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提出了“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概念，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chuàng)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根有魂，根植于中國文化土壤，有著其獨特的內在文化根基、時代價值，彰顯了中國政黨制度的民族性特征，體現著中國創(chuàng)造和中國智慧，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和而不同：體現“和合”精神的政黨關系與體制

中國的“多元一體”文化，體現的基本精神就是“和合”。無論是儒家“禮之用，和為貴”，還是法家“和乃生，不和不生”，抑或道家“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以及墨家“兼相愛，交相利”，都表述了“和合”文化的思想內涵。但“和合”不是調和，而是“和而不同”，強調對立統一，強調事物多樣性之間的兼容并蓄、融合與共存。《國語·鄭語》中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經孔子及歷代學者和思想家的完善，“和而不同”的內涵不斷發(fā)展和豐富，強調事物多樣性之間的結合、共存，并廣泛運用到社會實踐中，積淀成為構建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深厚政治文化土壤。

文化是制度之母，一切政治制度源于特定國家、民族和地區(qū)文化傳統的自然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傳承了這種“和合”文化觀，在共同的政治基礎之上，既有各民主黨派自覺接受共產黨的政治領導，長期共存、平等合作、民主協商的“和”，又有作為在法律面前平等獨立的各政黨互相監(jiān)督的“不同”，求大同、存小異。擁有共同準則、共同綱領、共同目標，共產黨在各政黨中處于領導地位，各參政黨既有一致性、又有差異性，既體現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一致性，又關注各方面、各階層群眾的價值取向與利益訴求，蘊涵著中華民族“和合”文化的精髓。

執(zhí)兩用中：契合中庸之道的政黨運行模式與機制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重中庸、崇賢德、貴合一、惡黨爭的民族文化心態(tài)。“中庸”即“用中”。“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認為，如果能做到中與和，便能生機勃勃。可見，中庸之道就是在過與不及之間選擇“中”，但并非絕對的中間點，而是“時中”，涵蓋執(zhí)兩用中、無過、無不及等思想。

政黨制度作為西方文化的產物，主要有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三種形式，而從已有的運行情況來看，三種形式要么“過”要么“不及”，中國歷史上民國初年完全仿效西方政黨制度的曇花一現便是其中一例。1949年后，中國既否定了西方的多黨制，也沒有采用蘇聯的一黨制，而是保留了民主黨派，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一黨制和多黨制為“兩端”，把一黨領導與多黨合作、一黨執(zhí)政與多黨參政結合起來，形成“一黨執(zhí)政，多黨參政”的運行模式，既避免缺少民主監(jiān)督機制、不能集思廣益的一黨制弊端，又杜絕兩黨或多黨的惡性競爭與相互攻訐，趨向于和諧、協調、適度的“時中”理想狀態(tài)。

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是對傳統民本思想的升華

源于《尚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和《春秋·谷梁傳》“民者，君之本也”的“民本”一詞，在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的發(fā)展中，內涵不斷發(fā)展和豐富。周以降，統治者從殷商滅亡中總結了“敬德”方能“保民”，奠定了中國發(fā)展民本思想的底色。從先秦孔子對“仁”的詮釋，到漢代崇尚“安民”“保民”之策、唐朝統治者“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認識、宋代否定“君權神授”，再到近代譚嗣同“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雖都承認人民的力量和作用，使民本思想逐漸進步，但實質都是建立在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基礎之上。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為本，以“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的崇高情懷取代了“立君為民”的“家天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對傳統民本思想的升華，它不僅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實踐中，也體現在政黨制度的體制機制之中。它拓寬了各黨派、各階層、各團體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保證了不同階層利益表達和政治訴求以及人民的參與、表達和監(jiān)督等多項權利。新型政黨制度所體現的“以人為本”，傳承創(chuàng)新了傳統民本思想，是在社會主義理論基礎上進行的升華，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今天，“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會商量”，已逐漸成為中國的社會共識。

新型政黨制度厚植于中國土壤、體現著中國文化精髓，是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既體現了民主本質，又彰顯了富有時代特點的民本理念。“和而不同”的政黨體制與關系、“交相利”的政黨關系以及中庸之道的運行機制與模式，為世界政黨制度提供了和合共贏、“時中”的政治文化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