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七年知青經歷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歷史起點”

采訪對象：艾平，生于1953年8月，北京清華附中學生。1969年1月與習近平坐同一趟知青專列到陜西省延川縣插隊。1973年9月上大學，1977年6月入黨，1977年10月起在中共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工作，歷任副處長、處長、非洲局局長、一局局長、副部長。2013年任十二屆全國政協(xié)外委會委員。

采訪組：本報記者 邱然 黃珊等

采訪日期：2016年12月9日

采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臺演播室

采訪組：艾平同志，您和習近平總書記當年是坐同一趟知青專列到延川縣插隊的知青，你們都經歷了那個特殊的時代變遷和農村生活磨練，請您說說到延川插隊的情況。

艾平：我確實也是1969年1月13日離開北京，同習近平坐一趟知青專列去陜西插隊的。我們都在延川縣，他插隊地點是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我插隊地點是延川縣關莊公社二八甲大隊八甲生產隊。

我跟習近平同歲。他的父親習仲勛六十年代初就受到康生等人的迫害，被下放到洛陽接受審查，“文革”中遭到批斗。這也使親屬子女受到牽連，家庭四分五裂。

我的家庭狀況也是這樣。我父親艾知生“文革”前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當時北大、清華都被認為是執(zhí)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代表，清華的所有校黨委成員都被打成“黑幫”。我父親成了“文革”初期第一批被打倒的人，被扣上“走資派”的帽子。

那個年代，我們都被認為是“黑幫子弟”，被罵成“狗崽子”，后來稱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算是換了個比較婉轉的叫法。

毛主席發(fā)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后，我們這批中學生一起坐知青專列到陜北去插隊。當時，我們國家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學校“停課鬧革命”，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讓學生到農村“插隊落戶”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我們這批知青是從北京站上的知青專列走的。有人回憶說，站臺上送行的家長和車廂里的知青哭成一片。后來，習近平回顧那天的情景時說，當時大家都在哭，他反而笑了。我對此很理解，因為我感同身受——那個時候家里的狀況無以復加，離開北京精神壓力反而小了。

采訪組：到延川一路上的情況是怎么樣的？你們經過幾天到達的陜北？

艾平：我記得路上走了五天，應該是1月17日到的村里。

當時火車速度很慢，經過一天多時間才到銅川，我們在銅川住了一夜。這樣，兩天時間就過去了。第三天，我們又坐軍用卡車，從銅川奔向延安。一共240多公里的路程，現(xiàn)在有高速公路，可能兩個多小時就到了，但當時全都是砂石路，車開得很慢，差不多走了一整天時間。到了延安，我們這批知青又住了一夜。第四天，我們繼續(xù)坐上卡車，先到馮家坪公社，吃了中午飯，之后步行翻了一座山，到達關莊公社，又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也就是離開北京的第五天才到了八甲村。

我插隊的關莊公社后來出過一個很有名氣的知青作家，叫史鐵生。他寫過一部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實際上關莊公社所在的那條川叫清平川，他插隊的那個村叫關家莊，他就把清平川改成了一個村的名字——清平灣，以此為背景描述了他在村里生活的情況。

從北京到陜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關莊之前翻過的那座山。當時我只有15歲，身高不到一米六，見到那座山，真是覺得聳入云霄。等爬到山頂，我一看，目力所及是無邊無際的黃土高原——被溝壑切割得七零八落的荒山禿嶺，一直綿延到天邊。當時，回想起幾天來路途上的奔波，我覺得自己已經離北京非常遙遠了，簡直是來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陌生世界，心情非常復雜。

采訪組：現(xiàn)在，15歲的孩子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學習，不必為衣食住行擔憂。您去陜北插隊時也是15歲，請您講一講，農村的艱苦生活對15歲的少年意味著什么？

艾平：我中學上的是清華附中，我們學校那一批有200多學生被分配到延川縣。一個星期之后又有一批，所以清華附中共有300多人被分配到延川縣。延川縣的北京知青約有1300多人，被分派在永坪、馮家坪、關莊、禹居等六個公社，又分別安置在生活條件相對好一些的生產大隊。分派在延川的北京知青，都來自海淀區(qū)，除了清華附中，還有清河中學、五十七中、二十中、十九中、八一學校等等，這些學校也多有朋友、同學甚至兄弟姐妹在一個村里插隊的情況，這樣可以互相照應。

習近平當時就沒那么幸運，他小學、中學都在八一學校，但“文革”中“四人幫”把八一學校解散了，學生大多數(shù)分配到其他學校。所以習近平插隊的時候，就沒有那么多同學、朋友可以互相照應。他和其他學校的學生本來就不認識，需要在插隊生活中重新認識、重新相處、互相熟悉，再加上面對艱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勞動，這些對于他這樣一個15歲的少年來說，確實很有挑戰(zhàn)性。

我和習近平都屬于那批知青中年齡最小的，因為我們都是初中六八屆的，小學又少上了一年，所以比其他同屆的孩子還要小一歲，都是15歲插隊，與那些十八九歲、二十多歲的知青比起來，要單薄瘦小得多，但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現(xiàn)實，開始陌生而又艱苦的生活。

采訪組：您和習近平一樣，都是在勞動之余不懈努力學習，后來又都回到北京接受高等教育。請您講講知青當年都是怎樣讀書學習、怎樣去上大學的？

艾平：我在村里勞動了兩年，后來就調到縣里的副食品公司工作了。工作中，經常下鄉(xiāng)到各個村去收豬、收羊、收雞蛋，差不多走遍了全縣四分之三的村子，對整個延川縣的情況了解得比較多。

在我接觸到的知青中，讀書的情況大致分為四種：有一部分人受到“文革”期間“讀書無用論”的影響，放棄了讀書；有一部分人相信“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愛看理科方面的書；有一部分人讀當時比較流行的馬列、毛選；有一部分人讀文史哲。真正愛讀書、會讀書的人會根據(jù)自己的興趣，廣泛涉獵各類書籍，大量閱讀和學習。

習近平非常愛讀書，他去插隊的時候就帶了很多書，很多知青都講過他讀書的故事。后來，清華大學在延川招生時他被推薦錄取。習近平在延川插隊的時間幾乎是知青當中最長的，差不多七年，到1975年秋天才上了清華大學。

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是所謂“工農兵學員”。1970年，中央作出《關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請示報告的批示》。后來，其他高校也陸陸續(xù)續(xù)開始招生。這給我們提供了人生中改變命運的一個關鍵機會。

清華大學很多干部在“文革”開始時就被打倒。到1970年前后，清華大學的老干部基本“解放”，雖然沒有完全官復原職，但不再是“走資派”。比如，原清華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劉冰被“解放”了，此外還有一些老干部也都出來工作了。這些人熟悉教育，懂得教學規(guī)律，主張按照教育規(guī)律辦教育，保持穩(wěn)定的教學秩序，注重教師的教學能力和學生的學習能力。

那時候上大學，要經過“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四個環(huán)節(jié)。在1975年那個時候，習近平能上清華大學，很不容易，大隊、公社、縣委以及清華的機關干部都是冒了風險的。

由此來看，我們知青的命運是和國家發(fā)展狀況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沒有“上山下鄉(xiāng)”政策，我們就不會到農村去。沒有“招生”政策，我們也不會那么“幸運”能進入大學。

我是1973年上的大學。當時推薦上大學的時候，我在延川縣的副食品公司工作，就由所在工作單位推薦。像習近平在農村，他就由所在大隊推薦。

我的感覺是，當時招生時中央對陜北的北京知青很照顧。我記得1972年、1973年給延川縣的大學、中專招生名額都分別有幾十個。每年撥下來這么多名額，是為了照顧北京知青。

許多知青一直沒有放下書本，一直在學習。我父親一解放，就給我寫信，讓我堅持學習，說在二十世紀如果沒有知識，就不可能為國家和社會作出貢獻。

采訪組：您在延川插隊時聽說過習近平的故事嗎？

艾平：雖然我和他是同一批到延川插隊的北京知青，但我和他不在一個公社，也不是同一個學校的學生。在我到縣里工作之前，我的生活圈子就是本村社員和外村清華附中的知青。1971年3月18日，我被招工到縣上的副食品公司，離開了村里。到了縣上，我開始接觸其他學校的知青，包括文安驛公社的，就聽說了一些習近平的故事。

在這個階段我結識的知青中，有兩個是文安驛公社文安驛大隊的，一個叫金晶，一個叫舒展。金晶同習近平交往時間更長。舒展和我是同一年上的大學，也是北京外國語學院。

金晶和舒展插隊的地方是文安驛大隊，這里是文安驛公社的所在地，習近平所在的梁家河屬于文安驛公社。文安驛有集，五天一集。當時習近平和梁家河其他知青要趕集，一般就到最近的文安驛來，買一些生活用品之類的東西。有時候，習近平和其他知青到外面辦事，路途遠，交通不方便，天晚了回不了梁家河，就住在文安驛大隊的知青那里。一來二去，金晶和舒展與習近平接觸就多起來、熟悉起來了。同時，金晶同習近平一樣，雖然在村里插隊但參加了社教。習近平和陶海粟這一組在趙家河，金晶在賀家灣公社，相同的經歷使他們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

習近平的故事，我是從金晶那聽說的，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入黨的事。當時梁家河村里有幾大家族戶，村民之間有矛盾，尤其在分糧食問題上。時任大隊支書梁玉明看到習近平的素質以及村民對習近平的信任，就提議他來當大隊支書。習近平說：“我黨員都不是，怎么能當書記呀？”梁玉明說：“不是黨員可以發(fā)展嘛！”支部開會表決后就報到公社，費了幾次周折之后，就辦了函調和外調。辦理外調的時候，習仲勛還沒有“解放”，在洛陽耐火材料廠下放，工廠開了一個證明材料，大意是“習仲勛的問題不影響子女入黨”，就這樣完成了外調，習近平入了黨。

這在當時看來，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可以說，入黨過程中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都非常重要，如果有一個經手人思想僵化，嚴守當時所謂的“政治標準”，都會影響到習近平入黨。從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無論是習仲勛在洛陽下放，還是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他們都具有極好的群眾基礎。如果不是這樣，如果群眾不支持，不采取一些當時還行得通的這樣那樣的變通說法和做法，在那種政治環(huán)境下他要入黨是不可能的。

后來我從別的知青那里得知他上了清華大學。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上學時，周末一般都回清華父母家。有一次，我還在清華大學西校門外看見他和同學、老師從外面返回學校。

他在梁家河辦沼氣是我離開延川之后的事情，我也是從其他北京知青那里聽說的。

采訪組：在陜北插隊的經歷對你們這一代知青有哪些影響？

艾平：從我個人經歷來看，下鄉(xiāng)插隊讓我對中國農村有了深刻的認識和了解。如果沒有這段經歷，我就不會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會懂得中國為什么是這種情況。中國當時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農業(yè)國。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80%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農村。不了解這80%的人口是怎樣生活的，就談不上對國情有深入了解。

我出生在清華園，這個地方在中國是一個象牙塔。我們小的時候，清華校長蔣南翔給我們“設計”的人生道路就是：在清華園里上幼兒園、上附小、上附中、上大學，最后當一個紅色工程師。沒有坎坷，也很平淡。如果沒有插隊的經歷，蔣南翔的設計就是“一條龍”，那會是很順利但又比較平淡的一生。走那樣的路肯定會很輕松，也沒有什么磨難，而且可能有所成就，但那樣就會失去很多了解國家、了解人民、了解民族從而了解世界的機會。這就是我對陜北插隊這段經歷總體上的認識。

我們是響應毛主席號召到農村去的。毛主席要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到底什么叫“再教育”？農民能不能教育這些城里來的知識青年？起碼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種教育。知識青年確實受到了深刻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了他們呢？可能不一定是當時所謂的貧下中農、革委會，而是現(xiàn)實生活本身、是農村生活本身。

我實際在村里只待了兩年多時間，但就是這兩年多讓我明白了一個人生道理：養(yǎng)尊處優(yōu)的人永遠都不會了解生活的艱難，哪怕是人們的衣食住行。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農村生活的最基本內容都非常艱難，包括吃飯、喝水、燒火做飯、照明點燈，等等。在城市里，雖然生活并不像現(xiàn)在這么富裕和方便，但起碼不用為最基本的生活發(fā)愁。擰水龍頭就會有水，做飯就用蜂窩煤……在城市里自然而然、理所應當?shù)氖虑椋谵r村卻是千難萬難。

我們剛去的時候，國家還是做了一些安排的，給了二百四十塊錢安家費和一年的布票。這二百四十塊錢安家費，我們可以從中用來買個箱子，當時箱子很便宜，余下的還可以買一套外衣，然后還包括大概有半年多的伙食費。我們去的時候是1月，從1月到秋糧下來的這段時間，國家供給知青糧食，每個知青每月四十五斤的定量。這是很高的標準了，原來在北京我的定量大概也就是三十斤左右。

我們到陜北的第一年據(jù)說是一個少有的豐收年，而我的全年收入只有二百六十斤原糧，還有六塊錢。這意味著，我第二年每個月的原糧不足二十二斤，每個月的現(xiàn)金收入只合五毛錢。在集體經濟的情況下，我的這個數(shù)字基本上代表了我們全村甚至整個延川農民經濟收入的情況。這個經歷我后來跟很多外國人都講過，就是講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一個什么樣的起點上開始的。

現(xiàn)在回想起來，當時陜北的生活很多還停留在自然經濟階段，老百姓手里沒有多少錢。他們靠自己種棉花、自己紡線、自己織布、自己做鞋。我印象當中不得不買的物品就是點燈用的煤油。這就是我親身經歷的陜北農村生活。

受“文革”影響，那個時期人們滿腦子都是“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但等我到了陜北才真正知道，哪有那么多階級斗爭啊！當?shù)靥F了，村里沒有地主富農，只有兩戶中農。我深深感到，當時最大的矛盾不是階級斗爭這個矛盾，而是人與自然的矛盾。

我記得非常清楚，我第一天到地里干活時，是春天往地里送糞，那一趟來回差不多五里地，一天就送四趟。到最后，能干的人早就干完回家了，我真是累得不行了，天又黑下來了，我又怕又累。這時，我旁邊有個老鄉(xiāng)，他當時有四五十歲吧，家里還是個中農。他看我那樣，說：“算了吧，把你的折到我這筐里，我給你擔上去算了，你就坐這兒等我。”他送完回來說：“要不咱們坐這兒歇會兒？”于是他又講，這活兒其實不算什么，夏天收麥子，種蕎麥，那些活兒比挑糞要苦得多。

從第一天這件事我就明白，原來腦子里那些“階級斗爭”，實際上和陜北的現(xiàn)實不是一碼事。人們并不知道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道路在農村的體現(xiàn)到底是什么，卻要每天面對最現(xiàn)實的問題：怎樣才能夠在這種環(huán)境中生存下來。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啊！只有深入農村才能看到這個情況，才能明白這個道理。

在陜北插隊的經歷讓我們這一批知青讀懂了“生活”這部大書，讀懂了“中國農村”這部大書，讀懂了“實際”這部大書。這些“書”上雖然沒有字，卻比有字的書要深刻得多，對人的教育作用要大得多。

采訪組：習近平回憶知青歲月時，曾坦言在陜北插隊的生活讓他“懂得了什么叫做實際”。您如何理解這句話？

艾平：接觸實際，才能懂得什么叫“實際”。簡單舉個例子，就拿“燒柴”這件事情來說，在南方草木茂盛，燒柴十分方便；在東北，森林遍布，更不缺柴燒；在陜北，燒柴卻是一個巨大的生活難題，老百姓只能燒草和灌木枝子。所以習近平當年帶領村民辦沼氣，就是要解決當?shù)剞r民“燒柴難”的問題。

再比如，吃飯也存在著實際問題。國家給我們供應的國庫糧是原糧，買來之后，我們要把糧食磨成面就得推磨，而我們很多人之前都沒見過石磨。好一點兒的村有牲口，有驢拉磨，但我們村就三頭驢，干農活都排不過來，所以我們就得用人推，推十斤、二十斤的糧食，就要花費一兩個小時。

開始我們村里有十個知青，其中六個男生，四個女生，我們十個人吃集體灶，大家輪流做飯。第一年，我們吃的是國庫糧，怎么吃都不夠，我們就連麩子一起吃，就這樣還填不飽肚子。我們就跟老百姓學，吃野菜、榆錢、槐花、苦菜。后來女生實在受不了了，提出要跟我們分灶，因為她們跟我們男生一起吃，就要吃糠咽菜，她們自己吃國家供應的四十五斤糧食，就夠吃了。

當時水土保持差，一下雨就發(fā)山洪，河里有一米多高的水頭子，夾雜著泥土枝椏把我們吃水的井填了。河里的水不能喝，都是黃土泥漿。趕上雨季，十幾天陰雨綿綿，山上的柴都是濕的，打來了也晾不干，沒法燒，一直下雨，磨面也成了問題。所以那些天，吃飯成了天大的問題。

這些插隊生活中發(fā)生的事情，對城里長大的知青是很大的觸動。這樣的生活讓我們明白了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當然，“實際”這個詞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從我個人經歷和體會來看，這些實實在在、真真正正存在的情況就是實際，既不是主觀意志所想象的那樣，也不是主觀意志隨隨便便就能改變的。

插隊生活既是對實際情況的了解，也是對中國國情的了解。插隊生活讓我深深體會到：不改革，不開放，中國真是沒有出路。當時我們國家的很多政策，很多做法就不符合實際，那時總是強調抓階級斗爭，認為階級斗爭是主要矛盾。我們到陜北一看，主要矛盾肯定不是階級斗爭，主要矛盾是生產力太落后，不能滿足老百姓生存和生活的需求。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之后，陜北人民的生活狀況很快就得到了改善，最起碼不用餓肚子了。當然，發(fā)展起來后又會有新的問題。

所以，習近平講的“了解實際”，就是我們深入生活所了解的真實情況。他正是了解實際，了解群眾最需要什么，才能腳踏實地，從實際出發(fā)來主持工作。如果不了解這些，恐怕不會有十八大以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不會有“三嚴三實”學習教育，不會有反腐倡廉，也就不會產生一系列正確的理解和認識。

采訪組：您認為在農村插隊的經歷對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有什么影響？

艾平：我們都是1953年出生的，同一天從北京出發(fā)到延川插隊。對我個人而言，這段插隊經歷對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令我刻骨銘心，終生難忘。雖然每個人具體情況不同，但我相信，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知青，經歷過那段歲月的知青，都會對此念念不忘。

從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一系列舉措以及他自己對知青歲月的回憶來看，七年知青歲月為他治國理政思想樹立了“以人民為本”的方向。在陜北農村，習近平與農民朝夕共處，建立起了同人民的血肉聯(lián)系，樹立了為人民辦實事的理想。人民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立足點，為民、惠民、富民是治國理政思想的出發(fā)點。這絕非空談，也絕非易事。

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數(shù)次提到“人民”，講道：“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無獨有偶，2015年2月13日，習近平回延川縣梁家河村看望父老鄉(xiāng)親時，也深情地說：“當時我離開梁家河，人雖然走了，但是心還留在這里。那時候我就想，今后如果有條件、有機會，我要從政，做一些為老百姓辦好事的工作。”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在梁家河當村支書的時候，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在正定當縣委書記的時候，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他都不曾忘記人民。這是因為，在梁家河的時候，習近平就把人民這兩個字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內心。

在陜北插隊的知青都知道陜北的特點：這里是農村，也是革命老區(qū)，不同于城市、工廠、兵團和農場，插隊知青相對自由一些，可以和農民之間有更全面、更親近、更真實的接觸。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習近平在梁家河看到了真實的農村，和農民建立了真實的感情。

延川縣從1970年就開始招工了。然后從1971、1972年開始有大批的上學，1972和1973年連大學帶中專走了將近一百人。大概到1973年就基本走得差不多了。習近平是北京知青中最后一批離開的，他在農村入了黨、當了支部書記，帶著當?shù)乩习傩崭奶鞊Q地。

梁家河的經歷讓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根基深深扎在中國最廣闊的土地上，扎在最廣闊的人民群眾基礎上。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農業(yè)大國。讓農民留在農村，還是走向城市？留下的農民怎么留，進城的農民怎么進？這些問題不僅僅是農村和農民的問題，更關涉整個國家的發(fā)展布局。習近平總書記在農村扎根七年，從來沒有忘記當年的農民朋友，他深深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農村的真實情況。因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舉措都非常務實，著眼于解決一系列民生問題和發(fā)展問題。

梁家河的經歷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實踐的開端。他曾經講道：“七年上山下鄉(xiāng)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么叫實際，什么叫實事求是，什么叫群眾。這是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yǎng)了我的自信心。”他最先提到的“實際”“實事求是”都是實踐的具體表現(xiàn)。唯有實踐，才能認識到實際；唯有實踐，才能做到實事求是。

1979年，習近平從清華大學畢業(yè)后，到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擔任當時國防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耿飚的秘書。對一般人來講，給國防部長當秘書是一件多么光榮、多么有前途的事情。然而，習近平在梁家河樹立了“為人民辦好事”的理想，這個理想始終沒有改變，實踐的過程也始終沒有停止，因此他主動提出到基層去。1982年3月，他到河北正定縣擔任縣委副書記，再次回到基層，回到群眾之中。

從最基層的村支書干起，從為人民辦好事的具體實踐做起，不斷擴大實踐范圍，不斷深化實踐層次，不斷在實踐中夯實自信心，并把這種自信心提升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發(fā)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可以說，七年知青經歷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歷史起點。