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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名畫中看全球化:17世紀的荷蘭小城與上海有多像
在2007年面世的《維米爾的帽子》中,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大膽嘗試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歷史寫法:通過荷蘭畫家維米爾及同時代其他藝術(shù)家的7幅作品,窺視17世紀跨越歐洲、亞洲、美洲、非洲的人員與器物流動,勾勒出一張與當今世界遙相呼應(yīng)的全球網(wǎng)絡(luò)。維米爾畫中寧靜的生活場景打開了一扇連接東西與古今的大門。結(jié)合個人敘述、藝術(shù)鑒賞與史學研究,17世紀的荷蘭小城代爾夫特與明代上海奇異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共同存在于一個觸角往外延伸到全球各地的世界中。
《維米爾的帽子》,理想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版,卜正民著,黃中憲譯
二十歲那年夏天,我在阿姆斯特丹買了輛腳踏車,往西南騎過荷蘭,展開從亞德里亞海濱的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到蘇格蘭本尼維斯山(Ben Nevis)這趟旅程的最后一段行程。第二天,我騎在荷蘭鄉(xiāng)間,時近傍晚,天色開始變暗,從北海飄來的毛毛雨,把路面變得又濕又滑。一輛卡車擦身而過,把我逼到路邊,我一個不穩(wěn),連人帶車跌到爛泥里。我沒受傷,但渾身又濕又臟,擋泥板也給撞彎了,必須拉直。在外流浪,總會碰上壞天氣,我通常躲到橋下,但那時無橋可以棲身,于是我找上最近一戶人家,敲門請求避雨。奧茨胡恩太太早就從家中前窗目睹我摔車——我猜她有許多漫漫午后是在前窗邊度過的——因此,她開門露出一道縫,往外打量我時,我絲毫不覺驚訝。她遲疑了一會兒,然后甩開疑慮,把門大大打開,讓這個又濕又臟的狼狽加拿大青年進到屋里。
我想要的只是站著避一陣子雨,打理好精神就出發(fā),但她不同意,反倒讓我洗了熱水澡,請我吃了一頓晚餐,留我住一晚,還硬塞給我?guī)讟铀压收煞虻臇|西,包括一件防水外套。隔天早上,明亮的陽光灑在廚房餐桌上,她請我吃了一頓我這輩子吃過最美味的早餐,然后赧然輕笑,說起她兒子若知道她留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在家里過夜,而且還是個男人,會有多生氣。吃完早餐,她給我當?shù)鼐包c的明信片當紀念,建議我去其中幾個地方逛逛再上路。那個星期天早晨,陽光耀眼,我又不趕行程,索性照她的建議,出去隨便走走看看。我沒想到,就那隨意的一游,我與她所在的城鎮(zhèn)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她給了我代爾夫特(Delft)。
“一座最賞心悅目的城鎮(zhèn),每條街上都有好幾座橋和一條河”,以日記聞名于世的倫敦人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在1660年5月走訪代爾夫特時,如此描述這城鎮(zhèn)。他的描述與我所見絲毫無差,因為代爾夫特大體上仍維持17世紀時的模樣。那天早上,狀如15、16世紀西班牙大帆船的云朵,從西北邊十幾公里外的北海急涌而來,將斑駁云影灑在狹橋,以及大卵石鋪成的街道上,陽光映射在運河的河面,把屋宇的磚徹正立面照得亮晃晃的。意大利人以打入潮灘的木樁為基礎(chǔ),建造出規(guī)模更為宏大的海上運河城市——威尼斯。荷蘭人所建的代爾夫特則與此不同,它位在海平面之下。代爾夫特以堤防擋住北海,開鑿有閘水道,排干沿海沼地。這段歷史就保留在代爾夫特這個字里頭,因為荷蘭語的delven,意為“挖鑿”。貫穿代爾夫特西城區(qū)的主運河,如今仍叫奧德代爾夫特(Oude Delft),意為“舊的有閘水道”。
從代爾夫特的兩座大型教堂,特別能看出17世紀的歷史面貌。位在大市場廣場(Great Market Square)的是新教堂,興建時間比奧德代爾夫特運河邊的舊教堂晚了兩世紀,因此而得名。這兩座宏大建筑建造、裝飾之時(舊教堂是13世紀,新教堂15世紀)當然屬于天主教堂,但今天已不是如此。陽光從透明玻璃窗射進來,照亮教堂內(nèi)部,抹掉了那段早期歷史,只呈現(xiàn)之后所發(fā)生的事情:禁絕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風(包括在1560年代拆掉教堂的彩繪玻璃)、將教堂改造成近乎世俗崇拜形式的新教集會所。當時的荷蘭人為了擺脫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的統(tǒng)治,多方抗爭,而禁絕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風就是其中之一。兩座教堂的地面大體是17世紀的古跡,因為上面布有銘文,用以標示17世紀代爾夫特有錢市民墳墓的所在。當時的人希望埋骨之處離圣所愈近愈好,而埋在教堂底下又比埋在教堂旁邊好。歷來有無數(shù)畫作描繪這兩座教堂的內(nèi)部,其中有許多幅畫里可見一塊抬起的鋪砌石,偶爾甚至可以看到正在干活的挖墓工,以及正忙著自己的事的人(和狗)。教堂保留了每戶人家埋葬地點的紀錄簿,但大部分墳墓沒有刻上墓志銘。只有負擔得起立碑費用的人,才會刻上自己的名字和一生行誼。
維米爾畫作《倒牛奶的傭人》,1685年作,現(xiàn)藏于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美術(shù)館。
在舊教堂里,我碰巧看到一塊刻有約翰內(nèi)斯·維米爾1632-1675的石頭,每個字刻得工整而樸實。幾天前,我才在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欣賞過維米爾的畫作,想不到竟會無意中在這里碰上這位藝術(shù)家的最后遺物。我對代爾夫特或維米爾與代爾夫特的關(guān)系一無所知。但突然間,他就出現(xiàn)在我面前,等著我打量。
許多年后,我得知那塊石頭并非他死時就鋪在墓上。當時,維米爾還算不上是大人物,沒資格擁有刻了銘文的墓碑。他只是個畫家而已,某個還不錯的行業(yè)里的一名工匠。沒錯,維米爾是圣路加手工藝人工會的領(lǐng)導之一,而且在該鎮(zhèn)的民兵組織里位居高位——但他的鄰居里,還有約八十個人擁有同樣的高位。他死時一貧如洗,即使他死時有錢,那也不足以讓他有資格享有銘文墓碑的殊榮。一直要到19世紀,收藏家和博物館館長才把維米爾幽微縹緲、難以捉摸的畫作視為大師之作。如今所見的那塊石碑是到了20世紀才擺上,好讓許多知道他埋骨之處而特意前來憑吊的人——不像我是不知他埋骨處而無意間碰上——能一償所愿。但是那塊石板所在的位置,其實并非維米爾真正埋葬之處,因為1921年大火之后,教堂重建,所有鋪砌的石頭全被拆掉再重鋪。今人所知的,就只是他的遺骸埋在那教堂底下某處而已。
維米爾在代爾夫特生活的痕跡,除了埋骨處之外,其余皆已不存。今人知道他在大市場廣場附近他父親的客棧長大。長大后,大部分歲月在舊長堤上他岳母瑪麗亞·廷斯(Maria Thins)家度過。在岳母家一樓,圍繞他的子女愈來愈多;在二樓,他畫了大部分的畫作。最后,四十三歲時,債臺高筑、靈感枯竭的他,在岳母家猝然逝去。那棟房子在19世紀被拆掉。與維米爾在代爾夫特生活有關(guān)的具體東西,無一留存。
欲一窺維米爾的世界,只有透過他的畫作,但是在代爾夫特,這也不可能。存世的三十五幅畫作中(另有一幅原收藏于波士頓的伊莎貝拉·斯圖爾特·加德納博物館,但是在1990年失竊,至今下落不明),沒有一幅留在代爾夫特。那些畫作全在他死后賣掉,或運到別處拍賣,如今散落在從曼哈頓到柏林的十七座美術(shù)館里。離代爾夫特最近的三幅畫作,在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shù)館。這三幅畫離代爾夫特不遠——17世紀時搭內(nèi)河平底船到海牙,要花四個小時,如今搭火車只消十分鐘——但終究不在他畫那些畫的所在地。要看維米爾的畫,就要到代爾夫特以外的地方。在代爾夫特,就要斷了親眼目睹維米爾畫作的念頭。
維米爾畫作《代爾夫特景色》,1660-1661年作,現(xiàn)藏于荷蘭海牙莫瑞修斯博物館。
維米爾的繪畫生涯為何發(fā)跡自代爾夫特,而非別的地方,理由多不勝數(shù),從當?shù)氐睦L畫傳統(tǒng)到代爾夫特天然光影特色都是。但那些理由并不足以讓人斷定,維米爾若是住在荷蘭其他地方,就畫不出那么出色的畫作。環(huán)境很重要,但無法解釋所有的現(xiàn)象。同樣,我可以提出許多理由,說明17世紀人類生活的跨文化轉(zhuǎn)變這一全球史為何一定得從代爾夫特開始談起,但那些理由并無法讓人相信,代爾夫特是唯一一個應(yīng)該作為起點的地方。事實上,那里所發(fā)生的事,除去可能改變了藝術(shù)史的進程之外,沒有一個改變了歷史的進程,而我也無意在這之外另發(fā)高論。我從代爾夫特開始談起,純粹是因為我碰巧在那里摔車,因為碰巧維米爾曾住在那里,因為我碰巧欣賞他的畫作。只要代爾夫特不擋住我們遠眺17世紀的世界,根據(jù)這些理由選擇該地作為審視17世紀之地,自然也無不可。
假設(shè)選擇別的地方作為講述這段故事的起點,結(jié)果又會如何呢?譬如說,選擇上海。因為第一次走訪代爾夫特又過了幾年之后我去了上海,而因為那趟上海之行,我成為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事實上,那同樣無悖于這本書的構(gòu)想,因為歐洲和中國正是我在書中所描述互連磁場的兩極。若是選上海而棄代爾夫特,我所要講述的故事會有多大的改變?有可能改變不大。如果撇開顯而易見的差異,尋找那兩地的相似之處,上海其實和代爾夫特很相似。上海一如代爾夫特,建在原為海水所覆蓋的土地上,而且倚賴有閘水道排干上海所在的沼澤地(“上?!币部山鉃椤熬雍I现蟆保鋵嵤恰吧虾F帧钡暮喎Q,意為“靠近河流源頭的有閘水道”)。上海同樣曾有城墻環(huán)繞(但只在16世紀中葉時修筑城墻,以防倭寇入侵)。上海本來有縱橫交錯的運河和橋梁,而且本來也有水路直通海上。新開墾的土地催生出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上海成為經(jīng)濟的交易中心,并與周邊鄉(xiāng)間的商品生產(chǎn)的手工網(wǎng)絡(luò)緊密相連(當時是棉織品)。代爾夫特有城市中產(chǎn)階級,他們成為維米爾筆下的人物,雇請維米爾作畫,但上海沒有這樣的居民,文化、藝術(shù)的發(fā)展大概也大不如代爾夫特。但上海的富裕人家常贊助藝術(shù),這和代爾夫特富商的行徑似乎頗為相似。更驚人的巧合乃是上海是董其昌的出生地。董其昌是當時最出色的畫家和書法家,改造了傳統(tǒng)繪畫手法,為近代中國藝術(shù)奠下基礎(chǔ)。稱董其昌是中國的維米爾,或稱維米爾是荷蘭的董其昌,都毫無道理,但兩人之間的相似處太過耐人尋味,無法略而不談。
講到代爾夫特與上海之間的差異,你或許會覺得兩地的相似只是表面。首先是規(guī)模上的差異:17世紀中葉時代爾夫特只有兩萬五千人,位居荷蘭第六大城市,至于上海,在1640年代饑荒、動亂之前,城居人口比代爾夫特多了一倍有余,鄉(xiāng)村人口則達五十萬。更重要的差異在于政治背景:代爾夫特是擺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統(tǒng)治后,新興共和國的重要基地,而上海則是明、清帝國牢牢掌控下的地方政府所在地。從規(guī)范其與外界互動的國家政策來看,代爾夫特、上海也必然涇渭分明。荷蘭政府積極建構(gòu)遍及全球的貿(mào)易網(wǎng),中國政府則是在與外國人接觸、通商方面忽禁忽開,政策搖擺不定(禁止通商的政策在當時中國內(nèi)部引發(fā)激烈爭辯)。這些差異都不小,但我并不覺得重要,因為它們對我的目的影響不大。我寫此書的目的是去呈現(xiàn)一個更大的整體,一個人類正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建構(gòu)聯(lián)系和交換網(wǎng)絡(luò)的世界,而上海、代爾夫特都是這個整體的一部分。不管是從其中哪個開始談,故事在大體上都沒有什么兩樣。
選代爾夫特而棄上海,與前者還留存古代的氛圍有關(guān)。我在代爾夫特摔車,一腳跨進17世紀的氛圍,但若在上海摔車,就不會有這種際遇了。在豫園周邊的小街上,還殘存些許明朝風韻。豫園坐落在舊城的中心,乃是園主為了侍奉告老還鄉(xiāng)的父親,在16世紀末建成的。后來,以豫園為核心,興起一個小型的公共集會區(qū),居民在此從事多種活動,包括藝術(shù)家到此掛出畫軸售賣。但在接下來幾百年里,這一帶蓋滿了房子,如今已少有遺跡可讓人一窺明朝時該地的風貌了。
但我以代爾夫特而非上海作為我故事的開端,還有一個特殊理由:維米爾留下了一批描繪代爾夫特風土人物的出色畫作,而董其昌則未留下這樣一批描繪上海的畫作。一等到經(jīng)濟能力足以搬到縣城去住,董其昌就離開上海。維米爾則待在老家,畫下他周遭所見。瀏覽他的油畫,我們似乎進入栩栩如生的真人世界,在他們周圍環(huán)繞著充滿家庭氛圍的事物。他畫中的謎一樣的人物,帶著我們永遠無法知曉的秘密,因為那是他們的世界,而不是我們的世界。但是他呈現(xiàn)那些人物的手法,似乎讓觀者覺得自己進入溫馨的私密空間。但那全是“似乎”。維米爾的繪畫手法太高明,高明到能欺騙觀者的眼睛,讓他們以為油畫只是個窗戶,透過那窗戶可以直接窺見他畫得仿若真實的地方。法國人稱這種繪畫上的欺騙手法為錯視畫法(trompe l‘oeil),意為“欺騙眼睛”。就維米爾來說,那些地方的確是真有其地,但可能和他筆下所呈現(xiàn)的差距頗大。維米爾畢竟不是攝影師,而是個錯覺畫家,運用錯覺藝術(shù)手法將觀者帶進他的世界,帶進17世紀中葉代爾夫特某個資產(chǎn)階級人家的世界。但即使真實的代爾夫特與他筆下有頗大差距,他的寫真畫作還是逼真到足以讓我們進入那個世界,思索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東西。
在本書中,我們會根據(jù)維米爾的五幅畫作,還有與他同時代的代爾夫特同鄉(xiāng)亨德里克·范·德·布赫(Hendrik van der Burch)的一幅油畫、某個代爾夫特瓷盤上的裝飾畫,尋找代爾夫特人生活的蛛絲馬跡。我挑上這七幅畫,不只是因為畫中所呈現(xiàn)的內(nèi)容,還因為畫中小地方隱藏了指向更雄渾歷史力量的線索。搜尋那些小地方,我們會發(fā)現(xiàn)與畫中未充分表明的主題、未真正畫出的地方相關(guān)聯(lián)的潛在線索。那些小地方所透露的關(guān)聯(lián),只是間接表明的關(guān)聯(lián),但那些關(guān)聯(lián)確實存在。
如果那些關(guān)聯(lián)難以察覺,那是因為在那個時代之前,還沒有那些。與其說17世紀是第一次接觸的時代,不如說是第二次接觸的時代來得貼切,因為那時候,初次相遇的地點正漸漸轉(zhuǎn)變成一再見面的場所。那時候,人們經(jīng)常來往異地,并且攜帶行李同行——這意味著有事物落腳在制造地以外的地方,以新事物的姿態(tài)首次出現(xiàn)在那些新地方。不久之后,商業(yè)活動取而代之。移動于兩地之間,不再是那些偶然的旅人,而是為流通、販賣而生產(chǎn)的貨物,而荷蘭正是那些新貨物的集散地之一。在阿姆斯特丹——新貨物的匯集焦點——它們引來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的注意。笛卡兒因為見解不見容于當?shù)?,不得不離開信仰天主教的法國,在尼德蘭度過漫長的流亡生涯。1631年,在流亡期間,他稱阿姆斯特丹是“貨物無奇不有”之地。他問道:“要找到世人所可能希冀的各種貨物和珍奇物品,這世上還有哪個地方比這座城市更能讓人如愿嗎?”要找到“世人所可能希冀的各種貨物和珍奇物品”,當時的阿姆斯特丹的確是絕佳地方,至于原因呢,在接下來的內(nèi)容中,自會明了。那些東西流往代爾夫特的數(shù)量較少,但還是有一些。有一些甚至落腳在維米爾所住的岳母瑪麗亞·廷斯家里,這從維米爾的妻子卡塔莉娜·博爾涅斯(Catharina Bolnes)在維米爾死后為申請破產(chǎn)所擬出的財產(chǎn)清單就可看出。維米爾還沒富裕到擁有許多好東西,但從他所得到的東西,可約略看出他在當時的地位。而要在哪里看到那些東西用于實際生活呢?就在他的畫里。
為了讓本書所要講述的故事不致枯燥,我要請大家仔細來看畫,說得更精確些,來看畫中的物品。這方法要有效,大家要暫時放掉某些既有的賞畫習慣,尤其是最常見的習慣——喜歡將畫作視為直接窺探另一時空的窗口。將維米爾的畫視為17世紀代爾夫特社會生活的傳形寫真,乃是迷人的錯覺。繪畫不是像照片那樣咔嚓一聲“拍下”,而是在小心而緩慢的過程中“造出”,而且它所呈現(xiàn)的與其說是客觀真實,不如說是想象中的特定情境。這個習慣心態(tài)會影響人如何看待畫中的事物。把畫看成窗口,就會把畫中的東西看成二維的細節(jié),而且那些細節(jié)不是表明過去不同于我們今日的印象,就是表明過去和我們所知的過去一模一樣——在此,又把畫當成拍下的照片一般??吹揭恢?7世紀的高腳杯,我們想:那是17世紀高腳杯的模樣,長得可真像/真不像(兩者擇一)今天的高腳杯。我們往往不會去思索:高腳杯在那里做什么用?誰制造的?來自哪里?為什么畫家將它,而不是別的東西——比如茶杯或玻璃罐——放入畫中?
本書鎖定七幅畫來探討,我希望大家定睛細看每一幅作品時,都只思索這些問題。大家還是能享有賞畫的樂趣,但我還希望大家深入畫中,仔細觀察畫中的細節(jié),從中找出該畫繪于何時、何地的跡象。那些跡象大部分是在不知不覺中被畫進里頭的。我們的任務(wù)就是找出那些跡象,以便利用畫作,不只了解畫的故事,還了解我們的故事。藝評家詹姆斯·埃爾金斯(James Elkins)說過,繪畫是必須破解的謎。我們覺得必須破解那道謎,以化解我們對自己所處世界的迷惑,減輕我們對于自己為何會置身如此世界的不確定感。我使用這七幅荷蘭畫作的用意,就在于此。
如果把那些畫中的東西視為供人開啟的門,而非窗口后的道具。那么我們會發(fā)覺自己置身在通道上,循著通道將對17世紀的面貌有所發(fā)現(xiàn),而那些發(fā)現(xiàn)是畫作本身都未認知,畫家自己大概也不知曉的。在那些門后面,有意想不到的走廊和忽隱忽現(xiàn)的偏僻小徑,而我們叫人困惑的現(xiàn)在與一點也不簡單的過去,則透過那些走廊和小徑得以連接貫通,這連接的程度絕非我們能夠想象,而方式也會叫我們驚訝。檢視這些畫中的每樣東西,從中將看到17世紀代爾夫特的復雜過去,而如果有一個主題曲折貫穿那復雜的過去,那就是代爾夫特并不孤立。它存在于一個觸角往外延伸到全球各地的世界中。
卜正民(Timothy Brook),哈佛大學哲學博士,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2015—2016年度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會長。曾任多倫多、斯坦福、牛津等大學歷史學教授,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圣約翰學院院長。主要研究明代社會和文化史、中國近代史、全球史,并擔任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歷史》主編。2005年獲加拿大歷史協(xié)會頒發(fā)的歷史學獎項弗朗索瓦?澤維爾?加諾獎?wù)拢?006年獲頒古根海姆學術(shù)獎。代表著作有《縱樂的困惑》《維米爾的帽子》《為權(quán)力祈禱》《秩序的淪陷》《塞爾登的中國地圖》等。
編輯:楊嵐
關(guān)鍵詞:米爾 上海 畫作 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