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5月11日電（王碩）目前,垃圾問題越來越成為困擾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顯要問題。“垃圾圍城”、“垃圾圍村”、“垃圾下鄉(xiāng)”以及一系列和垃圾處理相關的鄰避困局都引發(fā)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在去年12月21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關系13億多人生活環(huán)境改善,關系到垃圾能不能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要加快建立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tǒng),形成以法治為基礎、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城鄉(xiāng)統(tǒng)籌、因地制宜的垃圾分類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類制度覆蓋范圍。

如何更好地推動垃圾分類,破解垃圾處理中遇到的難題,這也成為2017年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的重要議題之一。

為準備這次雙周協商座談會,更好地查實情、尋差距、覓良策,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huán)境委員會“加強垃圾無害化處理”調研組精心選取了在垃圾處理中已探索出相關經驗的廣東、浙江、山東三省開展調研。

“小小垃圾涉及國計民生,對待垃圾的態(tài)度其實是一個國家文明的象征。”在調研前的準備會議上,調研組組長、全國政協常委、人資環(huán)委副主任張基堯如是說。

抱著這樣的使命感,在10天的時間里,調研組成員們不顧疲累,在3省9市深入近20個調研點開展調研,并召開10多場座談會,與各方交流看法。

通過這些努力,調研組希望了解地方經驗與實際操作中存在的問題與困難,尋找公眾可接受、財力可承受、面上可推廣、長期可持續(xù)的垃圾治理之路。

不斷增加的垃圾

生活垃圾的不斷增長已是不爭的事實。

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給出的數據顯示:與2014年相比,2015年全國城市垃圾清運量增長6.7%,同比增長率提高了近1倍。

在3省9市的調研中,這個問題也被不斷提及。

浙江省近五年垃圾生產總量以年均7%的速度增長;深圳市年平均增長5.6%;廣東省一天產生的垃圾量可以平鋪天河體育中心足球場4米高……

造成這一現象的因素除了傳統(tǒng)生活垃圾持續(xù)增加,各類消費品過度包裝和外賣、快遞等新興行業(yè)的興起,也都進一步促使了垃圾圍城、垃圾圍村情況的出現。

然而,硬幣的另一面,卻是垃圾末端處置能力的欠缺。

“浙江省大部分設施都處于滿負荷或超負荷運行狀態(tài)。日均處理量超出設計總處置能力約6000噸。”

“廣東省某個垃圾填埋場建立時,是按可以使用幾十年標準設計的,但現在剛剛10年就滿了。”

此外,受垃圾末端處置設施“鄰避效應”的困擾,相關處置設施建設選址難已成為各級黨委政府最頭痛、最棘手、最難協調,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調研組了解到,深圳市近十年只建成了老虎坑垃圾焚燒廠二期一個項目;東部的一個環(huán)保電廠前后歷經十年,多次異址,2016年才開始正式動工建設。

青島市2002年在建設小澗西處理園區(qū)時,周邊僅有小澗西村村民提出意見;2016年擬對相關設施進行擴建時,涉及三個區(qū)(市)的10余個村莊均提出了有關訴求,致使項目建設進度始終無法達到預期……

不僅是增量,還有龐大的存量垃圾面臨治理難題。

在東莞調研時,東莞市城市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陳創(chuàng)業(yè)反映,因為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起步較晚,東莞數十年已經積存了近2000萬立方米存量垃圾。雖然從2007年起,東莞已在國內率先推進存量垃圾治理工作,目前已清理整治了40多個簡易填埋場。但距離全部無害化處理、填埋場生態(tài)修復等要求還有很大的差距。再加上早期填埋場多位于農保地、林地等區(qū)域,涉及填埋場土地性質調整、設施選址落地難等問題,加劇了問題解決的困難。

“據測算,‘十三五’期間,需要新增處理設施能力38萬噸/日才能滿足要求。”住建部城市建設司副司長楊海英認為,按照目前的布局狀況,急需加快相關設施建設速度。

排斥焚燒更多緣于不了解

目前垃圾終端處理的方式主要分為填埋、焚燒。其中對于焚燒的爭議尤其多。

在調研經過的幾個省市中,均曾出現過垃圾焚燒項目建設在當地群眾強烈抵制下先后受挫的經歷。甚至有些人談焚燒色變。

但不采取焚燒,垃圾又該怎么辦?

廣州的情況就是一個縮影。據悉,目前廣州生活垃圾約84%靠填埋處理。隨著城市建設用地日趨緊張,廣州市各大填埋場已陸續(xù)填滿封場。隨著生活垃圾處理設施選址困難加劇,如果再選擇填埋,“垃圾將無處可填。”

“也許不少人對垃圾焚燒還存在疑慮,但綜合比較下來,是現階段不得不選的方式。”調研中,一位專家的話讓委員們深有同感。

更為關鍵的是,焚燒是不是真如一些人所說,將產生嚴重的后果?

調研組來到廣州市第一資源熱力電廠。碧草青青,干凈整潔的廠區(qū)讓人很難將這里與垃圾聯系在一起。走進工廠,全密閉式的工作車間、先進的工藝技術,不但沒有任何異味,還讓人感受到現代化高技術帶來的震撼。

順著通道進入中央控制室,一整幕墻的監(jiān)視器上顯示著垃圾從進入垃圾池、投入焚燒爐到在爐內進行燃燒的全過程。

對于公眾最關心的二

口惡

英問題,技術人員告訴調研組:它并不是垃圾焚燒的必然產物,只要爐內溫度保證在850℃以上,并且所產生的煙氣在燃燒室內停留2秒以上,二

口惡

英就會被完全分解。

除了二

口惡

英,廠區(qū)通過脫硝、活性炭吸附等步驟,逐步去除一氧化氮、重金屬顆粒等物質;并在催化劑作用下,將燃燒后產生的氮氧化物還原成氮氣和水,最終達標排放。

在煙氣出口處,該廠設立了環(huán)保在線監(jiān)測裝置,其監(jiān)測數據實時顯示在廠區(qū)門口的大屏幕上供公眾監(jiān)督。

國企是這樣運營的,是不是民營企業(yè)會有所放松?有人會存在這樣的疑慮。

一路走來,在溫州偉明環(huán)保有限公司、在深圳朗坤環(huán)保集團……這些民營垃圾處理企業(yè)花園般的景致、先進的技術、嚴格精細的管理以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都給調研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燒與不燒其實并不是技術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凌振國表示,“關鍵在于配套的環(huán)保監(jiān)管、企業(yè)運行、公眾參與、社會監(jiān)督能否讓先進的技術真正得到運用。”

據調研組了解,深圳等地正在大力推進垃圾焚燒處理設施的建設。預計2018年,有望實現原生垃圾零填埋。此外,深圳做的另外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對現有的垃圾焚燒處理廠進行改造,在污染控制、景觀形象、功能完善、運營管理、社區(qū)回饋方面不斷提升。未來這些垃圾焚燒廠將進一步成為與周邊環(huán)境相融合的環(huán)境友好型公益設施和宣教基地。

對于鄰避問題,全國政協人資環(huán)委駐會副主任高波的看法獲得了委員們的認同:“要逐步建立與完善垃圾處理生態(tài)補償機制,對主體、對象、方式、范圍、標準等要素予以明確。”

全國政協常委吳曉青建議,通過垃圾處理設施向公眾開放等活動,加強輿論引導和科普宣傳,消除公眾對垃圾處理的疑慮。

垃圾分類17年“不盡如人意”

除了進行焚燒或填埋、堆肥等處理,讓垃圾“減量化”才是破解垃圾難題的根本。

垃圾分類是促進減量化的重要手段;同時,針對有些人認為的我國垃圾組分不適宜焚燒,提出“只有在垃圾分類后再進行焚燒”的觀點,從2000年起,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8個城市作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拉開了我國垃圾分類收集的序幕。

現在17年過去,調研組發(fā)現,雖然各地都進行了相關探索,但總體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普遍存在分類質量不好、居民參與積極性不高、源頭減量動力不足的問題。

混運問題也時常被提及。“我在家仔細地分清楚了,結果環(huán)衛(wèi)車輛收運時卻混在一起運走了,這樣分有什么意義?”全國政協委員聶振邦說出了大家的感受。

全國政協委員黃國柱認為,城市垃圾分類是一項系統(tǒng)性工程,涉及政府、街道、社區(qū)、物業(yè)和居民等多個責任主體,需要齊抓共治、合力推進。“但目前各方主體權責還不清楚,全民參與機制不完善,垃圾分類缺乏有效監(jiān)督。”

廣州市城市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鮑倫軍告訴調研組:“其他部門認為垃圾分類都是城管的事;基層的街道居委會認為這是‘多出來的任務’,給他們找麻煩;老百姓認為這也不是自己的義務,分類了就需要給鼓勵、給錢……在一定程度上,垃圾分類已然成為一個各方互相指責的循環(huán)……”

“除了政府的管理,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記得,垃圾不是政府產生的,是我們自己產生的,我們必須要有這種擔當的責任。”全國政協委員孫步新建議,“國家層面應研究理順價格機制,通過價格杠桿調節(jié)公眾行為,引導公眾形成良性的垃圾減量、資源化利用的意識和行為。”

不過,一路走來,一些地方的探索經驗也讓調研組成員們心中燃起了希望。

“垃圾雖小,但卻非常重要。凡事最怕‘認真’二字,下一步在總結地方經驗基礎上,通過統(tǒng)一認識,真抓實干,垃圾分類一定能取得長足的進步。”全國政協委員王云峰說。

垃圾資源化利用要解決出路問題

“垃圾是被放錯地方的資源”。在調研中委員們發(fā)現,這句耳熟能詳的話想要真正實現,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系統(tǒng)之上。

然而,我國現在面臨的卻是城市廢舊物資回收網絡日漸萎縮,廢舊物資回收與生活垃圾清運網絡脫節(jié)割裂運行的窘境。

調研組了解到,目前越來越少的可回收物進入生活垃圾處理系統(tǒng),對垃圾處理設施造成了更大的壓力。

“鐵皮回收1.6元/斤,去年是3.2元;一個床墊25-30元;很干凈的白色塑料才賣到0.3元/斤……這樣的價格誰來回收?”陳創(chuàng)業(yè)說,隨著可再生資源價格不斷走低,回收成本不斷升高,很多人和企業(yè)都退出了可再生資源行業(yè)。

以杭州為例,2016年,受環(huán)境整治和行業(yè)不景氣影響,主城區(qū)回收企業(yè)及在冊登記的回收網點關停了100多家,回收量同比下降約40%。

同時,即使是回收價值較高的垃圾,由于對再生資源流通市場和處理企業(yè)的監(jiān)管不力,這些垃圾也大部分流入到規(guī)模小、技術水平低、對環(huán)境污染大的“作坊式”企業(yè)中,處于一種粗放型、二度污染型的資源重復利用狀態(tài)。

一些城市雖然也在通過供銷社為主體逐步完善回收網絡,但據調研組了解,“效益并不是很理想,往往需要政府兜底才能勉強維持生存。”

針對這些問題,張基堯認為,“應大力推進垃圾收運系統(tǒng)與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系統(tǒng)‘兩網融合’。”在目前市場機制不能妥善解決這個問題的狀況下,“需要加大對可利用資源回收及垃圾處理設施補償、土地稅收等政策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