁川轉(zhuǎn)搭小漁輪，安全抵達大連，并于1948年10月遼沈戰(zhàn)役勝利前抵達了西柏坡。由于這條線路不僅需要沖破美蔣艦船在東海的海上封鎖，還要在與美蔣親好的韓國的仁川中轉(zhuǎn)，后半程又搭乘私人漁輪，再次沖破美蔣艦隊對渤海灣的監(jiān)視封鎖，以偷渡的方式登陸，所以整個行程過于曲折，充滿變數(shù)，不夠安全可靠。

盡管如此，仍有一些人冒險繼續(xù)從這條路線北上。1948年10月，胡繩、沙千里接到通知，需要盡快到解放區(qū)去。最初他們準備與馬敘倫、郭沫若等人一同北上，但原定船只“阿爾丹號”發(fā)生事故，需要換船。胡繩與沙千里等不及換船，于當月下旬在沒有中共地下交通員陪同的情況下，扮作商人乘貨輪到達仁川，尋找愿意搭客前往大連的私船。當時遼沈戰(zhàn)事正酣，私船極其難尋。他們在仁川來回找了一個多月，直到戰(zhàn)役結(jié)束，才搭到私船，于11月底抵達大連。之后，沙千里前往沈陽，胡繩則輾轉(zhuǎn)到達了華北解放區(qū)。

值得一提的是，胡繩和沙千里成行后，中共香港分局曾嘗試再次以該路線為基礎(chǔ)，打通一條經(jīng)天津穿越封鎖線到華北解放區(qū)的新路線。1948年10月28日，李公樸生前的秘書王健受潘漢年和連貫指派，護送張曼筠、沈粹縝、周穎等人乘“湖南號”貨輪北上，前往天津。如果走這條路線順利，王健計劃再回香港帶一批人前往解放區(qū)。11月2日下午，他們順利抵達仁川，但船不能進港，只能停在港外卸貨。11月5日，貨物卸完后，船開始航向天津。11月8日，在船駛?cè)胩旖虼a頭時，張曼筠、沈粹縝、周穎一行受到天津警備司令部警憲人員的嚴格盤查。盡管最終他們有驚無險地通過了盤查，通過秘密交通線到了華北解放區(qū)，但這條線路因需要混過國民黨的檢查關(guān)卡，風險太高，后來很少使用。

第二條路線

1948年9月，香港—羅津港（朝鮮）—東北解放區(qū)

1948年9月，遼沈戰(zhàn)役開始后不久，國民黨海軍艦隊支援陸地作戰(zhàn)，對渤海、黃海海域進行嚴密軍事封鎖。中共香港分局和東北解放區(qū)之間人員、物資經(jīng)仁川來往的通道被完全切斷。早在1947年，周恩來未雨綢繆，指示錢之光到解放區(qū)沿海口岸，建立與香港之間的貿(mào)易聯(lián)系。經(jīng)過幾次試航，打通了大連經(jīng)朝鮮羅津港到香港這一條新的海上通道。這是中共黨組織開辟的第二條秘密北上路線。即：從香港出發(fā)，穿越臺灣海峽，繞開黃海海域，從東海穿越朝鮮海峽，進入日本海，在朝鮮羅津港登陸后，通過陸路前往東北解放區(qū)。毛澤東原來設(shè)想政治協(xié)商會議將在東北已解放了的大城市哈爾濱召開，所以，這條路線目的地很明確，直指哈爾濱。該線路繞道從與中共關(guān)系友好的朝鮮登陸，通過陸路進入東北解放區(qū)。除海上航行有被美蔣艦艇發(fā)現(xiàn)的風險外，其余路段安全性很高。

1948年9月13日上午，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及林一元一行，在章漢夫陪同下，乘坐蘇聯(lián)貨輪“波爾塔瓦號”離港北上，船上還滿載了一批解放區(qū)急需的物資。該船穿越臺灣海峽后，繞開美蔣艦隊監(jiān)視的黃海海域，從東海經(jīng)朝鮮海峽駛?cè)肴毡竞＃?月27日上午抵達朝鮮羅津港。李富春專程前往迎接。當晚沈鈞儒一行乘火車離開朝鮮，駛?cè)爰謭D們。因當時沈陽、長春尚未解放，他們繞了一個大彎，取道牡丹江，再折向西北，經(jīng)海林、尚志、阿城，9月29日順利到達哈爾濱。后來，隨著東北局勢的發(fā)展，中共建立了從香港直航大連的新路線，這條曲折的北上路線便不再使用。沈鈞儒一行也成為從該路線北上的唯一一批重要民主人士。

第三條路線

1948年11月-1949年1月，香港—大連—東北解放區(qū)

1948年11月，遼沈戰(zhàn)役勝利后，東北全境解放。除平津等地和部分沿海島嶼外，環(huán)渤海地區(qū)解放區(qū)已連成一片。大連成為香港直航解放區(qū)的理想登陸地點。一是大連當時在蘇軍的管轄之下，附近海域的美蔣艦隊巡邏力量較小；二是從大連登陸，不必駛向渤海灣，可以避開長山列島（又稱長山島）附近盤踞的國民黨軍隊。中共香港分局和華潤公司先后租用蘇聯(lián)及懸掛外國旗幟的輪船，開通了香港到大連之間的秘密直航路線。

1948年11月23日夜，馬敘倫、郭沫若、沈志遠、丘哲、陳其尤、侯外廬、翦伯贊、曹孟君、許寶駒、許廣平、宦鄉(xiāng)、韓練成、馮裕芳一行在連貫陪同下，乘“華中號”秘密離港，穿越臺灣海峽后，經(jīng)東海進入黃海大連海域。此行原定在大連港登陸，但因租定的蘇聯(lián)“阿爾丹號”發(fā)生事故入船塢修理，臨時更換為懸掛挪威旗的“華中號”，管轄大連的蘇軍不準外國貨船進港，“華中號”只得繼續(xù)向北航行，于12月3日在丹東（時稱安東）大東溝附近大王家島登陸。翦伯贊、宦鄉(xiāng)、韓練成和連貫隨即轉(zhuǎn)道大連、山東前往華北解放區(qū)，其余北上人士則轉(zhuǎn)乘汽車前往解放不久的沈陽。

馬敘倫一行北上時，淮海戰(zhàn)役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一路沒有發(fā)生特殊情況。此后一段時間，華潤公司租用的貨輪不斷往返東北解放區(qū)和香港之間，也沒有發(fā)生過意外，證明這條線路安全性良好。鑒于此，中共香港分局決定安排李濟深沿此路線北上。

李濟深是中共中央邀請來解放區(qū)的重要民主人士。為安全護送他北上，香港分局和五人小組做了周密布置。1948年12月26日夜，經(jīng)過化妝，李濟深、朱蘊山、沈雁冰、梅龔彬、鄧初民、吳茂蓀、彭澤民、章乃器、洪深、施復(fù)亮、孫起孟、李民欣等，秘密登上了蘇聯(lián)貨輪“阿爾丹號”。第二天一早，船從香港維多利亞港出發(fā)，經(jīng)12天的航行，順利穿越臺灣海峽、江浙外海，繞過渤海近海，于1949年1月7日抵達大連海域。雖然大連港由蘇軍管轄，但考慮到國民黨特務(wù)仍然有可能混入碼頭在李濟深上岸時趁機暗殺，按照周恩來的事先安排，“阿爾丹號”繼續(xù)北行，在旅順軍港靠岸。東北局負責人李富春、張聞天，民革代表朱學(xué)范等到碼頭迎接。1月10日，李濟深一行到達沈陽。

胡風、馬本師、許俠、龔普生、杜宣一行是這一時段最后一批從大連登陸的北上人士。他們于1949年1月6日乘挪威貨輪“大利華輪”離港，1月12日在大連王家島登陸，1月17日到達沈陽。

第四條路線

1949年1月-3月，香港—煙臺—山東解放區(qū)—華北解放區(qū)

1948年10月，煙臺的第二次解放為從海上進入解放區(qū)提供了條件，中共黨組織隨即開辟了一條從煙臺登陸、經(jīng)山東交通線前往華北解放區(qū)的新路線。

1948年底，在中共香港黨組織動員下，香港“鉅元貿(mào)易公司”利用懸掛英國旗的“南美”“南元”兩艘輪船，秘密穿梭香港和剛解放的煙臺之間，運載解放軍急需的物資。1949年1月間，李章達、陳其瑗、陳劭先、陳此生、盧于道、千家駒、夏康達、林植夫等8人同行，經(jīng)此路線北上到達煙臺，轉(zhuǎn)赴河北李家莊。

到1949年1月底，北平，中共中央決定在北平召開新政協(xié)會議，民主人士隨即開始向北平匯集。他們從香港直航煙臺，登陸后穿越山東解放區(qū)前往北平。1949年2月16日，吳羹梅、楊美真等人從香港北上，2月25日在煙臺登陸，于3月8日左右到達北平。

經(jīng)該路線北上的民主人士中，最著名的應(yīng)數(shù)乘坐“華中號”的“知北游”一行，他們是：柳亞子、陳叔通、馬寅初、葉圣陶、鄭振鐸、宋云彬、包達三、張絅伯、曹禺、徐鑄成、張志讓、劉尊棋、沈體蘭、趙超構(gòu)、郭秀瑩、馮光灌、鄧裕志、王蕓生、傅彬然。胡繩夫人吳全衡作為香港分局派出的工作人員，攜子同行。1949年2月28日，“華中號”秘密起航。3月5日抵達煙臺后，他們分乘汽車參觀了市區(qū)。3月6日一早，在華東局秘書長郭子化和宣傳部副部長匡亞明陪同下，前往華東局所在地青州。此后，他們穿行萊陽、濰坊、青州、濟南、德州等地，于3月18日抵達北平。

第五條路線

1949年3月-6月初，香港—天津—北平

1949年1月底平津，開通香港到天津的直航，再由天津前往北平，成為護送民主人士北上最便捷的考慮路線。但當時在天津登陸面臨內(nèi)外兩重困難。一方面，天津解放時，天津港遭受了嚴重破壞，不但港口設(shè)施被毀，航道也布滿了水雷，亟待修復(fù)和清理。另一方面，扼守進出渤海的長山島要塞仍然控制在國民黨軍隊手中，國民黨艦隊也牢牢控制著渤海、黃海附近的制海權(quán)。作為進出北平最便捷的天津港，來往船只的動向勢必被國民黨嚴密監(jiān)視、封鎖，此時冒險直航天津危險很大。隨著蔣介石引退、李宗仁出任代總統(tǒng)，國民黨當局迫于內(nèi)外壓力，表示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chǔ)，與中共進行和談。和談期間，局勢趨緩，有利于租用外輪從香港秘密直航天津。3月，成功開辟了這條路線。

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即將在6月召開。為此，從3月中旬到6月初，中共香港黨組織通過租船、代買船票等方式，安排大批將要參加會議的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人士從香港安全直航天津。這幾個月成為整個北上期間行動最密集、運送人員最多的階段。

黃炎培、盛丕華、盛康年、俞寰澄等人是最早通過這條路線北上的。1949年3月14日晚，黃炎培一行在中共黨員劉恕的護送下，乘一艘懸掛挪威國旗的“DAVIKON”號輪船秘密離港。3月20日夜，他們通過國民黨控制的長山島海域，并于23日安全抵達天津第二碼頭，受到黃敬市長的熱情接待。3月25日，抵達北平。

黃炎培一行通過長山島海域的第二天，即1949年3月21日，懸掛挪威國旗的“寶通號”搭載250多位乘客從香港起航，直赴天津。這是所有北上行動中，單次運送人數(shù)最多的一次。“寶通號”是客貨兩用輪，由于客房不多，特地在大艙和甲板上安設(shè)了兩百張帆布床。這次航程，船上既有民主人士，也有文化藝術(shù)界人士及德達學(xué)院50余名學(xué)生。主要有：周新民、劉王立明、楊子恒、曾昭掄、李伯球、羅子為、譚惕吾、黃鼎臣、費振東、嚴濟慈、杜君慧、周鯨文、陽翰笙、史東山、臧克家、張瑞芳、丁聰、徐伯昕、薛迪暢、胡耐秋、狄超白、鄭坤廉等。中共香港工委文委書記馮乃超帶隊。3月27日，他們安全抵達天津第二碼頭，市長黃敬等前往迎接，并舉行了盛大歡迎宴會。

此后，還有很多民主人士甚至是重要民主人士經(jīng)該路線北上。1949年3月，周士觀從香港到天津。3月28日薩空了、金仲華、歐陽予倩、馬思聰一行乘香港大成行的“三民號”離港，4月5日到天津塘沽。4月3日，巨贊、呂集義及李濟深夫人周月卿離港，經(jīng)天津抵達北平。4月12日，何香凝、廖夢醒母女一行乘“大西洋”號到達天津。也是在4月，被國民黨反動派列入黑名單的民主教授涂長望和梁希分別在中共地下黨員護送下，從南京經(jīng)上海到香港，又從香港經(jīng)天津，于5月初到北平。

1949年4月28日，中共香港分局負責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五人小組”成員潘漢年、夏衍和許滌新奉命北上。他們乘坐華潤公司下屬的華夏公司“東方號”輪船，于5月4日抵達天津，隨后前往北平。

潘漢年、夏衍和許滌新離開香港后，安排和組織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務(wù)交由華潤公司、香港工委下屬的亞洲貿(mào)易公司、華商報等共同負責。1949年5月5日深夜，由亞洲貿(mào)易公司董事長廖安祥出面，租用英商太古輪船公司的“岳州號”從香港起航北上。這是一艘懸掛挪威國旗的貨輪，搭乘的有李達、王亞南、姜椿芳、鐘敬文、黃藥眠、舒繡文、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等100多人。香港分局文委副書記周而復(fù)奉調(diào)北平，任實際領(lǐng)隊。這次北上的行動規(guī)模僅次于“寶通號”。5月14日他們順利在天津登陸。

5月中下旬，多批民主人士接連從香港抵達天津。5月13日晚，高士其、羅靜予、黎莉莉、易禮容（史衡）、呂熒、李師弼、蔣南生、駱賓基、蔡楚生、蔣君超、楊云慧、江天等人離港北上，其間待船只在仁川稍停卸貨后，于5月25日登陸天津。5月21日，錢昌照、肖賢法、楊致英離港，31日抵達天津。

走這條路線的還有著名的愛國僑領(lǐng)陳嘉庚一行。1949年1月20日，毛澤東致電邀請他回國參加新政協(xié)會議。5月5日，陳嘉庚和莊明理、張殊明等人乘坐“國泰”號輪船離開新加坡，起程回國。5月9日，陳嘉庚一行到達香港；5月28日換乘“捷盛輪”繼續(xù)北上；6月3日，到達天津；6月4日抵達北平。

第六條路線

1949年6月-9月，香港—大連/煙臺/青島/天津—北平

隨著1949年6月2日青島回到人民手中，山東省除長山島外全境獲得解放。長山島位于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處于黃海與渤海交匯處，既是出入渤海的唯一海上通道，也是拱衛(wèi)京津的門戶，戰(zhàn)略地位非常重要。新政協(xié)籌備會召開后，國民黨殘余部隊依仗海洋天險、海防要沖，在島上構(gòu)筑防御工事，更加嚴密封鎖海上運輸線。這對從香港經(jīng)天津北上的民主人士構(gòu)成極大威脅。因此，自6月起，從香港的北上者再次“舍近求遠”，使用此前到大連等地登陸的路線。

1949年7月初，俞慶棠乘蘇聯(lián)“博浪多號”離港，在大連登陸，經(jīng)沈陽于8月到北平。8月7日章士釗、李任仁在喬冠華陪同下，乘蘇聯(lián)商船離港，經(jīng)大連赴平。他們選擇在大連登陸，應(yīng)該還是考慮大連屬蘇軍管轄，相對安全一些。

為拔掉盤踞在長山列島上的國民黨軍隊這顆“釘子”，8月11日華東野戰(zhàn)軍發(fā)起渡海作戰(zhàn)，解放了長山列島，從而在國民黨軍隊對渤海灣的封鎖線上打開了一個缺口。8月之后，民主人士北上登陸地點便從大連轉(zhuǎn)變?yōu)榍巴逼礁憬莸那鄭u、煙臺及天津等地。8月底胡子昂、曾昭森、劉思慕離港北上時，就從山東石島登陸，經(jīng)青島、濟南到北平。

1949年八九月間，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召開在即。在此期間陸續(xù)乘船在青島登陸轉(zhuǎn)赴北平的還有蔣光鼐、杜國庠、陳汝棠、葉篤義、王國興、馬白山及準備參加政協(xié)會議的中共地方代表20多人。參加北平談判的國民黨方面代表黃紹竑、劉斐也于9月上旬離港北上，同船的還有蕭雋英。他們在青島登陸，沿膠濟鐵路到濟南再轉(zhuǎn)北平。

愛國僑領(lǐng)司徒美堂接到參加政協(xié)會議的邀請后，乘飛機離開美國紐約抵達香港。8月28日司徒美堂、司徒丙鶴乘坐太古公司的“岳陽輪”北上，同船的還有李星川、黃琪翔、李承儒等人。9月3日司徒美堂一行經(jīng)仁川到天津塘沽港，次日抵達北平。

綜上，這六條路線的開辟，為實現(xiàn)中共中央邀請、組織并護送民主人士從香港北上共襄偉業(yè)創(chuàng)造了重要條件，也足以彰顯中國共產(chǎn)黨強大的組織能力及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巨大魅力。每條路線都承載著一批批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走向光明的希望。盡管充滿風險、前途難料，但仍然阻擋不了萬水朝東的時代洪流。

（作者單位：中國政協(xié)文史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