籠統(tǒng)地看，當代文學傳播渠道主要由四大板塊構成：報紙副刊、文學期刊、文藝出版社和文學網站。如今隨著全媒體時代的來臨，報刊和出版正經受著新媒體的沖擊，但就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實際情況觀察，傳統(tǒng)文學載體的主體地位并未被顛覆，德里達等思想家所談到的傳統(tǒng)文學載體和傳統(tǒng)文學一同消亡的景象并未成為現實。

“文化的前途有很大一部分是系于編輯人身上，正如同文化的前途系于作者身上一樣。”作為一個在文學期刊工作30多年的老編輯，我一直有一個強烈的感受：中國當代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以至興衰成敗都和文學載體的狀況密切相關，在評估當代文學或新時期文學的得失時，是不能忽略文學載體這種“第一現場”的制約作用及文學編輯的幕后影響的。正如學者汪政所指出的，“一定要記住期刊是‘活’的，是與文化環(huán)境、傳媒系統(tǒng)、編輯思想、期刊行為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編輯思想及其指導下的期刊行為可能就是某一時段社會意識、文化思潮、審美理想及文學觀念的體現”“這些觀念性的東西要化為真正的文學‘事實’，在現代傳媒時代，離開期刊幾乎不能”。

作為一名文學編輯，我的文學觀無疑是和文學期刊這一文學載體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可能無須諱言，“喜新厭舊”是我作為文學編輯的職業(yè)本能，作家創(chuàng)作時是“刪繁就簡三秋樹，標新立異二月花”，我們文學編輯在選取作品時也往往“惟新是舉”。從進入這個行當起，我就是被辦一本好雜志的理想所感召，而對文學之“新”的追求里，正寄托著我對什么是好雜志、什么是好的文學的理解。

“新”首先意味著原創(chuàng)性，原創(chuàng)性是文學乃至文化的立身之本，因為文學在整個文化生態(tài)中處于源頭的地位，倘若文學喪失了原創(chuàng)性，對于后續(xù)的文化鏈條的延伸就是災難性的打擊。僅就《作家》雜志而言，如果沒有我們首發(fā)的原創(chuàng)小說《晚報新聞》《天下無賊》《溫故·一九四二》，就沒有張藝謀的電影《有話好好說》和馮小剛的《天下無賊》《一九四二》。文學的影視改編之所以一直活躍，正因為這里是原創(chuàng)力迸發(fā)的地方，投向文學的饑渴的目光一直都在，是文學在以充沛的題材、新穎的技巧和豐厚的思想力，源源不斷地供給著其他文藝樣式。

“新”還意味著文學事業(yè)代代相傳，后繼有人，意味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可能性。在文學新人身上蘊藏著革故鼎新的因子，看看有多少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即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就知道了。但是，刊發(fā)新人新作對文學期刊和編輯來說，卻意味著一種風險和考驗。對于一個有知名度的作家的稿件，編輯并不在稿件的水平、質量上負有多大的責任，即便作品寫得不好，也少有人去責備編輯的水平問題；但刊發(fā)一個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如果作品不好，讀者往往不會質問作者本人的水平，而更多的是質問編輯、刊物為什么發(fā)這樣的稿子。所以衡量文學編輯的功夫高低，正要看他對默默無聞的作者的判斷能力。那些后來成名的作家回憶最初進入文壇時遭遇雜志的退稿故事，不啻是給文學編輯的最好提醒。

“新”同樣代表著我們對文學的多樣化的期許。一個健康的文學生態(tài)必然是百花齊放的，而文學期刊及其編輯正是各顯神通、各美其美的文學多樣化的幕后推手。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先鋒文學、尋根文學等文學思潮，與文學期刊的推波助瀾密切相關；90年代以來“70后”等代際作家的更替，亦是文學期刊精心經營的產物；近年來文體的興衰和變革，如大散文、自然文學、非虛構等，文學期刊及其編輯思路也正是背后的“始作俑者”。沒有對“新”的追求，就很難有文學的思潮迭起、千帆競發(fā)的勃勃生機。

必須得承認，這種“喜新厭舊”是我作為期刊編輯從文學載體、文學生態(tài)出發(fā)的有意強調。從文學生態(tài)的整體著眼，任何一種文學載體都有可能是某種文學思潮的“接生婆”，也可能是一部未來經典作品的催生者，重要的是經住時間的考驗，保持文學的創(chuàng)造性、延續(xù)性和多樣性，呵護文學的“可能”。選擇和發(fā)現什么樣的作品，然后以什么樣的方式進行傳播，是時刻都在進行著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編輯的眼光本身就是一種創(chuàng)造力，是他對文學的千言萬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