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女友分手后，多次揚言跳樓，威脅公安機關(guān)幫其向女友索要補償，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日前，江蘇省泰州市姜堰區(qū)檢察院以涉嫌尋釁滋事罪依法對犯罪嫌疑人李育剛作出批準逮捕決定。據(jù)悉，2013年7月至2014年8月，李育剛先后虛構(gòu)“被拖欠工資”等事由，在江蘇、安徽、湖南等8個省份佯裝“跳樓”十余次。李育剛每次佯裝跳樓時，均自己撥打電話報警，隨后被成功“解救”。他通過這種手段騙取好心人的同情，先后獲得資助1萬余元。（8月14日《檢察日報》）

人的同一個行為，往往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解讀，并解讀出多個不同的意義。比如，一個討薪的農(nóng)民工威脅要跳樓，如果真跳了，那就是一次自殺事件；如果是想通過作出跳樓的樣子達到討要欠薪的目的，那就至少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跳樓行為引發(fā)圍觀涉嫌的擾亂公共秩序，一是導(dǎo)致他產(chǎn)生跳樓這一行為的欠薪問題。

欠薪問題，尤其是拖欠農(nóng)民工工資問題，是法律和政策都不允許的行為；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的“跳樓秀”，則是違法行為。前者可以通過協(xié)商、勞動仲裁或訴訟的方式解決，政府有關(guān)部門可以在此過程中提供必要的幫助；后者則屬于純粹的法律問題，需要“跳樓秀”的當事人為此承擔法律責任。

現(xiàn)實往往是，就前者而言，要么是討薪過程中得不到有關(guān)部門的幫助，要么是勞動仲裁和訴訟過程過于漫長，至于與欠薪方的協(xié)商，如果協(xié)商管用，就不會跑去跳樓了；就后者而言，不少地方往往傾向于息事寧人、從速解決，即使當事人有“秀”的成分，也往往是批評教育并安撫后將人勸走了事，有些人還會收獲一筆基于同情的而來的或大或小的資助。

不幸的是，一些并不值得同情的人，甚至是試圖以此發(fā)財致富的人，從這種“一哭就靈”的事件中得到了啟發(fā)，主動玩起了“跳樓秀”。新聞中的這位李某人，佯裝跳樓十余次，到這次被逮捕之前，也只是被治安拘留過一次、被判刑過一次而已，那些次都是被成功“解救”，甚至還先后獲得好心人1萬余元的資助。錢雖不多，卻也是個生財之道，也難怪他要一次次虛構(gòu)“被拖欠工資”等事由上演“跳樓秀”了。

那么問題就來了，除了被捕、被拘留的這幾次，為什么在其他的“跳樓秀”表演結(jié)束后，他不僅沒有被處理，反而獲得了好心人的資助呢？這里邊，恐怕還是息事寧人的思想在作怪。

想息事寧人，就會忽略事實的真相，甚至根本沒有想過要去調(diào)查一下事實真相，看看那個所謂的“被拖欠工資”是不是存在。你怕事，我就挑事，你息事，我就生事，新聞中的這位李某人利用的正是有關(guān)部門的這一心理。

法治社會，面對復(fù)雜的人性和人的行為，最重要的就是對人的行為進行細分，讓同情的歸同情，讓法律的歸法律，該提供幫助的提供幫助，該進行懲罰的進行懲罰，如果同一行為中既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又有需要懲罰的地方，那就該幫的幫到底，該懲的懲到位。用一句通俗的話講，就是“一碼歸一碼”。這里的嚴格執(zhí)法，不僅是對“跳樓”者而言，也是指對欠薪者而言的。而對法律的嚴格執(zhí)行，既有助于消除別有用心的“跳樓秀”，也有助于消除逼出真跳樓者的土壤，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