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手卷裝裱形制的發(fā)展

中國書畫裝裱的歷史悠久，早在南北朝時期就有記載：宋明帝時期的書學家虞和就對裝裱中的制糊、防腐、用紙、除污、染潢頗有見解。

中國最早的書寫材料是竹木，連成排稱“冊”，首尾兩端加兩條空白的竹條稱“贅簡”，展閱時由左至右卷起，這是中國手卷的雛形，也決定了國人對手卷的閱讀方向并一直沿用至今。在紙出現(xiàn)以前，卷軸是縑帛，東漢時期的蔡倫發(fā)明了紙，發(fā)展至晉代有了托裱工藝，在卷子的尾端有木棒做軸，卷成一卷便于展閱。

手卷是中國最古老的書畫裝裱形式之一，后來漸漸衍生出冊、軸等品式。在經(jīng)歷了唐代的奢華、宋代的鼎盛、明代的創(chuàng)新、清代的繼承之后，這種視覺上形制狹長的藝術品在展閱方式、尺寸、材料等方面保留至今。伴隨著中國書畫藝術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需要，裝裱技術也是從無到有、由淺入深地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藝系統(tǒng)。

手卷的基本形式按照時代劃分為撞邊手卷、卷邊手卷、包邊手卷（也稱套邊手卷）。宋代出現(xiàn)了宣和裝手卷（即撞邊手卷），開創(chuàng)了書畫裝裱史的新紀元，這種裝裱形式一直沿用至今。宋代時的手卷從右至左由天頭、隔水、畫心、隔水、尾紙組成。

明代是中國書畫裝裱史上的又一高峰，這時的手卷增加了引首部分；但在明代，宣和裝的小撞邊裝潢形式并未被淘汰，但是針對引首、畫心高矮不一致的問題，出現(xiàn)了綾絹挖鑲卷邊手卷的解決形式。手卷由天頭、隔水、引首、隔水、畫心、隔水、尾紙組成，并一直沿用至今。

清代一直沿用宋代的撞邊手卷和明代的卷邊手卷，這時候出現(xiàn)了紙包（套）邊手卷，并且在手卷的長度上稍做調整，增加了尾紙的長度，增粗了手卷，這樣的做法降低了手卷受折傷的風險。現(xiàn)代手卷的展閱方向是由左至右，尺寸較普遍為寬33厘米、長1000厘米左右，長度由尾紙決定。

皇家內府手卷包首的演變

手卷包首在天頭的背面，起保護畫心和防磨損的作用。大多數(shù)手卷包首的材質以錦為主，也有用緙絲或是納紗，都是起到開合手卷時不傷畫心的作用。

包首通常用華貴的材料來彰顯擁有者的財權、作品的品級之高及其珍貴程度。包首的出現(xiàn)在紙出現(xiàn)以前，東漢以前的卷軸就是縑帛；自南北朝書卷初步定形后，在南北朝的梁代梁武帝時期，有記載“縑，絹也”。

據(jù)《法書要錄》中《唐武平——徐氏法書記》記載：“宮中切睹先后閱法書數(shù)軸，將塌以賜藩邸，時見宮人出六十余函于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褾，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玳瑁軸者，云是梁朝舊跡，褾首各題篇目行字等數(shù)?！?/p>

從上述記載看出梁武帝時使用青綾包首，正是之前的“帙”與卷軸合二為一，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包首。杜子熊的《書畫裝潢學》提到，據(jù)《唐六典》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秘書省有裝潢匠九人，專職整理內府書畫”，并且開始用“緙絲”作包首。另《名畫獵精錄》有記載：“貞觀、開元中，內府圖書，一列皆用白檀為身，紫檀香為首，紫羅褫織成帶，以為官畫之標志。”另記載了南北朝時期的包首用青綾，中唐時期用紫錦綾，到了南唐時期用墨錦。

故宮博物院藏宋趙昌的《寫生蛺蝶圖卷》就保留了原裝《紫鸞雀譜》緙絲的包首，異常珍貴。包首以宋錦最為珍貴，據(jù)史料記載，當時用于書畫裝潢的宋錦名目就有50多種，可謂是繽紛多彩；直到現(xiàn)在，生產銷售的錦都以稱“仿宋錦”來標榜錦的華美。從宋代流傳下來的樣品中看，古錦花紋有“紫鸞雀錦、倒仙牡丹錦、百花龍錦、柿紅龜背錦、方勝練鵲錦、八花暈、銀鉤暈”等花樣，可惜流傳至今的手卷包首上，原裝宋錦已非常稀少。

杜秉莊在其《書畫裝裱技藝輯釋》中提到，據(jù)元代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載，元朝異族統(tǒng)治，把織繡工人視作奴隸。據(jù)《絲繡筆記》記載，織繡工人被俘后，“任其生死，視如草芥”。在這樣異常黑暗的統(tǒng)治下，織繡工藝經(jīng)歷了一個衰退期，直到明朝宣德年間才得到恢復，但古錦的花樣已經(jīng)年久失傳。明代包首用錦十分含蓄雅致，品類不多，很少用艷麗的顏色與夸張的圖案，以灰色的中間色居多，以小型幾何圖形排列組合為主。例如，《明初人書畫合璧》、仇英的《蘭亭修契圖》、宋旭的《五岳圖卷》、鄒典的《金陵勝景圖卷》均為明代原裝裱包首，以各種方、圓、三角、菱形、六角等幾何形的構圖為骨架，以藍灰、湖色、朱黃、淺紫、駝灰為底色，穩(wěn)重素雅，突出了主花與賓花。

至清康熙年間，有織錦藝人于無意中搜集到宋裱《淳化閣帖》十冊，揭得宋錦花樣20余種，研究紡織，使清錦繁華如宋，而清手卷包首的用錦也登峰造極。至乾隆時期，蘇州織造專為清宮書畫手卷特制的“包首錦”，顏色瑰麗、圖案豐富、寓意吉祥，且精巧無比，用料更加豐富與華貴。

例如，清乾隆御筆《中秋帖子詞卷》，共計十卷，裝潢歷時數(shù)年，最終裝裱成一套，每卷的形制尺寸一致，包首與題簽均為緙絲，但每卷圖案紋飾復雜各不相同，設色清雅別致，十分精美。

緙絲采用“通經(jīng)斷尾”的織法，而不同于一般織錦的“通徑通緯”，常有“一寸緙絲一寸金”和“織中之圣”的盛名。緙絲是以生蠶絲為經(jīng)線、彩色熟絲為緯線，采用通經(jīng)回緯的方法織成的平紋織物。緯絲按照預先描繪的圖案布置，各色緯絲僅于圖案花紋需要處與經(jīng)絲交織，并不貫通全幅，用多把小梭子按圖案色彩分別挖織，使織物上的花紋與素地、色與色之間呈現(xiàn)一些斷痕，類似刀刻的形象，這就是所謂“通經(jīng)斷緯”的織法。如董邦達的《南巡舟行詩意圖》柿紅納紗五彩祥云天鹿紋緙絲包首、《乾隆御筆仿李迪雞雛待飼圖并題什卷》明黃緙絲金龍五彩云紋包首，都是清宮內府的定制緙絲包首。

清乾隆時期，蘇州織造專為清宮書畫手卷特制的“包首錦”，不僅有價值極高的緙絲包首，還有精美的金錦和普通錦包首，例如乾隆的《御筆千尺雪圖》葡灰錦群地三多（佛手、石榴、菊花）紋織金錦包首，制造技術復雜，花樣繁多，達到手卷包首的頂峰；丁關鵬模顧愷之的《斲琴圖卷》，紫地瑞花重錦包首；方宗仿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卷》，綠地萬壽方格紋錦包首；乾隆御臨宋人的《西園雅集圖卷》，米色地曲水松竹梅錦包首；揚大章仿宋徽宗的《柳鴉蘆雁圖卷》，綠地夔龍蜂窩紋錦包首；乾隆御筆《挑菜圖軸》，藏青地連錢紋天華錦包首；董邦達的《南巡詩意圖卷》包首。

明清玉別子、玉軸頭彰顯皇家審美

南朝宋泰始年間的虞和著有《論書表》，其中有記載：“凡書雖同一卷，有優(yōu)劣，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虞和站在欣賞者的角度做出好、中、次的區(qū)分，按照卷軸的材質和內容的優(yōu)劣安排不同的軸頭和軸桿。

另有史料記載，當時在卷軸上有“犀牛角、髹漆、沉香木、琉璃、黃金、白玉、檀木、珊瑚”等材質。有記載的如“二王縑素書珊瑚軸”“紙書金軸、玳瑁軸、旃檀軸”“金題玉躞織成帶”，這些記載證明王羲之父子的雙絲細卷的長卷，用檀木做地桿，珊瑚或者玳瑁做軸頭，用尾紙卷起來，用金色題寫在卷首上，用玉石做軸頭。

從明代開始，平軸片代替了前幾朝慣用的小軸頭，紙桿代替了木質尾桿，手卷玉別子等裝飾物的應用更加普遍與精美。

明清玉別子的材質優(yōu)良，具有高超的蹍琢工藝技術，做工精巧且趣味性強。尤其是到清代乾隆時期，由于開采條件的改善，采集到的優(yōu)質白玉、羊脂玉數(shù)量之多超過之前任何一個時期，而琢玉技術也達到中國玉器發(fā)展史上的高峰。所以這一時期的手卷玉別子、玉軸片不僅用料上乘，很多大尺幅的立軸也開始用玉軸頭，例如清乾隆《一發(fā)雙鹿圖軸》。

中  張照《臨王獻之帖卷》玉別子

右  唐寅《自書詞曲卷》骨別子

清代內府用玉嚴謹，一絲不茍，玉別子玉片用料有青玉、白玉、羊脂玉、翡翠、象牙、犀牛角。而清代手卷的軸頭均為玉片，多為平頭，但乾隆時期內府的個別手卷仍然保留了古代出軸頭的形式，例如：乾隆御筆《游戲黃庭卷》（此卷為宋藏經(jīng)紙本，出軸頭），古玉軸頭四周還包了銅鍍金護片，乾隆以正楷書黃庭經(jīng)并設色繪圖，自提中稱用“蘇（軾）書，李（公麟）畫，倪（瓚）筆，張（羽）意”，書法和繪畫均力圖宋元，在裝裱上也刻意模仿古人，裝潢形式與內容高度統(tǒng)一。

隋唐時期有“金題玉躞”之說，金題壓頭是包首上的簽條，玉躞就是手卷用的軸心，用玉來點綴書畫典雅別致。而清宮內府的手卷不僅包首精美，玉別子更是美輪美奐，讓人愛不釋手。

中  仇英《蘭亭修褉圖卷》玉別子

右 《福臨行書蘇軾武侯廟記卷》玉別子

玉別子用料華貴，雕刻工藝復雜，彰顯皇家審美和氣質，如清《福臨行書蘇軾武侯廟記語卷》的青玉云頭刻八寶紋樣，張照的《臨王獻之帖卷》如意頭柳葉形，仇英的《蘭亭修褉圖卷》的青玉竹節(jié)雕梅花骨形，唐寅的《自書詞曲卷》象牙“U”形別子，還有常見的籽玉橢圓形的玉別子。每一枚玉別子均按照手卷粗細、高度量身定制，它們的大小和內弧形的角度都各有不同，并且大多數(shù)玉別子內弧用陰文雕刻手卷的名稱、收藏地點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