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津市委組織部制定《部機關黨員干部使用微信“十嚴禁”行為規(guī)范》，其中特別提到：嚴禁利用微信群編織“關系網”、嚴禁利用微信接受或贈送可能影響公正執(zhí)行公務的微信紅包或電子禮券。無獨有偶，浙江省委辦公廳、廣東省紀委省監(jiān)察廳也分別發(fā)布了類似“戒律”，其中包括“不以任何形式進行拉票賄選”“不違規(guī)收受微信紅包”等。

黨員干部當如何面對微信紅包？從多地密集發(fā)文予以規(guī)范的角度來看，其中存在的問題不少，如果不能從根本上遏制這一亂象，微信紅包就有可能成為新的腐敗利器。

事實證明，這并非杞人憂天，而是面對腐敗新形勢的亡羊補牢之舉。有媒體曝光，安徽一糧站副站長為糧販子賣糧提供便利，連收21個200元微信紅包，其后被“雙開”；浙江省天臺縣一村主任自薦人戴某，在微信群中發(fā)放60個百元紅包，為自己競選村委會主任進行拉票，其后被刑拘。現(xiàn)實表明，在中央“八項規(guī)定”“六項禁令”和反“四風”的重壓之下，明目張膽的利益輸送現(xiàn)象得到遏制，以智能手機尤其是微信紅包為載體的腐敗行為卻與日俱增。

這與微信紅包的特點密不可分：一是物質刺激，紅包的實質就是金錢；二是人情外衣，收發(fā)紅包更像是熟人間的感情聯(lián)絡。到了行賄受賄者那里，紅包的這兩大特性全都派上了用場：首先，收發(fā)紅包的隱蔽性強。既不用事先聯(lián)絡、登門拜訪，也不怕外人看到了影響不好，只消動動手指便你知我知了。其次，便于穿上人情世故的外衣。既然都是“朋友”，相互發(fā)紅包也是人之常情，加之單個微信紅包最多200元，收幾個紅包似乎也不是原則問題。

果真如此嗎？誠然，微信紅包已成為大眾社交娛樂的調味劑，節(jié)假日里更有“無紅包不歡”的景象，但此紅包是彼紅包嗎？顯然并非如此，如果雙方存在特定的利益關系，那么有利益訴求一方的紅包，必然不同于一般的紅包，即使金額很小，即使目前沒有訴求，也難逃瓜田李下之嫌。須知，貪官一開始的墮落，往往也是從一條煙、一頓飯和一箱土特產開始的，無論形式如何演變、包裝如何巧妙，其實質沒有變，那就是掌握公權力的黨員干部能否守住自己的底線：潔身自好的底線、與企業(yè)家交往的底線、正確使用權力的底線。

底線不僅寫在黨紀國法的條文中，更應深刻在每個黨員干部的心里。誰是利益相關者，怎樣做會影響公正執(zhí)行公務，即使沒有明確規(guī)定，黨員干部也不可能不清楚。譬如，面對所在單位的監(jiān)管和審批對象，面對一個系統(tǒng)或單位的上下級，若說彼此間的紅包往來只是因為純潔的友誼，恐怕誰都不相信。如果放任自流，只會影響干群關系、破壞社會公平、影響市場環(huán)境，進而不斷蠶食政府的公信力。

個別干部為了自身利益掩耳盜鈴，紀檢監(jiān)察部門絕不能視若無睹。大數(shù)據(jù)和電子支付時代，掌握移動終端上的資金往來絕非難事，這就為治理紅包腐敗提供了有利契機。一方面，需要在制度上完善黨員干部的行為規(guī)范，明確哪些行為逾越紅線，又會受到怎樣的懲處；另一方面，亟需加大懲戒力度，通過技術手段對違紀違法行為進行監(jiān)控查處，及時有力地震懾違法犯罪行為。

微腐敗也是腐敗，人情和科技更不是腐敗的保護傘，隨著反腐手段的與時俱進，一個常識將不斷得到重申：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任何腐敗行為都沒有隱身衣和擋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