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獻中可以看出，“文房四寶”處于絕對核心地位，此外水盂、硯滴、筆洗作為必不可少的輔助工具，也格外受到重視。中國式的書寫、繪畫可以說是以水為媒介、為中心的。筆耕丹青的每一步都離不開水——水注入硯池，墨塊研磨成墨汁，毛筆蘸墨，書、畫于紙或絹上，最后清水浣筆。

用水，必然需要水器。

明代高濂所撰《遵生八箋·起居安樂箋》記述了文人書房的陳設(shè)，“齋中長桌一，古硯一，舊古銅水注一，舊窯筆格一，斑竹筆筒一，舊窯筆洗一，糊斗一，水中盂一，銅石鎮(zhèn)紙一”。另在古代的圖像資料中，例如宋代的《槐蔭消夏圖》、清代帝王畫像等中都能見到水器置于書案顯著位置的情景。作為實物證據(jù)，傳世、墓葬和瓷窯遺址出土的水器也數(shù)量眾多。

文房中的水器按照功能可分為兩類：一是用于輔助研墨的容器，主要包括貯存、灌注研墨用水的水盂、硯滴和水注；另一類是用于浣筆、調(diào)墨的筆洗。這些水器匠心獨具、精巧雅致，常置于文人書案或者閣架之上，既是文房必備，又是雅玩珍品，體現(xiàn)了文人的文化品味。正如“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巧的水器蘊含著中國古代“天人合一”、師法自然的人文精神和哲學(xué)觀念。

▌水中丞——水盂

水盂又稱水盛、水丞，在文房用具中斷不可少。

南宋龍大淵《宋淳熙敕編古玉圖譜》載：“水丞，貯硯水的小盂，亦名水中丞。”趙希鵠所著《洞天清·水滴辨·晉人水盂》首次對水盂做出了評鑒：“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號‘右軍研水盂’，其底內(nèi)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fù)磨，故有水盂。”這兩條記錄都說明了水盂的作用是儲存研墨用水。在實際應(yīng)用的時候，會給水盂配備精致的小水勺，以便于舀水入硯池，雅致講究。

東晉 毆窯青釉點彩蓋盂 浙江省溫州市雙嶼雨傘寺東晉升平三年（359年）墓出土 通高8.5厘米  現(xiàn)藏于溫州市博物館

盂，原是用于盛放飲品的圓口貯存器，《說文解字》曰：“盂，飲器也。”水盂作為文房用具始于東漢，定型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一時期的水盂造型以越窯燒造的瓷質(zhì)水盂為主，形制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蓋盂，圓口、溜肩、扁圓腹，光素無紋或以點彩、印花裝飾；另外一種是蟾形水盂，即在缽式水盂之上貼塑裝飾蟾頭、足等部件，形象生動，顯得靈動而富有神秘色彩。

北宋 越窯青釉刻花蓮瓣紋蓋盂 上海市青浦區(qū)泉山遺址129號宋墓出土 通高9.6厘米 現(xiàn)藏于上海博物館

北宋 耀州窯青釉剔花三足帶蓋水盂  1954年8月陜西省彬縣洪龍河瓷器窖藏出土 通高10厘米 現(xiàn)藏于陜西歷史博物館

唐宋時期，文人好古，文房用具形制多仿古而造、風格清雅。瓷質(zhì)水盂仍是主流，各大窯場的精細瓷器品類中均有水盂一類。水盂的形制主要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蓋盂，另外一類是動植物造型水盂。蓋盂最為常見，圓口、深圓腹，多光素無紋，或簡單刻劃，追求造型、釉色之美。

五代 耀州窯青釉摩羯形水盂 1971年遼寧省北漂縣北四家子公社水泉大隊1號遼墓出土 長14厘米 現(xiàn)藏于遼寧省博物館

南宋 景德鎮(zhèn)窯青白釉蟾形水盂  四川省遂寧市窖藏出土 長18厘米 現(xiàn)藏于遂寧市博物館

動物造型水盂的意匠主要來自于與水有關(guān)的祥瑞動物，如摩羯、蟾蜍、荷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文人筆記中，把向硯池添水的器皿混稱作“水盂”或“水滴”，這一點從《水滴辯》的另外兩條記述可以看出。《銅水滴》：“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豪。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猥俗。”《玉杯水滴》：“白玉或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塵污，立見而換之，此物堪作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蓋之。蓋側(cè)則作小穴，以小杓柄嵌入穴中，永無塵入。若當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器，用古小瓷盂貯水亦佳。”從文獻中亦可看出，宋代文人認為玉質(zhì)水盂最佳。

元、明、清時期，具有吉祥寓意的俗文化被納入了主流文化之中。在這種社會風尚的影響之下，水盂的造型和裝飾多種多樣，有祥瑞動物、植物元素，或者取材歷史名人典故、神話傳說等。瓷質(zhì)水盂仍是大宗，同時玉、瑪瑙、石、金屬、琉璃、紫砂等多種材質(zhì)也運用到水盂的制作中，尤以皇家御用器物最為精美。

與皇室追求奢華、精致不同，文人更喜愛古樸的文房。屠隆在《考余事·文房器具箋·水中丞》中記載：“玉者，有陸子岡制，其碾獸面錦地與古尊同，亦佳器也。有古玉如中丞，半受血侵，元口甕，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乃殉葬之物，古人不知何用，今作中丞，極佳。銅者，有宣銅雨雪沙金制法古銅瓿者，樣式甚美；有古銅小尊，敞口、元腹、細足、高三寸許，以作中丞，特佳。陶者，有官、哥甕肚元式，有缽盂小口式者，有儀楞肚者，有青東瓷菊瓣翁肚元足者，有定窯印花長樣如瓶，但敞口可以貯水者，有元肚、束口、三足者，有龍泉甕肚、周身細花紋者。近新燒均窯，俱法此式，奈不堪用。”可以看出，玉質(zhì)的水盂仍然最受文人喜愛，器型仍以上古銅器為雅。瓷質(zhì)水盂最為實用和常見，定窯、耀州窯、龍泉窯等白瓷、青瓷水盂皆為雅玩。

文房用具除了實用功能，更投注了文人的情感、情懷，是其精神世界的外化體現(xiàn)。

從文獻中可以看出，“文房四寶”處于絕對核心地位，此外水盂、硯滴、筆洗作為必不可少的輔助工具，也格外受到重視。用水，必然需要水器。接《探秘：古代文房中的水器（上）》，我們繼續(xù)探秘古代文房水器中的其他幾類。

▌功同形異——硯滴、水注

硯滴和水注都是用于直接向硯池添水研墨的文房器具，功用相同，但是形制不同。水注為執(zhí)壺形或帶流盂式，而硯滴多仿生造型。

硯滴也稱水滴、書滴，是給硯池添水硯墨的小型器皿。硯滴多仿生造型，取材自然，形態(tài)各異，妙趣天成。據(jù)《飲流齋說瓷》第九“雜具說”中載：“凡作物形而貯水不多則名曰滴。”關(guān)于硯滴最早的文獻記載是西漢劉歆的《西京雜記》：“晉靈公冢……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為書滴。” 

三國 吳 越窯青釉蟾形硯滴 1992年湖北省鄂州市出土 高5.7厘米 現(xiàn)藏于鄂州市博物館

東晉 越窯蟾形硯滴 1957年福建省南安市豐州華僑中學(xué)獅子山東晉咸康元年（335年）墓出土 高6.2厘米 現(xiàn)藏于福建博物院

從傳世品和出土器物來看，現(xiàn)存最早的硯滴是東漢時期，如江蘇揚州老虎墩漢墓出土的白玉飛熊硯滴。此外，還有蟾形、玄武形等象生造型硯滴。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越窯青瓷勃興，這一時期的硯滴風格莊重而富有神秘感，設(shè)計靈感多來源于與水相關(guān)的動物，如兔，月的象征，屬陰，也與水相關(guān)。最為常見的是蟾形硯滴，有“蟾宮折桂”的美好寓意。

北宋 越窯青釉鴛鴦形硯滴 1991年浙江省上虞市出土 長16.5厘米  現(xiàn)藏于上虞市博物館

遼 三彩貓形硯滴 1973年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赤峰市松山區(qū)大廟子鎮(zhèn)出土 長10厘米 現(xiàn)藏于赤峰市松山區(qū)文物管理所

金 三彩鴨形壺 1984年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qū)出土  高5.5厘米  現(xiàn)藏于淄博市博物館

唐宋時期，硯滴的風格由莊重神秘轉(zhuǎn)向生動自然，造型多以祥瑞動物為主。蟾形水滴仍很流行，南宋張邦基在《墨莊漫錄》卷二曰：“禹余糧石，形勢多怪，磊百出，或正蝦蟆……可貯水作硯滴。”陸游《不睡》也有：“水冷硯蟾多薄凍，火殘香鴨尚微煙。”之詩句，故蟾形水滴又稱“硯蟾”。

北宋 越窯青釉硯蟾  1983年浙江省慈溪市彭東寺龍口出土 通高7.5厘米 現(xiàn)藏于慈溪市博物館

出土和傳世的宋代蟾形水滴很多，如1983年浙江慈溪文物部門征集的北宋越窯青釉蟾盂，造型別致，三足蟾昂首立于荷葉之上，蟾背上有一灌水圓孔，蟾嘴留口，用于出水。

水滴作為精巧的文房器皿不僅受到文人的喜愛，還升入廟堂，成為皇家的寵兒。周必大《玉堂雜記》記載：“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板、水滴之類。”岳珂《槐郯錄》中也記載：“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板、水漏之屬，計金二百兩。”

元 磁灶窯醬釉蟾形硯滴 福建省晉江市磁灶鎮(zhèn)土尾庵窯址出土 長8.4厘米 現(xiàn)藏于福建博物院

元 龍泉窯青釉童子牧牛硯滴  1983年浙江省泰順縣新浦鄉(xiāng)孫坪村出土 長9.5厘米 現(xiàn)藏于泰順縣博物館

元、明、清時期，硯滴的題材進一步擴大，祥瑞動植物、歷史神話人物、以及現(xiàn)實生活中富有情趣的美好事物，都被引入硯滴的設(shè)計制作，構(gòu)思巧妙，精巧別致。

元 龍泉窯青釉船型硯滴 浙江省龍泉市上嚴兒村出土 長16.7厘米 現(xiàn)藏于浙江省博物館

元 龍泉窯青釉魚形硯滴  長12.3厘米 韓國新安海底沉船出水 現(xiàn)藏于韓國國立博物館

元代傳世、墓葬和沉船出土、出水的實物非常多，如龍泉窯青釉船形硯滴，形狀塑作船形，船中部有篷及身披蓑衣的船工，船倉下部中空，船頭為流口，構(gòu)思精巧、制作精良。此外童子牧牛也是這一時期常見的硯滴題材，如龍泉窯、湖田窯等都有生產(chǎn)。韓國新安海底沉船也多有精美的硯滴出水。經(jīng)典的蟾形硯滴仍然可以看到。

明清兩代，特別是清代康雍乾三代皇帝對于文房用具喜愛有加，還經(jīng)常參與文房的設(shè)計制作。中國文房無論從意匠、用料還是制作上，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御用水滴以仿生造型居多，材質(zhì)多種多樣，包括瓷、紫砂、玉、石、金屬、玳瑁、瑪瑙、竹、木等。

從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硯滴主要分為兩種形制，一種是灌、注共用一口，如經(jīng)典背的部置圓管的蟾形硯滴；另一種形制是灌、注分為兩口的水滴。硯池容量有限，注水研墨需要細緩的水流，兩口硯滴應(yīng)運而生。這種硯滴進、出水口分設(shè)，一上一下，設(shè)計更為巧妙，注水方式智慧地利用了虹吸原理，進水口還兼有控制水流的作用，即用手按住斷水，放開出水。明代學(xué)者陶宗儀就曾在《說郛三種》中介紹了這種硯滴的使用方法：“捻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清孫廷詮所著《顏山雜記》記載：“凡為硯滴，先得頂口，次得腹，次得提，后得吐水。”胡煦在《周易函書·篝燈約旨》寫到：“書滴，上下兩孔，故可以泄水。即坎卦上下兩陰而中陽流動之義。若使塞其一孔，則一孔不泄，故朱子謂：‘坎塞其下流，則潴而為澤。’澤固停蓄不泄之水也。”由此可見，硯滴不僅可以緩緩出水，而且可以通過按壓進水口的方式，斷、開水流，更好地為研墨服務(wù)。

唐 長沙窯青釉褐綠條彩紋水注 高9厘米 長沙窯遺址出土 現(xiàn)藏于湖南省博物館

元 龍泉窯青釉瓜棱水注 高6.3厘米 韓國新安海底沉船出水 現(xiàn)藏于韓國國立博物館

水注與水滴在形制上最大的區(qū)別在于，水注有流，用以出水。水注原本用作點茶、或者倒酒。從唐代開始人們創(chuàng)造性地給水盂加裝流，成為了精巧實用的盂式水注。另外一種文房水注，形制是縮微的注壺。

▌浣筆調(diào)墨——筆洗

遼 三彩印花牡丹紋硯洗（硯扣于洗之上）1972年內(nèi)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營子出土 現(xiàn)藏于赤峰市博物館

筆洗，盛水，用以浣筆、調(diào)墨。盆形的洗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晚期，由商周時期的青銅盤演變而來。商周時期，貴族宴飲須行沃盥之禮，《禮記·內(nèi)則》載：“進盥，少者奉，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沃盥之時，用注水澆手，盤承接廢水。戰(zhàn)國以后，盤逐漸被洗代替。直至北宋中晚期之前，盆形的洗用途仍是盥洗、盛廢水之用。北宋聶崇義《新定三禮圖》記載：“洗，承盥洗者，棄水之器也。”從北宋晚期開始，淺腹的、小型的盆形洗作為浣筆器皿進入了文房，成為了筆洗。盆形洗，廣口，扁圓腹，器底與口尺寸相近，放置穩(wěn)當，更有利于浣筆。

汝窯、哥窯、官窯、定窯、鈞窯、龍泉窯、景德鎮(zhèn)窯等各大窯場均燒造過精美的洗。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前的洗并非文人的案頭用具，更多情況下由仆從端捧，供文人使用，在壁畫資料中偶爾可以看到洗的使用情況。赤峰遼墓壁畫頌經(jīng)圖中，在抄寫經(jīng)文的貴婦身后，侍女捧洗侍奉；河南尉氏縣元墓壁畫進倉圖中，官員身后一個童子捧洗而立。

明清時期，洗的材質(zhì)、形制變得多種多樣。制作精巧的盆或者缽形洗置于案頭，成為重要的文房用具之一。明代屠隆在《考余事·文房器具箋·筆洗》，對于宋代和明代的筆洗做出了評鑒——“玉者，有缽盂洗、長方洗、玉環(huán)洗，或素或花，工巧擬古。銅者，有古鏒金小洗，有青綠小盂，有小釜、小卮，此五物原非筆洗，今用作洗，最佳。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磬口元肚洗、四卷荷葉洗、卷口蔗段洗、絳環(huán)洗、長方洗，但以粉青紋片郎者為貴。有龍泉雙魚洗、菊花瓣洗、缽盂洗、百折洗；有定窯三箍元桶洗、梅花洗、絳環(huán)洗、方池洗、柳斗元洗、元口儀棱洗，旁邊作筆添者；有宣窯魚藻洗、葵瓣洗、磬口洗、鼓樣青剔白螭洗。近日新作甚多，制亦客觀，似未入格。”

清代的筆洗較前代更是多種多樣，作為文人案頭的器皿，筆洗一般制作精良、構(gòu)思巧妙，多為魚、獸、花果等仿生造型。瓷器為最多，此外還有紫砂、木、竹、玉、水晶、瑪瑙、銅、景泰藍、象牙、犀角等多種材質(zh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