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夏，朱光潛從香港大學教育系畢業(yè)，受聘于上海中國公學中學部，次年受江浙戰(zhàn)爭波及轉到浙江上虞春暉中學任教。1925年3月，他與因風潮一同離開春暉的匡互生、劉薰宇、夏丏尊、豐子愷等人在上海創(chuàng)建立達學會，開辦立達中學，當年秋又考取官費赴英國留學。從1926年11月到1928年3月，他在夏丏尊主編的立達同人刊物《一般》上連載《給一個中學生的十二封信》，署名朱孟實。這組信寫于北伐大革命前后風云激蕩、思潮涌動之際，成長中的青年身臨劇變，不免苦悶彷徨。朱光潛以過來人的經(jīng)驗閱歷，熱情的筆觸，就諸多人生現(xiàn)實問題給出了回答，對讀書治學的門徑也有詳盡切實的指點。朱光潛在中國公學教過的學生奚今吾1926年轉到立達學園就讀，1927年赴法國留學。與她同期赴法深造，后與朱光潛同校任教多年的陳占元曾憶及，奚今吾就是這些信最初的收信人（《重訪巴黎》，《陳占元晚年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348頁）。而“十二封信”題目的靈感或許源自1924年《學生雜志》連載的《給一個青年的十二封信——討論戀愛和健康》，原為英國作家Walter M. Gallichan的Letters to a Young Man on Love and Health，中譯者陳镈?！秾W生雜志》系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的著名期刊，朱光潛1923年也曾在該刊發(fā)表文章。

1926年8月，被商務印書館解職的章錫琛在上海寶山路住宅掛出開明書店的招牌，二弟章錫珊也辭去在商務的工作入伙。章氏兄弟合開的書店初期資本僅五千元，編輯工作由趙景深一人擔當，索非負責印刷出版。1926年9月創(chuàng)刊的《一般》即是開明最初出版的兩本刊物之一。1929年3月，開明將《一般》刊出的十二封信結集出版，并收入朱光潛另兩篇文章《無言之美》和《悼夏孟剛》作為附錄，書名改為《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下文簡稱《信》），由夏丏尊作序。序中將讀者對象擴大為所有中學程度的青年，認為《信》所談皆切中時弊，“實是作者遠從海外送給國內(nèi)青年的很好的禮物”。初版《信》的裝幀設計出自1927年到開明擔任美術音樂圖書編輯的錢君匋之手，書衣做成實寄封樣式，郵戳上為“十八年一月廿七日”，下為“十八年二月二日”，中間朱紅色套印，行草題寫書名，頗為別致。初版2000冊很快售罄，兩月即再版（民國時不區(qū)分版次和印次，下文所稱版次多指印次），印至5000冊。

1928年，開明書店集資五萬元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請邵力子出任董事長，章錫琛的老師杜海生任經(jīng)理，夏丏尊擔任編譯所長，門市部遷至報業(yè)出版業(yè)云集的望平街（山東路北段，福州路路口），并創(chuàng)辦了一本介紹出版信息、與讀者交流的刊物《開明》，由索非主編。同年，章錫琛鑒于中學國文課多從現(xiàn)有教科書中選取數(shù)篇講授，需另外油印講義，教師甚覺不便，便推出“活葉本文選”，可靈活采用單篇?；钊~本的版式特殊，排印繁瑣。早期開明沒有專門印刷機構，編好的書刊須外請印刷所排印，無法保證效率。1929年8月，《開明》就因印刷所業(yè)務繁忙被迫延期出刊。9月，承印《開明》的印刷所又發(fā)生火災（《開明》2卷2號、2卷3號編后記）。為應對困境，章錫琛妻弟吳仲鹽在虹口東熙華德路開辦美成印刷所，成為開明的專屬印刷工廠。

《信》前兩版的紙型正文共115頁，使用開明首創(chuàng)的新式“開明標點”，即將逗號句號等標點符號排在豎行文字的右下角，避免標點出現(xiàn)在行首，也可節(jié)約篇幅。標為1929年9月的第三版用這一紙型印刷了一部分，此外還用標點置于文字中間占一格的傳統(tǒng)方式重新排印了一個版本，正文變?yōu)?21頁。且重排的紙型有兩種裝訂方式，一是將夏序放在目錄前，不標頁碼，二是將目錄置于最前，序言標有羅馬數(shù)字的頁碼。《信》混亂的第三版正值開明更換印廠之時，不同紙型應是出自不同印刷所，實際出版時間可能晚于1929年9月。第三版也棄用了前兩版的裝幀，將書衣改為純藍色，封面只印有書名、作者、出版社三行宋體字。朱光潛在《信》卷首引用羅伯特·勃朗寧“One Word More”詩中一句作為題記，跋文《“再說一句話”》開篇解釋了這句詩的用意。但初版和再版的卷首并未印上詩句，到第三版才增入這一頁。

1930年2月第四版后，《信》恢復115頁的初版紙型，書衣仍是樸素的藍色，版權頁的發(fā)行所改成了四馬路（福州路）的新店址。不滿一年即重印至四版，可見《信》之暢銷程度?！堕_明》上也陸續(xù)登出十余位讀者對

《信》的熱烈反響和高度評價（《開明》2卷1號、2卷2號、2卷5號）。1931年，中學畢業(yè)后回到鄉(xiāng)下老家的莫志恒用《讀〈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文（后收入《一九三二年中學生文藝》，署名芷痕）報名投考開明書店，后通過選拔，進入開明出版部工作，并開始學習裝幀設計（莫志恒《章錫琛老師是我做出版工作的帶路人》，《紹興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輯》，1991年版）。在莫志恒看來，《信》對于“九一八”事變后的中國青年“‘究竟怎樣向前跑’及其他諸問題有了一個原則的指示”，“謝謝孟實先生，他將我從苦悶憂郁的深淵里救了出來。雖然我現(xiàn)在的生活，談不到如何快樂，但自己覺得，確實得了實益”。 

《一般》于1929年12月?？?，1930年1月開明推出《中學生》雜志，仍由夏丏尊主持，1931年葉圣陶離開商務加入開明后由葉圣陶主編。此時開明書店已明確了以中學教科書和青少年讀物為主的發(fā)展方向。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時，閘北、虹口一帶飽受炮火襲擊，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建筑損毀。閘北的商務印書館遭到日軍焚燒，員工解散，停業(yè)數(shù)月。美成印廠與時在虹口東百老匯路的開明總部也都受到戰(zhàn)火波及，被迫停業(yè)。不過事變后，章錫琛招攬多位富有經(jīng)驗的商務員工加盟，開明編輯隊伍壯大，為邁入一線大書店的行列進一步奠定了基礎。1932年開明復業(yè)后，推出“開明青年叢書”，定位為面向中學生的各學科普及讀物。同年，仍在歐洲留學的朱光潛撰成《談美》，部分章節(jié)在《中學生》連載后，12月由開明結集出版，收入“開明青年叢書”，題為《談美——給青年的第十三封信》，成為《信》的姊妹篇。這套叢書的書衣統(tǒng)一由莫志恒設計，使用灰色書面紙加雙色套印，封面圖案為間隔不等的豎線加以五角星點綴，用美術字題寫書名，左下角署有“志恒”。1933年5月，《信》出版第九版時也編入該叢書，更換為這一風格的封面，主色用橙紅色，題名用深藍色。

《信》初版定價為大洋四角五分，到1929年8月第五版時，在基價后標注“同行公議照碼加一”。1930年7月，書業(yè)公所等三團體合并成立上海市書業(yè)同業(yè)公會?！罢沾a加一”即售價增加一成（10%），是書業(yè)應對通貨膨脹的常用舉措。1931年1月第六版《信》仍印有“照碼加一”，但又將這行字貼紙覆蓋，紙條上印“改正實價大洋四角五分”。1934至1935年，滬上各書店競相打出“大廉價”廣告，出現(xiàn)了新文化書社和大達圖書供應社（即廣益書局）的“一折八扣”之類定價虛高，以極低折扣發(fā)售的書。開明也在打折潮流中作出調(diào)整，1935年11月《信》十三版時，封底加蓋印章，將定價四角五分改為售價四角。教育部于1936年4月發(fā)布訓令，規(guī)定門市所有書籍一律按定價出售，不得隨意打折或提價，原有折扣而定價較高的書應降低定價。上海書業(yè)同業(yè)公會據(jù)此制訂了《劃一圖書售價實施辦法》，對圖書定價和發(fā)售辦法等詳加規(guī)定，1936年7月起實行，違者將受處罰。1936年10月《信》十四版便直接印為“實價國幣四角”。面對全球銀價飆升導致國內(nèi)白銀大量外流、經(jīng)濟蕭條，國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宣布實行幣制改革，統(tǒng)一使用新發(fā)行的法幣（仍稱為國幣），廢除銀本位，禁止銀圓流通。由此，書的標價單位也從“大洋”改為“國幣”。

從1934年7月十一版起，《信》版權頁增加了“內(nèi)政部注冊執(zhí)照警字第一一六二號”字樣?！缎拧芬延?931年10月24日由內(nèi)政部核準注冊（1933年9月28日《國民政府公報》1247號），版權頁的修改系遵守國民黨當局1934年6月新頒布的《圖書雜志審查辦法》，即要求境內(nèi)圖書雜志付印前均須送審備案，已過審的書刊應將證號數(shù)印于封面底頁。此外，《信》前七版的版權頁均緊接扉頁，1931年12月第八版后，版權頁置于書末制成表格形式，上?？偘l(fā)行所和各地分發(fā)行所的地址更為詳細。1934年，杜海生辭去開明總經(jīng)理，由章錫琛接任。美成印廠和開明編譯所搬到了虹口梧州路一家寬敞的廠房中，發(fā)行所也從福州路85號遷至福州路278號。這些變遷都在《信》各版的版權頁上有所體現(xiàn)。

1937年“八一三”滬戰(zhàn)中，開明的總部、美成印廠的機器和庫存均被炮火摧毀，資產(chǎn)損失約八成，只有福州路的門市部得以幸免?！鞍艘蝗焙?，大批文化界人士轉移到武漢。開明原在漢口開有分店，章錫琛五弟章雪舟任經(jīng)理。章錫琛計劃將開明總部遷往武漢，但物資在運輸途中又遭到損失，武漢形勢也岌岌可危，無法立足，被迫返回上海。租界成為孤島后，開明將五間門面縮為一間，出版的新書劇減，以重印長銷書為主?！缎拧返脑埿蜌в趹?zhàn)火，最末一版為1937年5月十五版。1938年5月，開明重新排印發(fā)行了《信》，仍統(tǒng)計作第十五版，標為“普及本”。戰(zhàn)后上海民眾購買力下降，圖書銷路不暢。重排《信》的售價調(diào)低至三角。紙型正文為114頁，封面大體沿用豎線加星圖案，去掉了“志恒”的署名，主色改用黃色，書名請葉圣陶題簽。目錄中各封信前增加了序號，序言落款由“十八年元旦夏丏尊書于白馬湖平屋”改為“夏丏尊十八年元旦書于白馬湖平屋”。夏序中引用第十一封信的內(nèi)容，括號標明在第80頁，此系原版頁碼，重排后變成第79頁，卻未做相應修改。更扎眼的錯誤是第三封信“談靜”在目錄里被印為“談吃”?！办o”與“吃”字形相去甚遠，誤植而未能校出，或是緣于夏丏尊本人撰有一篇《談吃》。開明的編校工作素以嚴謹著稱，出現(xiàn)這樣的疏漏，可見戰(zhàn)時人手短缺，水準下降。這一紙型后陸續(xù)重印十余次，瑕疵一直沒有修正。

上海孤島時期發(fā)行的《信》，1940年9月出至十九版。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軍進入上海租界，以所售書刊含有抗日、共產(chǎn)等內(nèi)容為由查封包括開明在內(nèi)的八家書店，1942年2月方解封。淪陷后的開明不再出版新書，靠出售庫存書和存紙維持生計，1943年6月又與“商中世大”四家組成“中國聯(lián)合出版公司”，經(jīng)銷汪偽政權的“國定教科書”。

抗戰(zhàn)期間，開明員工除留守上海外，一部分人遠走內(nèi)地，原南京、漢口、廣州等淪陷區(qū)的分店也撤退到后方，繼續(xù)開展事業(yè)。1938年起，開明陸續(xù)在重慶、成都、昆明、桂林、貴陽等后方重要城市增設辦事處。當時上海與內(nèi)地的交通可由香港、越南海防到昆明，或經(jīng)廣州灣（湛江）運往桂林。武漢失守后，桂系軍閥治下的桂林成為大后

方的文化中心。桂林鐵路運輸便利，印刷條件也較好。1939年，章錫珊到桂林后，組織編委會，恢復出版開明的招牌刊物《中學生》。此后，開明上?？偟赀€將一批長銷書的紙型運往桂林，在后方用土紙重印。1941年5月，開明的協(xié)理范洗人帶領部分員工到桂林設立“駐外總辦事處”，重組董事會，由范洗人出任總經(jīng)理，并將各地辦事處改稱分店。1944年6月長沙淪陷，日軍旋即進攻衡陽，逼近廣西。桂林疏散后，開明總辦事處遷往重慶?！缎拧吩诤蠓桨l(fā)行的多種版本，也記錄著開明在抗戰(zhàn)期間的顛沛流離。

1941年8月，章雪舟主持的成都分店用1938年重排紙型印出了《信》的“成都第一版”，封面主色改為紅色。9月，陸聯(lián)棠任經(jīng)理的桂林分店推出《信》“桂一版”，封面仍用黃色，書名改用宋體字。1941年3月，重慶政府公布《省市圖書雜志審查處組織通則》，要求各省市成立圖書雜志審查處，受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指揮監(jiān)督。6月，原廣西省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正式改組為廣西省圖書雜志審查處?！缎拧贰肮鹨话妗钡姆獾准从∮小皬V西省圖書雜志審查處審查證書字第○○四號”的標記。這一版本1942年10月又重印為“桂二版”。戰(zhàn)前成立的開明長沙分店在1938年11月的“文夕大火”中毀滅，次年遷到衡陽重建，直至湘桂撤退。劉甫琴主管的衡陽分店也重印過一些開明的長銷書，《談美》曾于1942年6月發(fā)行“湘一版”，但《信》的湘版尚未發(fā)現(xiàn)。

1942年6月，范洗人等人議定成立開明編譯所成都辦事處，請葉圣陶擔任主任，組織出版新書。10月，成都分店重排《信》，由葉圣陶親自校對（《葉圣陶集》第20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80-81頁），12月出版。重排本仍稱為“成都第一版”，改用傳統(tǒng)式標點，訂正了此前的誤植，封面純藍色，僅有葉圣陶的題簽。此前內(nèi)地重印的《信》發(fā)行人均寫為章錫琛，這一版則以“代負發(fā)行責者”章雪舟名義出版。開明總辦事處遷往重慶后，還以范洗人名義發(fā)行過《信》，如1945年3月的“內(nèi)六版”，用的仍是1938年上海紙型，未使用成都重排版。

“內(nèi)×版”與“×一版”的命名似無規(guī)律。1941年9月，到江西建立分店的章錫琛長子章士敏在贛縣印出了《信》的“內(nèi)三版”，內(nèi)文紙型和封面均與“桂一版”相同。1945年，章士敏又在福建崇安建立開明東南辦事處。10月，東南辦事處以范洗人名義發(fā)行《信》的“東一版”，沿用1938年紙型，封面采用新題簽，尚不知何人所題。

1946年初，后方的開明書店復員回上海，仍由范洗人任總經(jīng)理。簡陋的土紙本在戰(zhàn)后退出市場，新書重用白報紙印刷?！缎拧坊氐缴虾５氖讉€版本于1946年7月發(fā)行，除版權頁外均與1938年版相同，版次統(tǒng)計為第二十六版。1948年8月，開明從“開明青年叢書”中選出五十種作為第一輯，以盒裝形式特價銷售（1948年8月18日《申報》廣告）。這五十冊統(tǒng)一更換為藍色邊框的封面重印，稱為“特一版”。朱光潛的三種作品《信》《談美》《談文學》也在其中。

抗戰(zhàn)期間《信》各版的定價不一，有的未標售價。第二十六版的定價與“內(nèi)六版”相同，為國幣一元一角。內(nèi)戰(zhàn)繼起，時局動蕩，物價飛漲，商家嚴重虧損，只得改按標價的若干倍數(shù)出售。1947年5月，開明把書價提高到原定價的3000倍，6月即漲到4500倍，10月又定為每月初調(diào)價（《葉圣陶集》第21卷，180頁、192頁、220頁）。當時白報紙尚須進口，由政府統(tǒng)一撥給外匯向外商訂購后，按定額分配給各家報業(yè)書業(yè)。配給紙?zhí)嶝洉r原按訂貨時的外匯官價結匯，因法幣不斷貶值而遠低于市價。1947年8月，外匯管理辦法和進出口貿(mào)易辦法改訂，購紙以市價匯率結匯，使書業(yè)成本大大提高，各家被迫壓縮用紙。外匯新政無法挽救外儲枯竭和法幣的崩潰，為應對惡性通脹，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起發(fā)行金圓券，收兌法幣和金銀外匯，凍結物價，規(guī)定法幣300萬元折合金圓一元。1948年11月重印的《信》第三十版定價因此改為“金圓三角三分”。金圓券出臺后迅速貶值，11月當局又發(fā)布修正辦法，取消限價，允許兌換金銀外幣。1949年3月，《信》發(fā)行卅二版時已不再使用金圓券標價，僅印“一元二角”，無貨幣單位。這一版重排了紙型，字號小而行距密，正文僅98頁，更正了目錄的錯誤。這也是《信》在民國上海留下的最后面貌。

1950年2月，開明書店主動申請公私合營，6月應要求將總管理處遷往北京，1953年與共青團中央主辦的青年出版社合并為中國青年出版社。歷經(jīng)二十余年浮沉的開明書店從此退場，出版過的書籍絕大部分停版，《信》也在其中。

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政府收復臺灣。新任臺灣公署教育處處長范壽康系范洗人之侄，曾任開明書店董事。開明復員不久，章錫琛離開上海，應范壽康之邀赴臺灣，管理教育處新接收的印刷廠。章錫琛在臺北新建了開明分店，由章士敏擔任經(jīng)理。后章錫琛與章士敏均返回上海，1948年5月，劉甫琴調(diào)往臺北分店任經(jīng)理。1950年12月，開明臺北分店改組為“臺灣開明書店”。1946年，索非也接受范壽康邀請來臺開辦書店，后辭職轉入臺灣開明。1949年后留在大陸的作者無法通過臺灣當局的審查，出版社翻印這類書籍時，通常隱去原作者或改為其他名字。1958年，臺灣開明重版了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談美》《談文學》和《我與文學及其他》四種曾在開明出版的作品，稱為“臺一版”，著作者均寫作“臺灣開明書店”，未出現(xiàn)朱光潛之名。《談美》原由朱自清作序，因朱自清已在1948年去世，其序言和姓名得以保留?！墩勎膶W》中朱光潛的自序和《我與文學及其他》葉圣陶所撰序言均被刪除，替換為新的“作者小言”和“小言”，實出自臺灣編者之手。編者甚至將《我與文學及其他》部分文章抽去，書名改為《詩論》（朱光潛原著《詩論》在正中書局出版，無開明版）。

《信》卻是朱光潛唯一一本曾在臺灣禁止發(fā)行的書。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信》在1954年11月由“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查禁，同時還禁有一個書名寫為《給青年十二封信》的翻印版。另有一種題為《寫給青年們的信》的翻版，從頁數(shù)來看似為《信》與朱光潛抗戰(zhàn)中撰寫的另一部談青年人生問題的《談修養(yǎng)》合刊，1966年被查禁。此外，臺北樂天出版社翻印《信》時，將作者改名朱潛，1973年也被禁售。四種版本遭禁的理由，均是莫須有的“為共宣傳”（“臺灣省政府”、臺北市政府、“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編印《查禁圖書目錄》，1977年10月，118頁、123頁）。1987年后，《信》方在臺解禁。

信》從1929年3月結集出版，至1936年7月已發(fā)行逾五萬冊，在開明書店的銷量名列前茅，為哲學類之冠（《開明書店開業(yè)十周年紀念特刊》，載1936年8月1日《申報》）。1947年底，朱光潛曾談到《信》：“于今快到二十年了，這部小冊子在我的十部左右的著作中還是銷路最好的，總共銷數(shù)大概已在二十萬冊以上了?！盵《作家及其作品特輯（二）》，載1947年12月25日《大公報》（上海版）]此書異常暢銷的一個因素是其篇目被選入多種教材，進一步擴大了知名度，在學生間一代代流傳不息。開明1928年起推出的“活葉本文選”便從其中選錄多篇，此后夏丏尊、葉圣陶等合編的《開明國文講義》（1934年）和《國文百八課》（1935—1938年）都選用了《信》的內(nèi)容。除開明自家外，“商中世大”四大書局出版的教科書也均有多種取材于《信》。1929年由中華書局朱文叔編選的《新中華國語與國文》（以“新國民圖書社”名義出版）第二、四、六冊分別從《信》中選取了三篇文章，成為《信》正式進入國文教科書的開端。朱劍芒編、世界書局1929年初版的《初中國文》第五冊，張弓編、大東書局1931年版《初中國文教本》第六冊及傅東華編、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國文》第三冊也都選有《信》的文章。國民黨官辦的正中書局推出的《初中國文》（葉楚傖主編，1934年初版）等其他出版社的教科書亦有采用。

《信》廣受歡迎，也帶動了一波用書信體對青年做出指導或宣傳的潮流，1930年代起陸續(xù)出現(xiàn)了一些同類作品，如舒新城《致青年書》（中華書局1931年初版）、夏瑞民《致青年》（文藝書局1931年）、周樂山《給青年的信》（北新書局1933年）、楊默石《給新青年的信》（南星書店1933年）、平心《生活與思想之路》（光明書局1937年）、貝爾《獻給年青的一群：給大時代青年的五十五封信》（亞星書店1940年）等。亦有仿照《談美》專講一個領域的，如賀玉波《致文

學青年》（樂華圖書公司1934年）、哲之《給初學哲學者的十二封信》（經(jīng)緯書局1941年）等。其中夏瑞民（本名顧其城）的《致青年》1936年曾改名《致青年——給青年的十三封信》重新包裝上市，作者署名改作“朱光潸”，封面設計也與《信》相近，故意混淆視聽。朱光潛發(fā)現(xiàn)后，撰文《朱光潛給朱光潸——為〈給青年的十三封信〉》（載1936年4月16日《申報》）予以揭露。另有一本1939年長風書店（即棠棣出版社）初版的《個人與社會——給青年的二十四封信》，1946年被改頭換面成《給青年二十四封信》，封面也仿照《信》，署朱光潛著。該書原署名林萍，系盜用茅盾、李石岑、孫本文、蕭一山、嚴景耀、胡愈之、潘梓年、平心等十多人的文章拼湊而成的偽書。

1947年朱光潛估計的二十萬冊銷量當是基于開明版的保守數(shù)字，大量盜版則無法統(tǒng)計?！缎拧芬幻媸斜愠闪吮I版書商的獵物，1929年5月的第二版被人以“上海三民書局”名義原樣翻印。第三版后更改封面的版本則遭到“愛麗書店”盜印，版權頁杜撰為“1931年6月四版”，甚至被誤編入朱光潛作品目錄（溫笑俐編《朱光潛著譯目錄》，《朱光潛美學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555頁）。兩家盜印者均為空頭招牌，在各上海出版機構名錄中無案可查。盜版也流向了上海之外，1932年5月，北平警方派員大規(guī)模搜查取締盜版書商，查獲的翻版書中便有《信》，屬“偽版書，紙質惡劣，印刷不良”（《各種被翻書籍一覽表》，載《中國新書月報》2卷4-5號）。1933年2月，察哈爾省城張家口一間書店內(nèi)也曾被查抄出《信》的盜版（《張家口查獲翻版書情形》，載1933年2月21日《申報》）。

除原樣翻印的以外，《信》在東北還出現(xiàn)過一個特殊的盜版。這一版本襲用1938年葉圣陶題簽的黃色封面，版權頁信息標注詳盡，為“康德十年（1943年）八月十日”在大連實業(yè)印書館印刷，“康德十年九月五日”由“奉天”（沈陽）東方書店發(fā)行，由總部在“新京”（長春）的“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總批發(fā)，編輯人朱楠秋，發(fā)行人何一鳴。此版（下稱“康德版”）使用傳統(tǒng)式標點排印，正文112頁，雖與原書篇幅相近，內(nèi)容卻縮水不少，文字經(jīng)過精心篡改，從中可窺見偽“滿洲國”出版審查的標準和操作手法。

“康德版”刪掉了卷首的夏丏尊序言，十二封信中僅有第二信和第七信，以及附錄一《無言之美》不變，其余均有程度不等的刪改，有幾處甚至整頁刪除。前半部分刪改的尺度較嚴，后半部越發(fā)馬虎。刪改的一大目標是淡化“敵國”色彩?！缎拧范嗵幵龤W美國家的事例，如第一信提到“美國有一位文學家、科學家和革命家弗蘭克林”，被改為“外國有一位文學家科學家”；達爾文“幼時頗好文學和音樂”的事跡則全部刪除；作者“調(diào)查了英國幾個公共圖書館”一句中，“英國”二字被刪去。朱光潛在第一信里還列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歐美名著和自己喜愛的中外作品，標有英文原名的書目被整體移除，提到的中國古籍也未保留，少了整整兩頁。全書中，專名后所附的外文原名都是需刪除的對象。歐美人物如只寫名字，未提國籍，大都可以保留，但有一個滑稽的例外。第七信寫到許多西方大學者擅長多種學問，舉亞里斯多德、康德、歌德、斯密、羅素為例。其他幾位西方哲人的事跡均原封不動，“康德在大學里幾乎能擔任一切功課的教授”一句，“康德”則被突兀刪去，僅留下一個無主語的句子。1934年，偽“滿洲國”執(zhí)政溥儀改國號為“大滿洲帝國”，年號改為“康德”。在“康德皇帝”治下，“友國”的古人康德竟也成了忌諱。

以偽“滿洲國”的立場，日本和中國更是敏感詞，不提為妙。第六信寫到“日本民族是一個有生氣的民族，因他們中間有人能夠以嫌怨殺人，有人能夠為戀愛自殺。我們中國人隨在都講中庸，戀愛也只能達到溫湯熱”。前一句本屬正面評價，也遭刪除；后一句則被改為“我們國人……”全書指代本國的“中國”通常改作“我國”或被去掉。如第七信“現(xiàn)在中國社會還帶有科舉時代的資格迷……希望掇拾中國古色斑斑的東西去換博士”，前半句“中國”一詞被刪，后句改為“我國”。附錄二《悼夏孟剛》中，朱光潛曾任教的“吳淞中國公學”竟被更名“吳淞學?！?。但也有少數(shù)語境例外，如第七信“有一天，一個中國人一個印度人和一位美國人游歷”并未改，大約可視為與己無干的三個外國并列。

《信》寫于1920年代，緊承新文化運動的余音，以落后的社會和國民劣根性亟需改造為共識基礎，不乏憤激批判之語?！翱档掳妗敝?，對社會或某一群體做出尖銳批評的內(nèi)容均遭刪改。如第一信里“你不看見現(xiàn)在許多叉麻雀抽鴉片的官僚們、紳商們乃至于教員們，不大半由學生出身么？”被改為“你不看見現(xiàn)在許多放蕩無羈荒僻邪侈……”。第五信批判中國人和中國社會，號召打破偶像，莫在浮囂中沉淪等近兩頁內(nèi)容悉數(shù)被刪?！叭耸且环N賤動物，只好模仿因襲，不樂改革創(chuàng)造”被改為“人有一種惡習慣……”，“社會是專制的，是壓迫的”被改為“社會有極重的壓迫力”。如第三信寫到“街上有個乞丐，旁人見到他也許立刻發(fā)下宏愿，要打翻社會制度”，后半句變成了“要建設慈機關”?！兜肯拿蟿偂氛J為人生應采取“絕我不絕世”的態(tài)度，“我自己不幸而為奴隸，我所以不惜粉身碎骨，努力打破這個奴隸制度，為他人爭自由?！薄翱档掳妗眲t改寫為“我自己不幸而為屈服，我所以不惜粉身碎骨，努力打破這些，而為他人創(chuàng)造幸福”。

“康德版”刪改最大的是第四信“談中學生與社會運動”，題目被改成“談中學生與社會”，不僅刪得支離破碎，部分文字等于重寫。如以下一段：

中國人蜂子孵蛆的心理太重，只管煽動人“類我類我！”比方我喜歡談國事，就藐視你讀書；你歡喜讀書，就藐視我談國事。其實單面鑼鼓打不成鬧臺戲。要撐起中國場面，也要生旦凈丑角角俱全。我們對于鼓吹青年都拋開書本去談革命的人，固不敢贊同，而對于懸參與愛國運動為厲禁的學校也覺得未免矯枉過正。學校與社會絕緣，教育與生活絕緣，在學理上就說不通。若談事實，則這一代的青年，這一代的領袖，此時如果毫無準備，想將來理亂不問的書生一旦就變成措置咸宜的社會改造者，也是癡人妄想。固然，在秩序安寧的國家里，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用不著學生去干預政治?？墒窃谀壳爸袊?，又另有說法。民眾未覺醒，輿論未成立，教育界中人本良心主張去監(jiān)督政府，也并不算越職?？偠灾?，救國讀書都不可偏廢。蔡孑民先生說:“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兩句話是青年人最穩(wěn)妥的座右銘。

“康德版”改寫為更加中庸世故的立場：

我國人蜂子孵蛆的心理太重，只管煽動人“類我類我！”比方我歡喜作的事，就藐視你作的事，你歡喜作的事，就藐視我作的事。其實單面鑼鼓，打不響鬧臺戲，要撐起社會場面，也要生旦凈丑，角角齊全。所以我們對于鼓吹青年，希望他們都要加以謹慎，先將你自己學業(yè)護得相當把握，那時候再平穩(wěn)走向社會去亦還不遲，并且決不致于失敗的。但據(jù)一般人來說，什么學校與社會絕緣，教育與生活絕緣，在學理上就說不通。若談事實，必然在學生時代還用不著去顧慮到社會的一切，可是其究竟，也不真是越軌，亦是學生應蓄意的天職。

此信結尾兩段原作：

總而言之，到民間去！要到民間去，先要把學生架子丟開?！F(xiàn)在一般青年的心理大半都還沒有根本改變。學生們自成一種特殊階級，把社會看成待我改造的階級。這種學者的架子早已御人于千里之外，還談什么社會運動？你盡管說運動，社會卻不敢高攀，受你的運動。這不是近幾年的情形么？

老實說，社會已經(jīng)把你我們看成眼中釘了。這并非完全是社會的過處?，F(xiàn)在一般學生，有幾個人配談革命？……你也許說，任何團體都有少數(shù)敗類，不能讓全體替少數(shù)人負過。但是青年人都有過于自尊的幻覺，在你談愛國談革命以前，你總應該默誦幾聲“君子求諸己！”

“康德版”卻變成了：

總而言之，剛要邁到社會漩渦里的時候，先要把你學生時代的私生活和素常舉止動作的態(tài)度，得完全的改造一下子，并且更得先領略這處世的哲學，那才行呢！社會是須要人們自己去向著它的轉移方向作去，那時才能得到了生存和立足鞏固的根基。

老實說現(xiàn)在一般學生，有幾個人能談得到，革新社會和真實的認識社會的一切，他的失敗原因，還不是犯了青年都有過于自尊的幻覺，所以在你未踏入社會以前，總應該默誦幾聲“慎于從事”。

“康德版”外觀與原版近似，不易分辨。網(wǎng)上出售過一本1944年7月再版的“康德版”《信》，內(nèi)中寫有“浙江學校圖書館惠存”、“一九四七年初三女畢業(yè)班贈”字樣，可見此版已從東北流入其他地區(qū)，直到抗戰(zhàn)后仍有讀者上當。

朱光潛于1933年結束留學回國，到北京大學任教，活躍在京派文人圈，抗戰(zhàn)前夕曾卷入與左翼陣營的論爭。1941年加入國民黨后，他相繼當選三青團中央監(jiān)察委員和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1948年受到郭沫若、邵荃麟、蔡儀等人的集中批判。1949年后，從在《人民日報》發(fā)表《自我檢討》起，朱光潛步入了不斷被批判和自我否定的生涯，曾風靡全國、影響深遠的《信》，也成為他“毒害青年”的代表罪狀。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朱光潛對《信》做出了深入檢討，表示它“流露著買辦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標榜個人享樂主義和看戲的人生觀”?！拔乙亚嗄陚儚母锩\動中引誘出來，我的動機完全是反革命的?！盵《朱光潛在北京大學文學院師生大會上的檢討》，載1952年3月29日北京大學《三反快報》（鉛印版）第3期] 1962年，曾在開明書店任編輯的宋云彬撰寫回憶文章時，還將《信》舉為開明出版物的反面典型：“當時是一本暢銷書，現(xiàn)在看來，是頗有問題的。”（宋云彬《開明舊事》，《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一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62年版，29頁）

“文革”結束后，朱光潛恢復了政治地位，著譯陸續(xù)出版或重版。《信》也一度計劃重刊，最終被認為內(nèi)容過時，“領導上不贊成出”（1982年3月20日朱光潛致陳望衡，《朱光潛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606頁）。1986年，朱光潛病逝，沒能看到《信》再版。1987年，他家鄉(xiāng)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朱光潛全集》第一卷，將《信》收入其中，個別詞句有所改動。1988年，開明出版社在民進中央管理下成立，葉圣陶長子葉至善出任社長。開明出版社從1992年起推出“開明文庫”系列，將開明書店出過的著名新文藝書籍陸續(xù)重版。《談美》收入文庫第二輯，《信》收入1996年8月初版的第三輯，這也是1949年后《信》的首個單行本。2000年后，十余家出版社相繼重版《信》。這本曾在民國熱銷二十年不衰的《信》再度成為長銷書，滋養(yǎng)著新世紀青年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