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旭（1875—1898），字暾谷，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戊戌六君子”之一。

林旭父母早亡，依靠叔父養(yǎng)育成人。他自小穎悟、聰慧好學、博學強記，號稱“神童”，曾在福建省鄉(xiāng)試第一名解元中舉。后來跟隨岳父沈瑜慶到武昌游學。在那里結識了維新變法的陳寶箴、陳三立父子，深受他們思想的影響。

1895年，林旭以公車（舉人）入都，當時正值甲午戰(zhàn)爭，清廷戰(zhàn)敗，民族危機日重，日本強迫清廷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發(fā)動各省應試舉人1300余人“公車上書”，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

1897年，林旭進入張元濟等在北京創(chuàng)辦的“通藝學堂”學習，增長了西學才干。

1898年1月31日，林旭發(fā)起并動員寓京的福建籍維新人士，成立閩學會，與粵、蜀、浙、陜等省學會互通聲息，傳播西學。因仰慕康有為，林旭拜康有為為師，專治“義理經世之學”，曾為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作跋，推揚今文經說。不久，康有為在京組織保國會，林旭為該會“始倡董事，提倡最力”。同年6月，榮祿至天津，欲招林旭入幕府。林旭于是向康有為詢問可否，康有為告訴他：“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怵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于是，林旭接受聘任，被榮祿召入幕府。

不久，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維新，并在朝廷上命四品以上各官薦舉人才。翰林學士王錫藩以“才識明敏，能詳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國政治之學，討論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務，青年卓犖，其才具實屬超群”，將他舉薦給光緒帝。9月5日，林旭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4人被授予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林旭任職軍機章京時，年僅24歲，在9月5日到14日10天里，上書言事最多，不少變法上諭出自他的手筆。據時人披露，林旭當值期間，“欲盡斥耄老諸大臣”，“凡建一策，僚輩不能決者，旭大呼奮筆擬稿以進”，可見其積極推進新法的態(tài)度。

一次，林旭為迅速草擬一份諭旨，竟讓領班章京繼昌代寫。結果繼昌鬧到軍機大臣處。最后，榮祿出面對繼昌說：“老哥是本處老手，公事熟練，書法又好。林旭新來，所以仰仗老哥。此件是緊急諭旨，馬虎不得，還是請老哥偏勞，替他謄寫一次吧。”繼昌不敢違命，只好替林旭謄寫好諭旨。下班后，繼昌對人講：“今日里讓后生小子欺負，不能干了，不能干了！”

林旭雷厲風行的作風甚至讓榮祿擔憂，怕他給自己招來麻煩。榮祿曾寫信給林旭，勸其在新政事務上“虛懷下問”，多與摳庭老臣商議，不應該“遇事紛更”。后來竟然發(fā)展到同為“戊戌六君子”的楊銳也批評林旭“年少輕狂”，“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

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前后，林旭直接參與了康有為、梁啟超最后救援光緒帝的活動；光緒帝曾讓林旭帶給康有為密詔，令他速出京。譚嗣同曾向袁世凱示意救駕，不過林旭則不以為然，還借用東漢末年何進、袁紹詔董卓進京救駕一事進行過勸阻。

林旭被捕后“美秀如處子，在獄中時時做微笑”。9月28日，林旭與譚嗣同、康廣仁、楊深秀、楊銳、劉光第6人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同遭殺害，世稱“戊戌六君子”，6人中以林旭最為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