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對《周易》的研究、注釋是歷史上三個高峰之一，另外兩時期分別為漢代和宋代。由于政局相對穩(wěn)定，出版業(yè)的發(fā)達，清代學者對“漢易”多有輯錄，注家蜂起。由于《四書》《五經(jīng)》為元明清的欽定教科書，明代又是立朱熹學說為國教的朝代，凡是朱熹評注過的《四書》《五經(jīng)》都成了科舉必備。對《周易》深有研究的程頤、朱熹的“程朱學派”嚴重影響著元明清三朝。以至清代對周易研究“呈一時之盛著作甚豐”。有人初步統(tǒng)計，解易之書達150余種1700多卷，但清人的成績主要是在對“漢易”“宋易”的整理、校勘考據(jù)上。

在清代景德鎮(zhèn)瓷器上多有《周易》內(nèi)容的太極陰陽魚圖案（見圖），佐證《周易》在清代已經(jīng)深入民間。今人亦會說《周易》是一本占噬、算命的書。

乾隆時期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有一則關(guān)于算命神算的事例：清乾隆年間，在河北獻縣留福莊有一個木匠，由于家境欠佳，一直未能娶妻，有一次他找了一個算命先生算下幾時開婚運。先生測算后對他說：你從留福莊向西南方走100多里路，有一位某甲，今天要死了，他的妻子命中注定將來要嫁給你。這木匠對先生的話將信將疑，但還是照聽，上路一試。到目的地后在一旅店住下，碰到一個本地人，向他打聽某甲的住處，那人問他找某甲何事，木匠便把自己的來意告訴這個人。沒想到“冤家對頭湊熱”，此人正是某甲，聽到木匠這樣的胡言亂語，勃然大怒，抽出腰間的佩刀要殺木匠。“三十六計逃為上”，見勢不妙的木匠急忙跑到旅店的后院，翻墻而去。

某甲追到后院，找不到木匠，以為被店主藏起來，要闖進店主內(nèi)室搜查。店主當然不依，兩人發(fā)生爭斗，剛好在氣頭上的某甲一刀結(jié)果了店主的性命，自己也被官府捕而殺之。因找不到百里之外的木匠，此事就此擱下。

事過后一年，有一位老夫人和一男一女路過獻縣，那男的是老夫人的小兒子，那女的是男的寡嫂。那老夫人突然暴病而去，一男一女無錢埋葬，小叔子準備賣嫂葬母，那女的無奈，只能勉強從之。

當時那位木匠尚未婚配，有好事者從中撮合。娶了這位寡嫂為妻。婚后，木匠打聽起婦人的前夫和家況，原來她的原夫就是算命者所說的某甲。如此妙算，如此姻緣，連紀曉嵐都連連感嘆。

清代阮元編輯《十三經(jīng)注疏》將《周易》排在第一位，清代乾隆時期編撰的《四庫全書》同樣將《周易》列為第一部經(jīng)書。正如《四庫全書·經(jīng)濟·易類小序》說的，“易道廣大，無所不包”。它是上古時代古人思想的真實反映，不僅包含古代農(nóng)牧漁、手工業(yè)等方面的生活內(nèi)容，而且包含政治、經(jīng)濟、軍事和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的思想內(nèi)容。正因如此，歷代學者面對這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曾終其一生，孜孜以求，探索解疑，為后人留下不朽之著。清代著名學者皮錫瑞感慨“說《易》之書最多，可取者少。”由于《周易》內(nèi)容高深、博大、寬廣，可以說是“學易者如牛毛，學成者如牛角”，以致被今人以迷信玄者之學而一票否決。而在中國文化史上，它是唯一一本被儒家、道家都信奉，佛家也借助它解釋自己理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