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農民的兒子”之后，“交友不慎”又成了貪官落馬反思中不時提到的一個熱詞。在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網站推出《懺悔與剖析》欄目3周年之際，有媒體梳理至今被披露的22名違紀違法者懺悔錄，發(fā)現有12人在懺悔錄中將交友不慎作為自己腐敗的原因之一，占比達到54.5%，也讓官員“朋友圈”的話題再度受到關注。

官員將自己違法違紀行為歸結為“交友不慎”并不少見。貴州省委原常委、遵義市委原書記廖少華當年就在庭審陳述中稱，自己是“溫水煮青蛙”被朋友拉下水的；曾任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的季建業(yè)也在庭審時說：“回過頭來看，我的主要問題發(fā)生在一個20多年的朋友圈。”倘若把視野放得再寬一些，就連被彈劾下臺的韓國前總統(tǒng)樸槿惠，有分析也認為這場政治悲劇背后，“政商關系或是癥結”。然而，“朋友圈”是不是等同于“共腐圈”？恐怕不能一概而論。前不久東北某地級市副市長公開在微信朋友圈發(fā)“求助信”，點名希望有認識小米董事長雷軍者幫忙引薦，希望與之合作，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一些領導干部還需要擴大朋友圈。官員也是社會人，與各種角色人物打交道，既是繞不開之事，有時也可能是工作必需。因此，關鍵不在于他們要不要朋友圈，而是搭建一個什么樣的朋友圈，以及遵循什么樣的交往之道。

部分官員因“交友不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足以令人警醒。但正如一些分析者所指出的，如果將自身違法違紀歸因于外界，甚至說成“溫水煮青蛙”，恐怕就有回避“主觀”之嫌。較真起那些揣著“糖衣炮彈”的“朋友”，其實并不難識別，他們雖然總是口上稱兄道弟，但實際尋求的都是一些突破底線之事，不是拿金錢開道，就是投你所好。更有領導干部，明明早已對來者的真實目的心知肚明，只是受到市場經濟下復雜觀念的沖擊，失去了平常心，抱著僥幸心理才跳進了“溫水”。總結起來，根本上都是理想信念發(fā)生了動搖，工作與交友、公權與私心混為一談。所以，構建一個健康的朋友圈，對領導干部而言，首先要有自律意識，不僅要慎交友，更要公私分明，劃出底線。至于這個底線，在《人民的名義》中，李達康書記示意商人王大路要“走大路”，而在筆者看來，就是法治思維和紀律意識，要依法辦事，守住規(guī)矩。

此外，還應該看到制度限權的重要性。一些商人之所以“圍獵”領導干部，指向的不是其人，而是其被賦予的權力，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有錢好辦事，沒錢辦事難”的潛規(guī)則。劉鐵男案的一位行賄人曾坦言：“我感覺他手里權力太大了，申報的項目給不給批、多長時間批完，他能起到特別關鍵的作用。”可見，問題的核心是權力。于領導干部個人來說，要增強嚴以用權的自覺性，在社會交往中特別是與企業(yè)家打交道時，既不能“勾肩搭背”，也不應“背對背”，既要坦蕩真誠，也要潔身自好、走正道，不要等到落馬之后才明白“這些人與我交朋友，看中的是我這個廳長的職位。所謂交友的目的也不是朋友之間的交情，而是權錢交易”。于反腐工作來說，更重要的是規(guī)范權力的運行，要通過推進簡政放權，建立健全“權力清單”與“負面清單”制度，厘清政商邊界，壓縮權力尋租的空間，推動建立既親又清的新型政商關系。

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權相交，權失則棄。曾有官員落馬后反思：“當你有權時，弟長兄短，一旦你失去權力之時，他會加足勁，把你踢得很遠很遠。”殷鑒不遠，后來者當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