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過《戰(zhàn)爭與和平》的文學家托爾斯泰說：“皇帝是歷史的奴隸?！碑斘覀兓仡櫲龂@段歷史，也會有此種感慨。書中出現過的皇帝有漢靈帝劉宏、少帝劉辯、獻帝劉協、晉武帝司馬炎、惠帝司馬衷、漢昭烈帝劉備、后主劉禪、吳大帝孫權和孫亮、孫休、孫皓等幾位，他們雖然貴為皇帝，其實不過是歷史中的一枚棋子而已，更多的時候是身不由己。

魏蜀吳三國中，蜀國最早滅亡，劉禪一直作為庸人當國的典范而常遭非議。其實以當時蜀國之弱，即便是孔明當國，面對強大的曹魏政權，要完成統(tǒng)一中國的宏愿，也是有困難的。如果我們不拘泥于《三國演義》的成見，相比于歷代的幾百個帝王，有太多的昏君與暴君，劉禪還是一個不錯的中才之君，至于亡國，那是歷史的必然，怨不得他。

縱觀小劉的一生，在位共四十一年，為三國皇帝執(zhí)政時間最長者。他的前二十一年是諸葛亮時代，后二十年是自己的時代。即使算他是一個庸主，但總體地看他的當政所為，應當說是一個不算太糊涂的皇帝。第一，他能聽從梟雄爸爸的臨終囑咐，在諸葛亮在世之日，對他言聽計從，尊敬有加，稱亮為“相父”，從不以權壓人、以勢壓人，即使對諸葛亮頻繁的北伐并不贊同，但也充分給予支持。人有自知之明不易，作為君主，有自知之明者更為稀罕。第二，在諸葛亮去世后，能親自執(zhí)政了，只是暫停了勞而無功的北伐，既不提出新思路新戰(zhàn)略，也不燒三把火，不樹形象，大搞跨越式發(fā)展，依然守土安民。明白自己有幾斤重、清楚自己能吃幾兩飯，不弄新名堂瞎折騰，這就非常不容易。第三，在大軍壓境之時，審時度勢，不當英雄，不與首都玉石俱焚、同歸于盡，而是選擇投降。一個平民，做雄赳赳氣昂昂的英雄是可以的，你“與子偕亡”也好，你魚死網破也罷，連累的人不多。一個君主要做英雄，則需要本錢。打仗就是拼實力，特別是冷兵器時代，沒有兵源、沒有戰(zhàn)爭物資，喊“血戰(zhàn)到底”之類的口號并沒啥意義，無非再送更多的士兵和無辜老百姓的命，燒更多的房屋和宮殿，流更多的血。一個君主，能老老實實承認自己不行，比氣壯如牛更難。

喜歡瞎折騰，是帝王們的一大嗜好。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漢文帝劉恒是個老實人，或者說庸才也未嘗不可，他最大的好處就是沒有新思路，沒有新觀點，沒有新理論，沒有新戰(zhàn)略，沒有彎道超車，沒有天天顯擺，不想證明自己最偉大最英明最正確，不瞎折騰，所以能夠使民眾安居樂業(yè)。

相比于庸人治國，一般民眾似乎更熱衷于擁護狂人執(zhí)政，人們更懷念狂人的瘋癲與殘暴無情，認為那是有膽略與揚國威。當暴虐成為常態(tài)，人們就會認為理所當然。東吳的末代皇帝孫皓，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狂人，此人當國十六年，可以用“荒淫殘虐”四個字來概括。孫皓完全知道自己在做暴君，并且一直堅持著做。他以殺人為樂，還要剝人面皮，鑿人眼睛，實行恐怖統(tǒng)治，以致大臣上班去，都要和家人訣別，能平安回來則要慶賀。他廣造宮殿，大興土木，來回遷都。同所有暴君一樣，他還要廣選美女，東吳男女老少加起來也不過二百多萬人，但這位孫皓居然選了數千名美女入宮。別人一直以為他不明白，其實他可明白著呢：不順從我的人，都是不忠之人，殺！

五代時期，那位后蜀主的花蕊夫人好像是一個英雄主義者，被俘后寫了一首詩：“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笔聦嵣?，一個小小的后蜀國為趙宋政權所滅亡，是不可更易的，哪怕你十四萬戰(zhàn)士都戰(zhàn)死，也不可能改變這一結局。

為一般平民百姓的利益計，狂人當國，肯定不如庸人執(zhí)政生活平安幸福。生活在孫皓手下的人，肯定不如在劉禪這邊的人日子好過。不過，對于有英雄情結的人來說，可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